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上神秘的星空-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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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上神秘的星空

　　　　2004年02月10日　09：32

　　　　主持人：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里是《大红鹰世纪大讲堂》，我是王鲁湘。大家好！德国的大哲学家康德的墓前有一块墓碑，墓碑上刻了两句话，一句是“头上是神秘的星空，心中是道德法律”。今天我们不谈道德法律，我们谈头上神秘的星空，因为头上的神秘的星空，是至今为止我们人类仍在探索的一个神秘的对象。自从人类从四脚着地变成两脚着地头顶蓝天以后，头上的星空就成为启迪我们人类智慧和文明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象和源泉。今天我们请到了上海交通大学的江晓原教授，他给我们来讲《星占学的科学考察》。

　　　　江晓原：

　　　　1955年生于上海，自幼好古成癖，

　　　　特别迷恋于古代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

　　　　恢复高考后以第一志愿考入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

　　　　1988年成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的博士。

　　　　后投身于科学史研究，出任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之首任系主任。

　　　　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学院院长

　　　　主持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最近这几年，有一个很大的国家级的一个项目，叫做“夏商周的断代工程”，那么这个“断代工程”你也参与其中了，作为一位研究天文学史的，包括也学过天体物理学的人，您作为一个个人在这个“断代工程”中间，您觉得您的知识起了什么作用呢？

　　　　江晓原：我是“断代工程”的两个专题的负责人，其中有一个专题是整个“断代工程”最关键的几个专题之一。在这个里面天文学对这个工程起着一种非常特殊的作用，因为以前人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历史学问题嘛，你就让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去努力就行了。但是这次呢工程引入了天文学的手段，有很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我们的天文学知识，能够帮他解决，所以这就是叫做“天文历史年代学”嘛。就是说用天文学的方法去解决历史年代学的问题。

　　　　主持人：也就是说你实际上利用了中国古人星占的一些记录，然后帮助您来解决了中国夏商周的某些断代的一些难题？

　　　　江晓原：可以这么说。

　　　　主持人：另外还有一点我感兴趣，可能也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感兴趣的就是，您怎么能够从关注天上那么大的星空，然后再转到关注人类两性之间的问题呢？

　　　　江晓原：这个说来又比较话长了，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本来纯粹是偶然的因素，对这个古代的性学发生了兴趣，而且我当时又恰好有机缘看到了一些很难看到的材料。因为我从小呢有个习惯，就是好古成癖。一般对事物的历史总是特别喜欢，所以我看到了这些材料了以后，我觉得这个材料就这么看着玩玩太可惜了嘛，我觉得应该做一点研究嘛，写一点东西嘛，所以我就写了一篇学术论文。事实上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说我反而正业的论文还没发表的时候，这个副业的论文已经发表了，而且我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关于性学史，而不是我的天文学史。

　　　　主持人：是不是觉得您和性的距离近一点，和星空的距离远一点？

　　　　江晓原：那当然，性跟我们每个人的距离都很近。我顺便告诉你，我还是中国性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所以在这个中国的性学史界，我现在甚至可以也算元老之一，至少改革开放之后，我被认为是第一个发表关于古代房中术的研究的成果的人。

　　　　主持人：我想其实在座的各位大学生，不论男大学生，女大学生，可能今天非常想听我们江教授讲讲性，可是今天我们请江教授要讲的是“星占学的科学考察”，有关性的问题我们可能会安排特别的时间让江教授来跟大家讲，现在有请江晓原教授给我们大家讲《星占学之科学考察》，大家欢迎。

　　　　江晓原：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呢，叫做《星占学之科学考察》，这个题目主要的内容是这样的，我们除了对星占学做一些基本的介绍之外呢，特别要对它进行科学考察，就是说我们怎么用科学的立场，站在科学的立场上，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这个星占学。所以这个报告它既不是一个宣扬星占学的报告，也不是一个对星占学进行批判讨伐的报告，而是尽可能进行一个客观的分析。

