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氏三兄弟-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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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合作。”对张学良要实行互不侵犯，共同抗日，可以派出全权代表同张学良直接谈，不管任何派别，都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而在基本原则上不能让步。军事谈判集中于军委，政党谈判集中于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的报告。会议决定派周恩来为中共全权代表赴延安同张学良会谈。　　　　
　　　　　　　　要与自己不共戴天的蒋介石搞统一战线，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件极其痛苦的事。而这种统一战线的方略曾在1927年引起了惨痛的破裂！现在毛泽东又要同杀害了他的第一个妻子、他的弟弟、他的堂妹和他近乎半数的亲密战友的集团实行联合！为了民族的利益，他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这一切，毛泽东都以博大的胸怀接受了。　　　　
　　　　　　　　特别是当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延安时，曾令毛泽东吃惊：想想看这也是必然中的偶然，也曾是他的预言。接着他收到张学良的电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稍后，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　　　　
　　　　　　　　怎样处理这次突发的事变？怎样处置这位大名鼎鼎的俘虏蒋介石？作家R。特里尔作了描述：　　　　
　　　　　　　　有些共产党的领导人希望对蒋实行无限期的监禁，或者作为卖国贼对他进行公开审判。毛则另有谋略，他想利用这一时机显示自己既往不咎、宽宏大量的姿态，在全国赢得道义上的胜利，以作为一名爱国者，挫败这位中国名义上的领袖。　　　　
　　　　　　　　“我们一周时间没有睡觉，都在作决定。”周恩来说（他也主张宽大）。　　　　
　　　　　　　　正当中共在处理这一棘手难题的时候，从莫斯科来了一份令人不可思议的电报。斯大林认为，绑架蒋介石肯定是日本人的阴谋，张学良和共产党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蒋。似乎毛看到这份电报后勃然大怒，他把电报撕得粉碎，一边跺脚一边咒骂。　　　　
　　　　　　　　这是斯大林最后一次就基本方针问题直接给中国共产党发指示。毛一反常态，———他不只是纵声大笑，这是他的有力武器———这表明，他决非看不起斯大林。不过，毛不理睬斯大林的指示，同时，这也使他更加怀疑莫斯科的聪明和诚意。　　　　
　　　　　　　　经过三方———张学良、共产党、蒋介石及他难对付的妻子———十九轮的谈判，“西安事变”的结果是达成了妥协，这是令人惊讶的。　　　　
　　　　　　　　蒋作为自由人飞回南京。张学良陪同前往，不久就成了蒋的阶下囚。但是，作为回报，蒋放弃了中国只存在一个政府的要求。　　　　
　　　　　　　　不出数月，国共统一战线产生了……　　　　
　　　　　　　　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正式成为中国全部武装力量的一部分。西北苏区也不再是企图取代南京的一个政府而改称为“边区”。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产党的名字降了一格。毛也从蒋的财政部门中领取薪水———每月五块钱。　　　　
　　　　　　　　蒋重新得到了他的假牙，但是，只有以前就属于他控制的地区才听从他的指令，并不是整个中国都服从他。蒋赢取了他获得释放的胜利，但是中国共产党因为释放他，使中国共产主义的运动在全国人民面前赢得了崭新的地位。　　　　
　　　　　　　　从此，国共两党掀起了联手抗战的新高潮。　　　　
　　　　　　　　延安，成了革命者翘首、爱国者向往的中心。


第十八章　延安新生活贺子珍，一个要强的人

　　　　　　　　红军到达陕北，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随着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的推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中国革命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新阶段在考验着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面临着新的考验。贺子珍当然也不例外。她考虑最多的是能像其他姐妹们一样，独当一面地工作，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做出新的成绩来。　　　　
　　　　　　　　当时，保安的街头上，满是“团结抗日，枪口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　　　　　　
