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氏三兄弟-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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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时刻，派往前线的同志终于回来了。正好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获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歼灭敌人两个师，活捉了两名敌师长，缴获了大批现洋。　　　　
　　　　　　　　毛泽民立即下令停止兑换。各合作社大量出售日用品，还有布匹，食盐，标价牌上写着：“只收国币，不收现洋。”　　　　
　　　　　　　　老乡们纷纷议论：“哟，谁说纸币要过期，谁说纸币不值钱？你看政府还拿出光洋换纸币，现在卖东西又专收纸币呢。”　　　　
　　　　　　　　人们又赶紧捧着光洋到银行兑换纸币，购回所需物品。有的人不买货物，也将现洋换回纸币。　　　　
　　　　　　　　不几天，收回的现洋比换出去的还多。　　　　
　　　　　　　　4月间，邓子恢又签发了中央财政部“第十九号训令”：严格控制现金出口，建立现金出口登记制度。　　　　
　　　　　　　　后来，为把社会闲散资金聚集拢来，充裕银行资金，调剂有无，支持生产，便利群众生活，毛泽民又大力提倡开展储蓄运动，要求总行和各分行、兑换处，普遍开展储蓄业务。定期、活期、零存整取都有，5角即可开户办理储蓄手续，储蓄人如迁移地方，可在新的地方取钱。　　　　
　　　　　　　　苏区再次兴起了一个储蓄热潮。


第十六章　突围西征毛泽东离开了中央局的领导岗位

　　　　　　　　　长汀的十月，秋雨沙沙。一会儿阴一会儿晴，老天就像小孩子的脸说下雨就下雨。这细细的雨丝，随风在窗外飘扬着。毛泽东躺在福音医院的病床上，隔窗望着漫无边际的雨丝，心中说不出的愁怅。　　　　
　　　　　　　　　贺子珍手端中药，轻脚轻手地走到床前：“润之，趁热快喝下吧。不然越凉越苦。”　　　　
　　　　　　　　　毛泽东像个很听话的孩子，接过碗，牛饮般地喝下，将碗递给贺子珍：“小毛怎么样？”　　　　
　　　　　　　　　子珍回答：“不知为什么昨晚哭了一夜不睡觉。”　　　　
　　　　　　　　　毛泽东关切地说：“孩子小，不行先看医生。”　　　　
　　　　　　　　　贺子珍点点头。　　　　
　　　　　　　　　这些日子，贺子珍的八字也够背运的了。生了孩子后，身体一直不好，前些天为毛泽东上山采药还扎了脚，痛得她死去活来。这不自己刚好些，孩子小毛又闹起病来。　　　　
　　　　　　　　“人若倒霉，病都来欺负！”毛泽东道。　　　　
　　　　　　　　　贺子珍问：“还想吃点什么？我去准备。”　　　　
　　　　　　　　“留到中午一块吃吧。”　　　　
　　　　　　　　贺子珍道：“我与小毛都不重要，关键是你的病要早早好。能吃点就吃点。”　　　　
　　　　　　　　“好吧，就做点米粥吧。”毛泽东说完心里一酸，不觉落下泪来。是啊，太劳累夫人了。她为自己，不光献出了青春，也献出了事业。自己的问题，使她也受到精神打击。应该说她受到的打击比自己更重。再说毛泽东的落泪还另一层意思，这便是他成为“洋房子先生”不受欢迎的人。　　　　
　　　　　　　　话说“洋房子先生”是毛泽东同志对那些洋教条主义者的讥讽。是指王明当时的中央。　　　　
　　　　　　　　王明，生于1904年，比瞿秋白、李立三小3岁，比毛泽东小11岁，安徽金寨人，小商人家庭出身，原名陈绍禹，1931年才化名王明，以该名闻世。　　　　
　　　　　　　　共产国际对向忠发、李立三的中央不满，决定走马换将，一个20多的小青年一跃走向中共领导层的最前台，幕后国际背景一目了然。罗章龙、何孟雄反抗中央，但在共产国际的大棒下顷刻击碎，瞿秋白迭遭打击，李立三被送往苏联“学习”，王明一派上台即“出手不凡”，推行一条“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不顾中国革命的现实，御敌“国门”之外。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朔风”，是1931年春开始刮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　　　　
　　　　　　　　1931年1月上旬在上海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时，赣南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没让出席，会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向下传达秘密精神。　　　　
　　　　　　　　1931年4月中旬，受中央政治局派遣，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宁都青塘，代表中央全权处理“富田事变”，并参与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中央代表团到达后，在苏区中央局召开的“青塘会议”上，正式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开始将王明的一些“左”倾错误主张和政策带进苏区。幸喜中央代表团成员进入苏区后，总的来说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只是在土地分配政策等一些方面，开始贯彻王明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错误政策。　　　　