　　　　先说第一部分，星占学两大功能类型。我们平常对星占学呢，一般只是说，它是看天上的星星然后做一些预测，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呢，它在中、西方是有很不同的两个类型。在我们中国古代呢，这个星占学是专门用来预测国家大事，比方说王朝的兴衰呀，战争的胜负啊，年成好不好啊，会不会有洪水呀，是预测这种事情的。那么这种星占学呢，它通常都是告诉你一个天象，然后它后面有一个占辞，这个占辞说这种天象下会有什么什么事情发生。那么这种占辞呢，在古代的星占文献里面记载也非常地多，有卷帙浩繁的著作，这是一种，在西方是另一种。西方的星占学呢，它是根据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告诉他出生的年月日和时，由星占学家推算出此刻，那个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在黄道十二宫上面的位置。因为古人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只知道五颗行星，其余的行星是后来近代科学出现以后才发现的。所以古人都只知道五个行星，而且古人把太阳和月亮呢也看成两颗行星，这个东、西方也一样。西方人在古代都把这个称为行星，我们中国人把这个七个天体称为七政是一样的。那么西方人呢，你如果要去进行星占，你就把你的出生年月告诉这个星占学家，年月日时，他给你推算出一个黄道十二宫上，你出生时刻的七个天象的排列，根据这个东西他预言你这一生的幸福与否。比方说包括你是不是健康，你的人生是不是顺利啊等等。现在我们年轻人所接触的所谓星座呢，就属于后面这一种类型，就是西方的传统。

　　　　江晓原：那么这个两种类型的星占学呢，它们的情形也不一样，在中国呢，那一套专门用来推算王朝大事的星占学呢，至少已经运作了两千年，甚至可能已经运作了三千年之久，它的整个框架结构基本上是不变的，一直到近代科学的兴起，人们不再信这个东西为止。而西方呢，这个算命天宫图呢，它的历史比中国的那种星占学呢，要稍微短一点，但是至少在希腊化时代，也就是说亚历山大大帝他的帝国崩溃之后，他的将领们分割了他的帝国，那一段几百年的时间，通常称为希腊化时期，从那个时候开始基本上就定形了。我们知道的一些著名的天文学家，比方说托勒密，再到后来文艺复兴后面的开普勒，这些人都是非常著名的星占学家。托勒密留下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星占学的书，叫做《四卷书》。这个在整个中世纪，这个《四卷书》被认为是星占学的圣经，就像他的《至大论》是天文学的圣经一样。星占学在西方经历了几个黄金时期。希腊化时代可以说是它的第一个黄金时期。随后经过罗马帝国，中世纪一直广泛流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呢，出现了第二个黄金时期。在这个之后，随着现代天文学的兴起，星占学的市场才逐渐地减小。但是它从来也没有完全退出这个领域，因为今天在西方仍然有很多星占学的活动，比方说他们有很多报纸每天都要登有关的算命天宫图，哪天没有登了，读者还要去抗议，打电话去抗议，说为什么今天没有这个东西。那么也有各种各样的传说，说什么连某些美国总统他也信星占学，确实星占学现在在西方仍然成为一种流行文化中的元素。

　　　　但是人们对待它是什么态度呢？这个我们要做这个客观的分析，首先呢，如果我们站在今天的现代天文学的立场上，站在现代科学理论的立场上，那么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星占学的理论是不可能成立，因为无论是中、西方，这个星占学的理论，它最基本的原则是说，人间的事情会在天上有反映。因此如果我们看了天象，我们就能够预言人间未来的事情。但是事实上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是吧，但是你把它看成一种历史上固有的文化的时候，文化中的一部分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对它做客观的分析。比方说你如果去对星占学的历史有所了解的话，你会看到在那些星占学史的著作中经常谈到一些非常著名的占例，就说某某人神奇地预言了一个事情，到时候这个事情就完全如他预言的那样，都应验了。其实那些所谓的准确的预言，它是完全可以用科学的理论，用比方说社会学的理论来加以解释的，那么我们这里先来看第一个占例。

　　　　这是在南北朝的时候，北朝的一个著名的大臣叫做崔浩，他对于一次火星的星占，那个占例在整个中国星占学史上都是非常著名的。事情是这样的，大臣们向皇帝报告说火星看不见了，那么皇帝非常惊恐。因为在中国星占学理论中，火星被认为是一个跟战争一直有关的东西，这个跟西方的马尔斯，就是战神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当皇帝听说火星出现了异常了，他非常惊恐，召集了很多大臣来讨论这个事情，那些大臣们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个时候崔浩说，我知道，这个火星它现在在何处何处，过了多少天之后，它会在什么什么星座上出现。那些大臣首先不相信，说你怎么能知道过多少天，他说好像是说过八十天就会出现在某一个星座上，说你怎么能知道。崔浩说他不仅能知道这个，他还能知道这次火星看不见，到在某个地方再出现，它象征的是后秦的这个政权要灭亡。后秦是当时另一个政权。当时因为的中国分裂成很多政权。他的这个预言当时大臣们都表示不信，皇帝也就是将信将疑，说把这个东西记录在案。过了一些时候呢，首先是那个火星真的像他说的，在那个日子里出现在那个天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