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画传-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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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国际女权主义运动中成为一名领袖人物。《第二性》影响了许多国家的女性，1965年波伏娃的《第二性》在日本出版后很快成了畅销书，而且波伏娃的著作全部被翻译成日文。


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如果我是男人（3）

　　多部作品的接连问世，波伏娃声名雀起，开始逐渐走入公众视野。二战后，波伏娃改变了一些政治观点，她意识到了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不能脱离社会、群体而存在。从追求个人绝对自由的无政府主义到介入社会，关注现实，把个人的命运和社会前途联系在一起。加上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波伏娃自己也成为一个存在主义者。当萨特成为存在主义代言人后，波伏娃一直被视为萨特的跟班。在人们眼中，她是为萨特摇旗呐喊的小兵。　　　　　　　　　　　　　　　　　《第二性》让波伏娃摆脱了萨特的阴影，但是她并不满足做一个女性专家。《第二性》写完之后，她开始写一部以二战后法国知识分子奋斗生活为题材的小说。这部小说完全摆脱了波伏娃以往小说的说教味，它是一种纪录和再现。这种转变让波伏娃变得有些担心，当她把手稿拿给萨特看时，她的心里直打鼓，因为她非常重视这部小说，也非常用心，所以就格外害怕努力得不到肯定。萨特看完后真诚地对波伏娃说：“这是你最出色的作品。”　　波伏娃给小说起名为《名士风流》，全景式再现了二战后法国知识精英的政治生活。二战后的法国知识精英们在历经战争磨难后，面临物质贫困和精神危机，破落的城市，巴黎这座“骄傲地屹立在世界中心的城市已经毁灭”。战争结束了，却又没有结束。世界仍然笼罩在不安定的气氛下：美国的霸权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强权政治、美苏对抗、东西方冷战。法国国内的局势也是剑张弩拔，戴高乐和法共的对立，混杂着各种派别各种倾向的错综复杂的矛盾，让每一个法国知识分子都难辩是非，难以抉择。　　　　　　　　　　　　　　　　　　　　　波伏娃不同意将《名士风流》中的人物与她的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一一对应：“经历不等于一切事实，我也不想写一部编年史……《名士风流》不是纪实小说，我讨厌纪实小说……安娜不是我，我只是借她的口说我要说的话。至于亨利随便人们怎么说，他反正不是加缪，绝对不是。把萨特和迪布勒依等同起来这同样荒谬。”1954年底，《名士风流》出版两个月后获得了龚古尔奖。　　在萨特的影响下，波伏娃开始逐渐关注政治。战后她曾积极协助萨特成立了“社会主义与自由”，但是这个组织很快解散了。确切地说，波伏娃直到50年代以后才开始频繁地介入政治。


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超然于世的政治态度

　　当波伏娃还在埋头写作，游离于政治之外的时候，萨特一直密切关注着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战后的国际形势进入新时期，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东西方冷战。法国国内，共产党社会党右翼势力互相仇视，争执不下。右翼势力和以戴高乐将军为首的派别，倾向美国，视共产党为公敌。萨特对于世界局势的看法是美苏争霸只会是两败俱伤，他希望双方能消除对抗停止冷战，还世界和平。“社会主义与自由”解散后，萨特加入了“革命民主联盟”。　　1948年早春的欧洲，反共情绪和对战争的紧张感空前激化。而萨特一直积极参加革命民主同盟的活动。他写了一部戏剧《肮脏的手》，题目的含义是：剧中讲了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年轻共产党员，他为了彻底背叛自己的阶级，愿意担当刺客的角色。但他时时处于道德的焦虑之中，总想在任何情况下保持纯洁理想。同他形成对照的是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人，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这部戏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旺达扮演其中女主角，大获成功。但是，因为在剧中塑造了一个不择手段的党内领导，共产党评论家认定这是一个反共的戏剧，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其实萨特的本意并非如此，之所以取名为《肮脏的手》，意在表明：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政治斗争中不弄脏自己的手。资产阶级评论家则对《肮脏的手》拼命鼓吹，认为该剧反映了共产党内部残酷斗争的真相，甚至给这部剧添上了反苏的色彩。萨特对此严正抗议，他不禁想到之前众人对“他人即地狱”这句话的误解，和现在的情形是多么相似。　　他感到百口莫辩，他此时的政治态度开始超然于美苏两大集团之外而保持独立。他还逐渐发现“革命民主联盟”奉行的是改良主义路线。这让他感到很不满。很快，他与联盟的首领达维·胡塞起了冲突，不久决裂，萨特退出联盟。　　此后他一直在寻求与共产党的对话与合作。1952年，亨利·马丁事件让萨特重新赢得了共产党的信任。亨利·马丁因为张贴反对印支战争的传单被捕入狱，法国共产党发起了营救马丁运动邀请萨特参加。萨特马上上书总统要求特赦马丁，并写了亨利·马丁事件一书。在萨特和法国共产党的努力下，马丁释放了。而且萨特在他自己主编的《现代》杂志上写了不少宣传共产党的政论文章，法共接纳了萨特。　　起初波伏娃的政治态度并不明朗，但在萨特的影响下，她意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给世界带来和平。波伏娃逐渐接受了他的观点，并经常撰文声援萨特。


