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氏三兄弟-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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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被置于特务们的严密监视之下。　　　　
　　　　　　　　是金子就要闪光。共产党员不管在哪里工作，都要为各族人民谋利益。毛泽民到民政厅后，照样拖着病躯为解除新疆各族人民的疾苦而奔忙。　　　　
　　　　　　　　穷人中的鳏寡孤独和老弱病残，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最为可怜，最需要社会的关心和帮助，是民政工作的主要对象之一。毛泽民最同情这些人的遭遇，上任后首先把目光投向了他们。　　　　
　　　　　　　　8月上旬的一天，毛泽民顶着炎热的夏日，来到一所破败的救济院里，看望这里的老人们。他看到这里房屋破旧，设备简陋，老人们吃饭没有桌凳，伙房里没有几件像样的厨具，老人们个个衣衫褴褛，面容憔悴，整个救济院简直就是一个难民收容所……　　　　
　　　　　　　　看到这里，毛泽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拉着老人们的手，一个一个地询问老人们的情况，征询他们的意见和要求。　　　　
　　　　　　　　他一个救济院一个救济院地跑，情况了解清楚了，一份《各区、县救济院整顿大纲》也拟定颁布了。这份大纲，对于全疆救济院的分布、收容贫民的标准、生产工作项目、经费给养保障以及对救济院贫民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娱乐等，都做出了明确规定。接着，毛泽民又提出并签发了《救济院贫民管理及办事细则》，对各救济院的房屋修缮、购置被褥毛毡、缝制院民服装以及开展力所能及的生产经营增加收入、保障经费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新疆的救济院作为一项社会福利事业，办起了多年，但是从来没有人像毛泽民这样对救济院贫民这么关心，工作做得这么细致，救济院的老人孩子们，开始享受到了人世间的温暖。按照毛泽民提出的要求，全疆共整顿和新建了17个救济院，共收容鳏寡孤贫和残疾人三四千人。　　　　
　　　　　　　　毛泽民任民政厅长期间，还为新疆各族人民在政治上争得了一份民主权利。这就是制定和颁布《新疆省区、村制组织章程》，废除农官乡约制，让农牧民民主选举区、村长。　　　　
　　　　　　　　毛泽民知道，要了解农牧民的痛苦，就必须让基层政权掌握在同情百姓、办事公道的人手中。这时，盛世才还未撕破假面具。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经过与盛世才的一番斗争，盛世才被迫同意毛泽民的意见，对基层政权组织进行改革，实行民主选举区、村长。于是，1941年11月1日，由毛泽民起草拟定的《新疆省区、村制组织章程》正式颁布实施。　　　　
　　　　　　　　按照《章程》规定，在毛泽民领导之下，一个民主选举区、村长的热潮在天山南北兴起。农牧民们眼睛最亮，谁个好，谁个劣，谁能为农牧民办事，谁最会欺凌百姓，都看得清清楚楚。《章程》赋予了他们选择区、村长的民主权力。那些一贯欺压百姓的地主巴依、流氓恶棍们，一个个都耷拉下了脑袋———谁还会投票选举他们呢？那些素孚众望、办事公正、忠实于大众利益的人，被农牧民们推上了区、村长的位置。　　　　
　　　　　　　　在改革基层政权组织、民主选举区、村长的基础上，毛泽民又领导开展了建立县政务委员会的工作。全疆各县都先后建立了政务委员会，使县级组织的权力置于政务委员会集体监督之下，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县级行政长官独断专行弊端的产生。毛泽民还大力提倡深入清廉的工作作风。他自己做出表率，深入基层轻车简从，从不前呼后拥给基层和百姓增加麻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从不拖拖拉拉。不少县级政府官员受到他的影响，改变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作风。　　　　
　　　　　　　　1942年春末夏初的一天，毛泽民正伏案工作，忽然得知：新疆西部各县发生大面积斑疹伤寒。这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死亡率很高，如不迅速扑灭将严重威胁新疆各族人民的健康和生命。毛泽民心急如焚，立即组织医疗队奔赴疫区，自己也亲自指挥各地卫生防疫。由于工作过于紧张劳累，他终于又病倒了。　　　　
　　　　　　　　毛泽民躺在病床上，心里想的却是疫区的情况。他强忍着心慌、气喘的痛苦，避开医务人员，趴在枕头上，吃力地写了一封给全疆医务人员的指示信。信中对全疆医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了分析，指出了解决的方法，提出了加强卫生防疫工作的具体措施。当医务人员们得知这封信是周厅长趴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写下的时候，无不受到感动。　　　　
　　　　　　　　躺在病床上的毛泽民坚持着指挥这场扑灭疫情的特殊战斗。当疫情基本上被控制的消息传来时，毛泽民那蜡黄的脸上才露出笑容。为了使各级政府从这次疫情暴发中吸取教训，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卫生防疫工作，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毛泽民在疫情扑灭后不久，又亲自为《新疆日报》撰写了一篇专门论述这一问题的文章。报社的工作人员在编发这篇文章时，都非常感动，社长当即决定压下报社已写好的社论不发，而将毛泽民的文章作为“代社论”在头版发表。　　　　