　　　　　　　　1931年8月30日，中共中央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写了一封信。但却在许多方面提出了与事实不符合的批评。同年9月20日，被中央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左”倾领导者们，不顾红军仍处弱小地位这一客观现实，做出了一个决议，要求红军不停顿的进攻敌人，以夺取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接着，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又催逼苏区中央局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贯彻中央的“左”倾方针政策。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1931年11月1日，在瑞金叶坪召开了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等5个文件，在许多方面接受并贯彻王明“左”倾错误主张和政策，不点名地批评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主张和方针政策。　　　　
　　　　　　　　这次会议后，过了两个月，毛泽东就离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岗位。“一苏大会”后，由于成立了中革军委，取消红一方面军建制，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撤销，毛泽东原来所任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职务，也就算撤销了。　　　　
　　　　　　　　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正式做出充满“左”倾错误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正式提出一条所谓的“积极进攻路线”。按照这条“进攻路线”的要求，红军应集中主力打赣州、吉安、抚州、南昌等重要城市，要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以便将长江南北的苏区连成一块，夺取全国胜利。　　　　
　　　　　　　　毛泽东认为，就当时的条件而言，这是不现实的。他反对集中红军主力攻打坚固设防的赣州城，也反对红军冒险攻打吉安、南昌等中心城市，而是主张红军主力在扫除苏区内部的白色据点之后，应向赣东北和闽西北方面发展。后来，在制定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方针时，毛泽东又极力主张红军应采用“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战术，集中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的支持和赞同，却遭到“左”倾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其他一些同志的反对。　　　　
　　　　　　　　于是，便有了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的召开。这次会议在宁都县北部的小源村召开。苏区中央局的8位成员：周恩来、毛泽东、任弼时、项英、朱德、王稼祥、邓发、顾作霖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认为毛泽东是对中央“进攻路线”的消极怠工，是“不尊重党领导机构”，逼要他交出军权。会后，毛泽东刚恢复不久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又被撤销了。当时毛泽东由于日夜操劳，加之忧国忧民，更忧红军的前途，身体日见消瘦。于是毛泽东便到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并照顾在长汀生孩子的妻子贺子珍。　　　　
　　　　　　　　这天，毛泽东正在病房里看书。贺子珍领着一个大个子的人走进来说：“润之，你看谁来了？”　　　　
　　　　　　　　毛泽东抬起头来：“这不是大个子罗明吗？无事不登门，你怎么来了？”　　　　
　　　　　　　　“我是尽地主之意，来看望你来了。”罗明答道，然后让警卫员把一篮子水果呈上去。　　　　
　　　　　　　　罗明是闽粤赣临时省委书记，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长期在福建西部地区工作。1927年1月任中共闽南特委书记，1928年2月任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书记，同年4月，与许土森、孟坚一起，作为福建省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9年春回厦门，接任省委书记。1930年6月，中央推行李立三“左”倾路线时，下令各地红军攻打大城市，由于罗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主张，被指责为“右倾保守”。1931年4月被派往闽粤赣特委任组织部长，后由于临时省委书记卢德光携巨款潜逃，前委决定让罗明接任省委书记。　　　　
　　　　　　　　“谢谢。”毛泽东捧起双手。这时贺子珍也把一杯茶水送到罗明手中。两人开始了推心置腹的长谈和探讨。　　　　
　　　　　　　　罗明问：“敌人反复‘围剿’的形势何时才能结束呢？”　　　　
　　　　　　　　毛泽东道：“据我看来，如果内战延长的话，那是在敌我强弱对比起了根本变化之时。如果红军一旦改变到比自己的敌人更为强大时，那末，这个反复就结束了。那时是我们围剿敌人，敌人则企图反围剿，但是政治和军事的条件将不允许敌人获得如同红军一样的反‘围剿’的地位。”　　　　
　　　　　　　　罗明道：“前三次我们之所以能粉碎敌人围剿，主要是贯彻了战略退却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道：“是的。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在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谋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罗明道：“我看过《水浒传》，里面有个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可是我们现在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