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波伏娃在中国（图）

　　中国对波伏娃来说，是一个渴望了解的国度。　　　　　萨特一直关注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他一直对中国有巨大的兴趣。1955年的9月至11月，应中国对外协会的邀请，波伏娃和萨特来中国访问了45天，陈毅副总理亲自接见。周恩来总理还邀请他们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盛典。　　1955年11月2日的《人民日报》还刊登了萨特的《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一文，在文章的最后一段他这样写到：对于这个曾经遭受过多少苦难，而且今天又能够不计较旧日仇恨的伟大国家，法国人民只能报有一种情感，那就是友谊。　　萨特和波伏娃对中国十分友好，他们的来访，加强了中法两国文化上的沟通交流，推进了中法两国的友谊。虽然刚成立不久新中国在各方面都十分落后，但他们看到更多的是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我在沈阳住了不到一个星期，等我回到北京，北京的面貌在某些街道和某些市区已经变了样子。”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改变现状的热情。波伏娃曾对萨特感叹：在中国，一个法国人自己觉得已经是一个死人。　　中国对于波伏娃来说，是一个她渴望了解，却又难以找到入门钥匙的世界。在来中国之前，她暗暗下定决心，要揭穿以往西方新闻界歪曲中国的谎言，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她在图书馆和资料中心查阅了大量关于中国昨天和今天的报道、论文、统计数字等。她还特地拜访了一些汉学家。　　1957年她专门出版了对新中国观感的书，取名为《长征》。这本书以充足的事实驳斥了西方的反华观点，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饱食终日的西方人任何时候也不会想要去体验他人的生活。我那时也受他们的影响而麻木。中国有3/4的人无衣可穿？这样蓄意误解的极端例子敦促着我去看一看真正的新中国。”《长征》除了访华观感，还详细介绍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中国的几个大城市。　　萨特回国后，在《新西兰观察家》周刊发表了《我们所见到的中国》，后来又接受《新政治家和民族》杂志记者加罗尔的采访，发表访谈录《对新中国的看法》。本来他打算专门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但是未能如愿。萨特和波伏娃关于中国的一系列言论发表之后，在西方世界引起轩然大波，受到反共分子的猛烈攻击。


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四访苏联（1）…（图）

　　很快苏联就让他们失望了。　　　　国际上各种派别各种矛盾互相交织。萨特也曾有过摇摆、犹豫。真相被遮蔽，萨特一不小心就被假象迷惑，真理更是难以洞察。他一会儿指责西方世界对苏联社会主义运动的抨击与歪曲，一会抗议苏联设置劳动集中营。这种自相矛盾的观点，使得萨特长期处在左右两派势力的夹击之中。与共产党的关系时好时坏。　　1956年10月24日，波伏娃和萨特得知苏联对匈牙利内政进行武装干涉，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30万人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同苏联在政治上脱钩。苏联坦克包围了布达佩斯，造成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事件。苏共公开违背“二十大”许下的诺言，继续对其他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　　波伏娃和萨特都为苏联的做法感到吃惊，他们联合几位作家签署了抗议苏联干涉别国内政的协议书，公开谴责苏联的野蛮行径，毫不避讳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另外波伏娃和萨特还表示尽管苏联领导人这次犯了错，他们仍然对苏联社会主义保持信心。不过他们对“匈牙利事件”的立场与观点还是得罪了共产党。萨特与共产党的关系彻底破裂，他们的关系一共维持了4年。　　虽然与法共的关系破裂了，但是波伏娃、萨特和苏联的关系仍旧友好。1962—1966年，他们每年都要到苏联出访一次，并与苏联作家协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苏联已经开始引进萨特、加缪等人的作品，文学艺术氛围变得不那么严肃紧张了。在苏联他们认识了不少苏联的知名作家。他们的足迹踏遍了苏联及其周边地区。1963年，波伏娃还受到了赫鲁晓夫的接见。不过她对他印象并不好。赫鲁晓夫认为他们来自资本主义世界，将他们看作敌人，时常恶语相加，他还语气肯定地说苏联对匈牙利事件的武装干涉是非常正确的。这些令波伏娃和萨特感到十分不快。　　很快，苏联就让他们失望了。1966年苏联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被认为用笔名在国外发表反苏言论而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