　　　　　　　　大凡热情关心帮助别人的人，对自己却往往不关心。毛泽民也是这样。不用说他长期带病工作，很少休息，就是吃穿用等方面，也十分节省。他用的一只旧皮箱，是1937年和钱希钧在上海时廉价买的。头上戴的一顶皮帽子，也是在上海时买的。到新疆后，他几乎没有添置什么像样的东西。吃的也很简单，能吃饱就行。其实，他的胃不好，每餐吃的东西都很少。他喜欢吃泡菜，常常自己动手腌制，有时还将腌制好的泡菜送给别人品尝。他一直保持着不吸烟不喝酒的习惯。喝茶倒是他的嗜好，如同毛泽东那样，连茶叶都要用手指从茶杯里抠出吃掉。他的不菲的薪水呢，大部分用来资助了别人。　　　　
　　　　　　　　与钱希钧协议离婚后，1940年5月间，毛泽民与朱旦华结婚。朱旦华原名姚秀霞，后改名叫朱家农，到新疆时改用现名。她在“迪化女中”任教导主任，后担任新疆省妇女协会总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是一位能干的女同志。他们的婚礼很热闹，但很简朴，什么也没有添置，两个简单的行李搬在一起就是。婚后，他们互相勉励，互相关心，感情笃深。1941年2月他们的儿子毛远新出生了。　　　　
　　　　　　　　中年得子，毛泽民说不出有多高兴。


第十九章　天山雄鹰与狼为伍的日子

　　　　　　　　公元1941年，国内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在国内，蒋介石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国际，德国法西斯突然发动大规模侵苏战争，社会主义的苏联岌岌可危……　　　　
　　　　　　　　面对这剧烈动荡的国内国际局势，新疆督办盛世才对苏联和共产党的态度，即刻发生了急剧变化。　　　　
　　　　　　　　1939年9月，中共代表邓发离任前在与接任者陈潭秋交谈时，曾这样评价说：“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有野心的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他还在党内对同志们说过：“盛世才革命是不可靠的，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个评价，真可谓入木三分。　　　　
　　　　　　　　盛世才提出所谓“六大政策”，实行亲苏亲共，其真实目的就是为了借助苏联和共产党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容不得任何有碍于自己实行独裁统治的事情发生。1938年9月新疆召开“三全”大会期间，担任新疆学院教务长的共产党员林基路，在会上向到会代表散发了一本抗战歌集，歌集的扉页上印有马克思、斯大林、毛泽东、朱德、盛世才的头像。盛世才看到自己的照片被印在最后边，大发雷霆，以“擅自印发抗战歌曲”为借口，给林基路记大过一次。1939年2月，高登榜等20余人从延安来到新疆，盛世才在宴请这些人时，威胁说：“新疆是个封建色彩十分浓厚的地方，不能把延安的办法用在新疆。新疆的六大政策是以新哲学和马列主义为基础，是惟一正确的政策，如有人把延安那一套搬到新疆来，那我就请示毛主席把他撤换。”他安排在共产党员身边的特务，时时都在监视着共产党员的行动。　　　　
　　　　　　　　正因我们党看清了盛世才的军阀本质，所以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尤其是邓发、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这些党的高级干部，都十分注意策略和工作的方式方法。所有从延安派到新疆的人员，一律用化名，尽量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分。党员要过组织生活，但都秘密进行。盛世才不让宣传马列主义，只允许宣传他的“六大政策”，共产党员们就以马列主义精神去宣传“六大政策”。甚至有时借用几句吹捧盛世才的话，来达到宣传我党政策的目的。共产党员们都严格要求自己，不为自己谋取私利，不违法乱纪……　　　　
　　　　　　　　尽管盛世才有那么多特务，却很难抓到共产党员的什么把柄。然而，盛世才历来狡诈多疑，心狠手辣。他排除异己惯用的手法，就是凭空炮制所谓的“某某阴谋暴动案”；给政敌罗织罪名；加以剪除。比如；1933年6月26日他制造了所谓“陈中、陶明樾叛乱案”；同年10月，又以阴谋手段除去了曾支持他上台的东北义勇军首领，最后连新疆省主席刘文龙也被他除去；1937年8月间，又以“阴谋暴动案”为由，除去新疆省副主席和加尼牙孜等数百人。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世才这个政治流氓错误估计形势，认为苏联靠不住了，共产党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加快了他的反苏反共、投靠蒋介石的步伐。　　　　
　　　　　　　　秋天，他将反共矛头直指毛泽民，诬称毛泽民在水磨沟召开“秘密会议”，进行“阴谋活动”。　　　　
　　　　　　　　水磨沟是迪化城东北部的一个地名。当时迪化城供应的面粉全靠这个地方的水磨碾磨，所以称“水磨沟”。大约是九、十月间，毛泽民因长期超负荷工作，旧病复发，经盛世才批准，来到水磨沟的萧曹亭养病，顺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