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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 :宫廷斗争·万里诛杀-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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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场上有两大文字游戏,一是绰号——包括谥号、庙号、尊号,另一则是避讳,是儒家知识分子对权势的一种卑屈谄媚,比绰号更麻烦、更无耻,影响深远。
“讳”这个单音节的方块字,在作动词时,意思是“躲开”。在作名词时,意思是“尊长的名字”。“避讳”就是“对尊长的名字,不但笔下不能写,口中也不能说”。尊长的名字就好像疯狗的屁股,万不可碰,不小心碰了一下,大祸可是滔天的,会被立即咬上一口,毒发身死。五千年来,中国人除了缴税和服役,每天还要面对种种大小不一、光怪陆离的疯狗的屁股,长期下来,遂不得不紧张出全民性的神经质恐惧。
罗素曾指出,只有野蛮部落的人才避讳,领袖人物如果名约翰,则改称Juhquil,如果名乔治,则改称Georɡquil。随着野蛮程度的降低,文明程度升高,避讳也就绝迹。中国则不然,在这个巨大的酱缸之中,避讳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泛滥。发生在十八世纪清王朝的一系列的文字狱中,就有几桩跟避讳有关。像王锡侯,他在他主编的字典里,遇到玄烨(清王朝四任帝)、胤祯(清王朝五任帝)、弘历(清王朝六任帝)的名字,都没有“缺笔”示敬,立即诛杀。(缺笔应该解释为“不敬”才算合理,而竟被解释为“敬”,疯狗自有疯狂的思考模式。)
躲开尊长名字(避讳),在古书《礼记》上,便有明文规定,以后逐渐成为一种专门学问,研究三年都研究不完。大体上说,有四种方法:一是“改字”,二是“空格”,三是“缺笔”,四是“改音”。只因为秦王国国王嬴政的老爹名嬴楚,就索性把楚王国改成荆王国;西汉王朝七任帝刘彻名“彻”,蒯彻先生就成了蒯通。像南宋一任帝刘裕,《宋书》介绍他时,不说刘裕,而说:“名曰刘讳。”南梁一任帝萧衍的父亲萧顺之,《梁书》就有“前侍幸□宅”奇怪句字,□下注:“顺之。”像唐王朝二任帝李世民,名字中有一“世”字,王世充遂成了王充,前面所举的玄烨的“烨”,就成了“ ”,胤祯的“胤”,就成了“ ”,弘历的“弘”,就成了“ ”。而孔丘这个儒家的祖师爷,“丘”(qiū)就得念成“回眸一笑百媚生”的“眸”(móu)。
为了不碰疯狗的屁股,不但改国号,还改姓氏,历史上有名的文彦博,本来姓敬。曾祖父时,跟后晋帝国一任帝石敬瑭的“敬”字对撞,他只好改姓“文”。到后晋帝国瓦解,才改回原姓“敬”。可是宋王朝一任帝赵匡胤的祖父名赵敬,敬家只好再继续姓“文”,宋王朝历时三百二十年,遂一“文”到底。姓都可改,名更不在话下,孔莽,因为跟新王朝一任帝王莽同名,就改名孔均。不但改人名,如果官名跟疯狗屁股的名字相同——或同字,或同音,连官也不敢做。《北史》记载:李延实被任命当“太保”,因为他祖父名李宝,“保”
“宝”同音,辞职不干。官可以不当,衙门不能全部裁撤,只好改衙门,李世民的“民”施展威力,“民部”就成了“户部”。衙门既可改,地名更不用说,西汉王朝五任帝刘恒有一个“恒”字,恒山就成了常山。地名可改,经典书籍也可以改,刘邦名“邦”,《论语》上的“何必去父母之邦”,就成了“何必去父母之国”。不但人改名,官改名,书改名,地改名,连动物也得改名,西汉吕雉当权之后,“雉”就成了“野鸡”。
每个项目,我们只能举一个例证,如果作较详尽的叙述,真能写一部百科全书。但只由这一些斑点,可以看出全貌。避讳泛滥之后,知识分子如同陷入疯狗屁股大阵,东招西架,扭曲得不成人形,叙述几则人人皆知的故事,说明扭曲的程度。
田登当州长时,不准许人民冒犯他老人家的名字,冒犯的就受到鞭打,于是人们都把“灯”改叫为“火”。上元节时,州政府出告示说:“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这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成语的来源。钱良臣也不准人冒犯他的名字,他的小儿子非常聪明,一天读到《孟子》:“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他就朗诵起来:“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这还是自己拍自己的马屁。五代时代的名宰相冯道请教师讲解《道德经》,上面有句:“道可道,非常道。”教师于是改“道”为“说”:“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天下最无聊的事,莫过于避讳,五千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为躲开疯狗的屁股,只好到处打听尊长的名字叫什么?爹娘、祖先的名字又叫什么?既不准人写,又不准人说,却又非要人知道不可——不知道怎能不写不说?这种矛盾的窘境,反而被当做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法则。除了把活人搞得神经兮兮,还把所有的文字记载,弄得一团糟乱。感谢时代,如今帝王终于绝种,否则的话,我这种直呼帝王名字的干法,早就血染法场。
