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苦难-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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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大门口，以前卖报的一个同事刘大姐拉住了我。　
　　沙漠舟，昨天你发在晨报上的那篇文章我看了，边看边流眼泪；我还叫了我儿子来看，说你看人家叔叔这么艰难还这么上进，你更应该好好学习……　
　　我这时才知道，自己投给《北京晨报》的那篇文章已经发表了。　
　　早在两三个月前，友人梅晓芳就说，一定要把我给“推”出去。　
　　他见我不肯动笔写，就自己写了一篇关于我的报告文学。　
　　我看后，觉得不能完全写出我的“风采”，于是，以梅晓芳的身份写了一篇《卖报诗人与命运同行》，投给了《北京晨报》总编张雅宾。　
　　张总编把稿件转给了一位名叫佟奉燕的编辑。　
　　佟编辑给我发了一份特快专递，把我约到了报社。　
　　“验明正身”之后，佟编辑让我把文章修改一下，准备给我发一个整版。　
　　我熬了一个晚上，在烛光下修改完成了四五千字的关于自己的报告文学《驾希望之舟穿越命运的荒漠》。　
　　1999年11月7日，《北京晨报》以一个整版发表了这篇文字，并配了我卖报和写作的照片各一张。　
　　当天，我工作过的海淀区学院路发行站站长张颐芳大姐把所有的发行员都召集到站里来，说，咱们中有一个人上电视了，你们知道是谁吗？　
　　大伙面面相觑。　
　　张大姐亮出报纸：喏，大伙看看是谁……　
　　然后，她给每人发了一份当天的报纸：大家拿回家好好看看……　　　
　　第十五章　漂泊在北京（10）　　　
　　一些读者给我写来了信。其中一位打工妹在来信中说，她在北京打工都打不下去了，看了我的事迹，她决定不回家了，要在北京坚持下去……　
　　天际公司给我撰写的《彭德怀传》评定了稿酬级别，每千字9元，共要付我稿酬1800元。　
　　我后来才知道，在北京，干我这样的“活计”，每千字稿酬一般在30～60之间。　
　　天际公司把招聘广告贴在大学校园里，无非是诱骗那些不明底细的穷困学子们给他们充当“廉价劳动力”。　
　　而这些大学生们，很多人的文笔远没达到足以写一本出色的名人传记的程度（包括我这个初中生在内），并且时间仓促（限定在两三个月内），因而，这样出炉的一大批“名人传记”，其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坦白说，我为彭德怀“立传”，是有愧于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的。　
　　搬一个家，　有多难啊！　
　　图书公司按协议，先付给我一半稿酬，计900元，扣去预付了的600元，至我手上的，只剩下300元。　
　　这一点钱，根本不够我欠下的400元房租。　
　　而我也不能用它们去还房租，否则，我又得喝西北风了。　
　　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已经让我住怕了，我想另外找一个便宜一点的住处。　
　　正好一位朋友来了两个小老乡，也在找住的地方，于是我们三人一起住进了农业大学附近的一个学生公寓，在里面合租了一个房间，每月每人只分摊100元。　
　　这是一家新开办不久的学生公寓，让我们先住下，过两天再交钱。　
　　哪曾想，两天之后，朋友的两个小老乡找到了工作，连招呼也不打一个，拎上行李偷偷溜出了公寓。　
　　房租一个月要300元，我一个人当然不可能住下去了，拎上行李也想溜走。　
　　保安拦住了我。　
　　最后，我交了三天的房租共30元钱，才得以“走人”。　
　　另外一位朋友看上了清华大学附近的一处民房，房租180元/月，建议我一起搬到那儿。　
　　这个朋友的女友也住在地下室，在搬家的时候，是我给他们叫的一辆黑车——微型面的。　
　　满装行李的面的开出没几步，就被闻声赶来的管理人员给拦下了。　
　　原来，朋友的女友也欠了两三个月的房租，管理人员认定朋友是个有钱的主，非要他替他女友付清房租才肯放行。　
　　管理人员还招来了派出所的民警。　
　　我在大院外，目睹了这一幕，气急败坏又无计可施。　
　　管理人员后来终究还是放了我朋友“一马”。　
　　我们搬到新住外后，仅仅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我们便目睹了几个佩红袖标查暂住证的联防队员打了一个妇女。　
　　我们也没办暂住证。朋友的女友吓得够呛：赶快换地方，赶快……　
　　没奈何，我们向房东交涉，经过软磨硬泡，房东才答应让我们退房。　
　　天快黑时，我又到路上打黑车。　
　　这一次，我们想搬到圆明园里的一个学生公寓。　
　　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我打的又是那辆微面。那位司机看到打车人又是我时，不禁说了一声“真有缘分哪，伙计”。　
　　装齐了行李，我押车先走，朋友和他的女友骑车在后面赶来。　