　　　　　　　　主席每天忙着写文章，开会，和干部们谈话，给红军大学讲课，常常工作到深夜。贺子珍常常想与主席谈谈自己的工作，每每看到主席很忙很忙，话到嘴边时又咽下。她很怀念井冈山时期，丈夫还能有点时间，陪自己到野地里散步谈心，俩人心心相印，形影相随。现在却不同了。有时，主席忙起来，几天都见不到他。即使在家里，找他的人也很多很多，一拨又一拨，推都推不掉。贺子珍根本就插不上话。俩人感情交流的空间也被“革命工作”四字占去了。贺子珍曾一度感到孤独。这时，她有一种看法———整个形势一片大好，只有自己一团糟：一是长征中那次死里逃生的负伤，留在身体里的弹片还时不时地在折磨着她；二是她与毛泽东结婚，接二连三地怀孕，长征途中她再次怀孕，如今又要临产，眼见肚子又一天天大起来，现在已不能出门；三是今天一早，她又摔了一跤。人若是倒霉，石子儿都要欺负人。　　　　
　　　　　　　　“摔着了没有？”毛主席上前扶起了她。　　　　
　　　　　　　　“像是没有。”贺子珍哭笑不得。　　　　
　　　　　　　　“先送医院检查一下，以防万一。”主席关心地说。　　　　
　　　　　　　　就这样，贺子珍被送进医院做检查。没出医院，就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五个孩子。因是早产，孩子出生时显得格外小，不到5斤。邓颖超抱起孩子说：“这孩子看起来娇小玲珑，我看就叫娇娇吧，好听又好叫。”　　　　
　　　　　　　　后来有人给主席报喜，说子珍生了个娇娇。毛主席风趣地说：“今天是开门见喜，老婆摔了一跤，生了个小娇娇！”　　　　
　　　　　　　　“主席，你要请客喽！”有人说道。　　　　
　　　　　　　　毛主席幽默地说：“好吗！这娇娇是长征中怀孕，是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生的，应该庆贺！不光庆贺娇娇的出生，还要庆贺长征的胜利，更要庆贺新时期的到来么！”　　　　
　　　　　　　　一生以苦做伴的主席，这天晚上还真破例喝了点酒。祝贺的人来了一大院，她们分别是康克清、邓颖超、刘英、曾志、钟月林、钱希钧等等，大家都欢声笑语，惟有一个人笑不起来，她就是娇娇的妈妈贺子珍。她不是不欢迎娇娇的到来，而是娇娇不该在这个时刻到来。这只会影响她的工作安排。　　　　
　　　　　　　　纵观毛泽东一生，这是贺子珍生育六胎惟一活下来的孩子。成人后，毛泽东为“娇娇”取名李敏。姓李，沿用毛泽东当年的化名李德胜的姓。名敏，取用《论语》“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典故。　　　　
　　　　　　　　贺子珍的心情一直是很沉重的。　　　　
　　　　　　　　直到娇娇长到三个月的时候，她的主意已经拿定，让娇娇留给保姆看管，自己要走出去，学习深造。因为自己的文化底子差，只在福音堂的教会学校念了几年书，随着革命的需要，越来越需要文化知识。再加上毛泽东常说她文化落后。这种求知欲，随着她参加革命时间的进程，日益强烈。终于有一天，她向主席提出了自己要上“红大”的要求。　　　　
　　　　　　　　毛泽东以为听错了：“你要什么？”　　　　
　　　　　　　　“我想到红军大学深造。”　　　　
　　　　　　　　“深造完做什么工作？”　　　　
　　　　　　　　“我不想再抄抄写写了。”　　　　
　　　　　　　　毛泽东先是有些吃惊，很快又平静下来，用关心爱护的口气问：“娇娃怎么处理？”　　　　
　　　　　　　　“我想托给保姆看管。”　　　　
　　　　　　　　毛泽东耐心地说：“要知道，‘红大’以团结紧张著称，每天三操两课，不休说正常人都感到吃力，况且你又负过重伤，还有孩子，我不反对你去，而是怕你身体吃不消啊？”　　　　
　　　　　　　　贺子珍一脸认真的样子：“你说五次反‘围剿’累不累？二万五千里长征苦不苦？这样的苦和累我们都挺过来了。抗大的紧张我还受不了吗？”　　　　
　　　　　　　　毛泽东知道贺子珍的脾气，外柔内刚，她是位要强的人，只要是她认准的事儿，八头大牛也拉不过来。再说上大学并不是坏事，于是就答应了她：“那就去吧，只要你感到兴趣就行。”　　　　
　　　　　　　　争取来的机遇，贺子珍十二分地珍惜。她把孩子略作安排，收拾一下随身衣物和洗漱用具，便只身来“红大”报到了。她被分配到“红大”第一科学习（第二科离此四、五里，第三科远在甘肃庆阳县）。这个班的学员，当数二十六岁的贺子珍最大，因此大家都礼貌地喊她“大姐”。　　　　
　　　　　　　　“红大”的校舍除了石洞以外，什么样式也没有。这些石洞好似蜂窠一样，不知哪个朝代开凿的。大的高宽各约一丈，深约一丈四尺，小的不过高宽各约六尺，深五尺。毛主席为学校规定了“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它陶冶着红军干部的情操，又通过这些干部传播和贯彻到全军和全国。　　　　
　　　　　　　　贺子珍一投入到这个集体，就以忘我的精神进行学习，那种在毛主席身边的孤独感立即消失了。她严格要求自己，凡是学校规定的纪律她都严格遵守。比如出操和队列，她都一课不拉。皮带一扎，绑腿带一打，英姿焕发。　　　　
　　　　　　　　她离毛泽东的住处很近，只有二里，只坚持星期天回去过礼拜。其他时间，她都坚持与学员同吃同住同学习。尤其是劳动课，贺子珍更是积极参加。　　　　
　　　　　　　　为了开辟校园平坦的道路，党支部订出了一个计划：开辟一条横贯校门的大路和三条交通大道的支线。这项任务由大家动手去完成。　　　　
　　　　　　　　大家劳动热情很高。有的拿镢，有的拿铲，有的用锄，有的用钩。同学们自动地、极有风趣地互相鼓励着。这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