5 匈奴汗国(王庭设蒙古国哈尔和林市)的重臣,一致认为:“车师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土地肥沃,草木茂盛,位置又最接近匈奴。汉朝人占据得越久,田亩开辟得越多,储存的粮食也越多,对匈奴一定造成伤害,我们不能不夺回来。”于是,不断派军攻击汉朝的屯垦兵团。汉朝屯垦兵团不断战斗,筋疲力尽,不能支持。郑吉率驻扎渠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西南)的另一支屯垦兵团七千余人赴援,陷于包围。
郑吉上书中央政府求救,说:“车师距渠犁一千余里(两地航空距离四百千米),汉朝屯垦军在渠犁的很少,不能解除车师的危急,建议增加屯垦军人数。”刘病已跟后将军赵充国等讨论,打算乘匈奴汗国国内空虚,攻击它的西部军区(蒙古国西部阿尔泰山北麓),使它不敢再骚扰西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中亚东部)。
魏相上书劝阻,说:
“我听说:平定叛乱,诛杀凶暴,称为‘义兵’,把仁义当做使命的军队,是王者之师。敌人发动侵略,攻击我们,我们不得不起来抵抗,称为‘应兵’,救亡图存,阻止外患,可以取得胜利。为了一口气咽不下去,争回颜面,只不过一点小小的伤害,便忍不住满腔怒火,疆场相见,称为‘忿兵’,这种受情绪驱使的战争,必然顿挫。贪图别国的土地、爱慕别国的金银财宝,因而劳师动众,称为‘贪兵’,因为没有正义的士气,就非失败不可。仗恃国家强大,炫耀人口众多,打算在敌人身上展示自己的威望,称为‘骄兵’,傲气凌人的结果,会使全军覆灭。这五种军事行动的结局,没有人可以改变,也是一种公平的天道。
“最近,匈奴汗国曾经不断伸出友善的手,所掳掠的我国士兵百姓,都遣送他们回来,再也没有进犯过边塞。虽然争夺车师国,不过是小规模的战斗,不足介意。听说各位将军打算动员大军,深入匈奴心脏,我十分愚昧,不知道这次军事行动,将归于哪一种类型?现在,沿着边塞的各郡,都很贫困。老爹跟儿子,只能共穿一件狗皮或羊皮,无米无粮,挖掘草根充饥,常害怕他们无法维持残生,又怎么忍心使他们再去服役?
“《老子》说:‘军事行动之后,必有凶年。’意思是人民愁苦怨恨之气,伤害天地间阴阳调和。(《老子》的话有科学根据,被这么一解释,反而玄得难以理解。原因简单明了:劳力缺乏,灌溉系统毁坏,田地荒芜。自然发生旱灾,有旱灾必有饥馑,死尸遍野,瘟疫自起。)幸而胜利,还有后遗症,恐怕天灾民变,从此一发不可遏止。
“现在的郡长跟封国宰相,很多人并不能胜任他们的工作(刘病已时代,以吏治清明闻名于世,尚且如此),民情更是浇薄,水灾旱灾,不时发生。就在今年(前六四年),儿子杀父亲,弟弟杀哥哥,妻子杀丈夫的,有二百二十二人,我认为这不是小的变态事件。陛下左右官员,没有考虑到民间痛苦,仍主张大张挞伐,在万里外的蛮荒地区,报复细小的仇恨,恐怕会应验孔丘所说的:‘季孙的灾难,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颛臾,音zhuānyú【专鱼】。萧墙,大门之内的屏风小墙,遮断外人对庭院的视线。鲁国世袭的国务官季姓家族,将要攻击颛臾国【山东省平邑县】,孔丘告诉他的弟子这样说,指危害季姓家族的,不在外,而在内。)
刘病已采纳魏相的建议,停止动员。派长罗侯常惠,率领张掖郡(甘肃省张掖市)、酒泉郡(甘肃省酒泉市)的边防军骑兵部队,前往车师国,护送郑吉跟屯垦兵团到渠犁。征召逃亡在焉耆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县)的车师前太子军宿(参考前六七年十二月),封他当车师王,把车师国所有人民,迁到渠犁;把车师国故地跟已开垦出来的农田,全放弃给匈奴。任命郑吉当护卫军政官(护司马),使负责鄯善国(原楼兰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以西,南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盆地南边缘)诸国安全(北道【塔里木盆地北
边缘】已放弃)。
魏相喜爱阅览中央政府档案中保存的奏章,探讨西汉王朝建立以来所发生的故事。经常提出历史借镜,把贤臣贾谊(参考前一七四年)、晁错(参考前一六九年)、董仲舒(参考前一四○年)的见解跟建议,奏报给刘病已,请求采纳。宰相府官员们前往各郡各封国公干,或者退休回到故乡所属的郡县;魏相都教他们提出所见所闻的报告,或有关盗贼,或有关天灾,郡政府不肯呈报,魏相就直接向皇帝提出。跟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辅政。刘病已对二人全心倚重。
6 丙吉性情敦厚,从不展示自己的善行。自从受他保护的皇曾孙刘病已登上皇帝宝座,丙吉闭口不提昔日的恩情,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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