　　穿过华灯闪烁的闹市，车子驶进圆明园的小路时，天已经全黑了。　
　　由于没有路灯，通往新“家”的路上一片黑暗。　
　　我差点给司机指错了路。　
　　到了公寓，我让保安帮着卸下了行李，并给司机付了车费。　
　　司机正要开车走人，一个小伙子问他去中关村要多少钱，他想运一台电视机去那儿。　
　　谈好价钱后，小伙子让司机等几分钟，他去抱彩电过来。　
　　这一等就是十几分钟。　
　　司机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启动车子要走之际，朋友和他的女友骑车赶到了。　
　　女孩泪水涟涟，说，快，把行李装上车，回去！这么荒凉的鬼地方，哪里是人呆的？！　
　　我说，要回去你们回去吧，我是不走了……　
　　于是，留下了我的行李，我又押着朋友的行李上路了。　
　　出了黑糊糊的小路，终于看到密集的灯火时，我的眼里涌出了不争气的泪水——搬一个家，　有多难啊！　
　　走在地铁的人流里，我感到温暖和幸福！……　
　　安顿好新家之后，我去拜访了作家王宏甲。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以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无极之路》轰动全国的著名作家，我的老乡。　
　　王宏甲老师说，接到我那封“实在无床可睡”的信后，觉得对我有一种责任……　
　　这番话语，让我忽然想到：我该原谅两个人——我原本想一辈子都不原谅的嫂嫂和大姐。　
　　听我说了一些生活经历后，王老师指出，应该把你的经历写成书，这将启迪很多人。　
　　临走时，王老师见我衣着单薄，把他的一件大衣和几件毛衣送给了我，还硬塞给了我300元钱。　
　　那天晚上，拎着一手提包满满的衣服，口袋里揣着那300元钱，走在地铁的人流里，我感到温暖和幸福！……　
　　我会有“自己的神座”么？　
　　１９９９年12月9日，我在北大听了周国平的讲座。　　　
　　第十五章　漂泊在北京（11）　　　
　　他主讲的题目写在了电教报告厅的黑板上：　
　　中国人缺少什么？　
　　看了题目，我大言不惭地对身边的一位北大学生说，我想，中国人所缺少的，在我身上肯定有。　
　　周国平的演讲证实了我的猜测。　
　　2003年，我从周国平的新书《安静》中，找到了这篇演讲稿。　
　　那么，中国人究竟缺少什么呢？　
　　请允许我在此断章取义，摘录演讲稿中的一些片断，它们或许能使您进一步看清“沙漠舟”这家伙的“嘴脸”：　
　　“中国人缺少对精神价值的尊敬，从而也缺少对守护和创造了精神价值的人的尊敬。”　
　　“中国人、中国文化缺少精神性，或者说精神性相当弱。所谓精神性，包括理性和超越性两个层次。理性属于头脑，超越性属于灵魂。”　
　　“精神性的另一个层次是超越性。通俗地说，有超越性即有自己的灵魂。所谓有自己的灵魂，就是在人生的问题上认真，人为何活着，怎样的活法好，一定要追问其根据，自己来为自己的生命寻求一种意义，自己来确定在世间安身立命的原则和方式，决不肯把只有一次的生命糊涂地度过。”　
　　“中国曾经有过许多为某种社会理想献身的革命烈士，但不容易出像苏格拉底这样为一个人生真理牺牲的哲学烈士，或像布鲁诺这样为一个宇宙真理牺牲的科学烈士。”　
　　“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中国人缺少真正的宗教感情。当一个人的灵魂在茫茫宇宙中发现自己孤独无助、没有根据之时，便会在绝望中向更高的存在呼唤，渴望世界有一种精神本质并且与之建立牢固的联系。这就是本来意义的宗教感情，在圣奥古斯丁、巴斯卡尔、克尔凯郭尔、托尔斯泰身上可以看出其典型的表现。我们对这样的感情是陌生的。我们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灵魂生活，很少为纯粹精神性的问题而不安和痛苦，很少执著于乃至献身于某种超越性的信念。因此，我们中很难产生精神圣徒，我们的理想人格是能够恰当处理人际关系的君子。也因此，我们缺少各种各样的人生实验者和精神探险家，我们在精神上容易安于现状，我们的人生模式容易趋于雷同。　
　　“总起来说，我们缺少头脑的认真和灵魂的认真，或者说，缺少广义的科学精神和广义的宗教精神。”　
　　讲座结束后，我请周国平在我带去的一本旧书上题字。　
　　那书，是周国平早几年前出版的《只有一个人生》。　
　　周问我题什么，我说，就写您的一本新书的名字吧……　
　　于是，周提笔写下了这么几个字——记住回家的路。　
　　在这个晚上，我结识了两位新朋友。　
　　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热烈交谈后，我们这三个陌生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他们，男的名叫汪渊，女的名叫月儿。　
　　在这个晚上，我们各自心中的理想都得到了有力的回应与共鸣。　
　　在交谈中，汪渊忽然指着我和月儿，一脸肃然地说：　
　　你们两个，将被后人尊为神。　
　　为了纪念这个美好的的晚上，我请他们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