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学问-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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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军与清军激战的场面

　　石达开打败了曾国藩这支在当时看来是生气勃勃的军队，就又打败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军事上威震全国，大有夺取全国之势。可就在此时，太平军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为争权夺利相互残杀，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等著名将领先后被杀，两万多精锐死于内乱，石达开又带十万精兵出走。太平天国从军事上的全盛时期走向了下坡路。

　　此时，曾国藩趁机再夺武汉，并在与李秀成激战后夺得了安庆。清文宗咸丰十一年（公元1860年）八月，曾国藩受命为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有了更大的指挥权，派三路军马进攻：李鸿章自己率淮军保上海进攻苏南，曾国荃率主力进攻天京，左宗棠进攻浙江。由于太平军士气低落，战斗力大大下降，所以连吃败仗。再加上英国“常胜军”的支持，无锡、常州、苏州等地接连失陷。清穆宗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六月三日，洪秀全在绝望中死去。

　　曾国藩的湘军入天京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以至“秦淮河尸首如麻”。湘军见物即抢，“子女玉帛扫数悉入湘军”。

　　太平天国大花钱

　　《天朝田亩制度》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大同理想”。然而，这“大同理想”又何曾能维持得长久？

　　曾国藩完成了他率湘军攻灭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元凶”使命，由于他善于玩弄权术，又一步步地登上了“圣相”的位置。曾国藩在攻打太平军十二年的历程中自然并非一帆风顺，他数次战败，两次投水自杀，还有一次因害怕李秀成的大军袭来而数日悬刀在手，准备一旦兵败，即行自杀。他虽然忠心耿耿，还是屡遭疑忌。

　　在第一次攻陷武汉之后，捷报传到北京，咸丰帝大为高兴，赞扬了曾国藩几句，但咸丰身边的近臣却说：“如此一白面书生，竟能一呼百应，攻克武汉，并不一定是国家之福。”咸丰听了，默然不语。

　　曾国藩也知会遭人疑忌，便借回家守父丧之机，带着两个弟弟（也是湘军重要将领）回家，辞去一切军事职务。过了近一年，太平军进攻盛产稻米和布帛的浙江，清廷恐慌，又请他出山，并授他兵部尚书衔头，有了军政实权。不久，慈禧太后专权，认为满人无能，就重用汉人，为曾国藩掌握大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清文宗咸丰十二年（公元1862年），曾国藩被授以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政的权力，巡抚提镇以下均须听命，不久又赐以太子太保头衔，兼协办大学士。自此以后，曾国藩在清廷中有了举足轻重的位置。

　　曾国藩激流勇退的方式进一步获得了清廷的信任，取得了大权，在进攻太平军胜利以后，他仍然小心翼翼。由于曾国藩的湘军抢劫吞没了很多太平军的财物，使得“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天京人财一空，朝野官员议论纷纷，左宗棠等人还上书弹劾。曾国藩既不想退出财物，也不能退出财物，在进京之后，忙做了四件事：一、因怕权大压主而退出了一部分权力；二、因怕湘军太多引起疑忌而裁减了四万湘军；三、因怕清廷怀疑南京的防务而建造旗兵营房，请旗兵驻防南京，并发全饷；四、盖贡院，提拔江南士人。

　　这四策一出，朝廷上下果然交口称誉，再加上他有大功，清廷也不好再追究什么，反而显示出了他恭谨的态度，更加取得了清廷的信任，清廷又加恩赏以太子太保衔，赏双眼花翎，赐为一等侯爵，子孙相袭，代代不绝。至此，曾国藩荣宠一时。

　　太平天国玉玺

　　洪秀全用中国传统的“神道设教”的方式组织起义，但他似乎是一个真正虔诚的基督徒，并用“神道”的方式来指挥战争和处理政治，怎能不败？

　　曾国藩还曾打过捻军。捻军首先在淮北一带零星起事，后逐渐汇成大流，又得太平军相助，遂成大势。清廷本想派蒙古贵族僧格林沁镇压，以显示并非只有曾国藩一类的汉人才有用，但僧格林沁被捻军击毙，无奈又得派曾国藩出马。曾国藩不像僧格林沁那样紧追捻军，而是坚壁清野，实行围堵的政策，后来还是被捻军冲破，终于无功。后经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出马，才算压住了捻军。

　　曾国藩还是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赞成购买洋船洋炮，又派李鸿章等人“师夷人之长”，学习洋人的技制，网罗科技人才，建立枪械工业，对开矿等也有所提倡。他还注意选拔人才出国学习，在国内也注意设立学馆，培养人才。

　　曾国藩之所以成为所谓的“圣相”，“圣”就“圣”在他是封建道学的理论家和实践家。

　　曾国藩极为推崇程朱理学，并且深入研究，提出新的理论，认为做学问就是为了恢复人性，就是恢复天地间的“理”和“气”，使人这一正气的凝结物载以封建道德的灵魂。这一点，与程朱理学的思想脉络完全一致，都是维护封建道德的。

　　曾国藩书信手迹

　　他还特别推崇先秦时期的“内圣外王”的理论，即在思想品德上要加强修养，向圣人靠拢，在实际能力上要有王者风范，能匡时济世。的确，曾国藩身体力行了这一理论，算得上言行一致。

　　他在训诂学等方面也很有成就。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和他的权位结合起来，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加上他亲手培养了许多学生，提拔了很多士子，因而，他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当时就有许多人把他吹捧成所谓的“圣相”。

　　曾国藩还亲自实践他的理论，在未回乡组织团练以前，在京中做官就十分注意修身养性，特别是在“静”字上下功夫。他的生活起居极有规律：早起、静坐、养气、保身、读书、写字等，每日坚持记日记。他的这套做法，连他的老师都很器重，当朝皇帝也多有嘉评。也许正是因为他做出了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才官运亨通。

　　在曾国藩的晚年，甚至在军旅之中，也未忘记修身，强调立志、求知、敬恕、忠信、反省、慎独、谨言、有恒、勤俭、谦虚等。其目的，如他的“内圣外王”理论一样，还是“始于修身，终于济世”。

　　李鸿章像

　　有人说李鸿章是近代史上最杰出的外交家，而更多的人说李鸿章是最大的卖国贼。看来，倒不是后人评价不公，实在是末世“宰相”难当！

　　曾国藩始终不忘“半耕半读”，这是一种虚实相间，进可攻，退可守的生活，他一直认为这是最为理想的生活方式，他在家书中不断告诫子弟，必须以耕为本，以读为先，占住了这两条，家族就可长保富贵，就可立于不败之地。他许多告诫子弟的话，都被家人保存下来，成为像《颜氏家训》那样为人们所重视的家训律条。

　　清穆宗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二月，曾国藩在游园时忽觉足麻，被儿子扶进屋后端坐休息，即而无疾而终。

　　也许，曾国藩从未想过在他去世百年之后会引起人们的巨大热情。因为他既不像二程、朱熹那样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也不像诸葛亮那样是人们所敬仰的保国爱民的贤相典型，但是，他却留给了人们以深深的思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何以会出现这样一位人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二程、朱熹可以当圣人来贡奉，可望而不可及，无人去攀比模仿，就像皇帝也从不同孔子争高下一样；诸葛亮那样的贤相也可贡奉在庙里，享受烟火祭祀，当做神来膜拜。可曾国藩不同，他既不可当做圣贤来敬，也不可当做神佛来供，他是一个人，一个世俗中的人，是一个集世俗的名、利于一身的人，是一个可供效尤的真实的人！

　　当人们在其他的许多路径上折头而回时，忽然发现了这么一个人，于是，热情便来了！这热情是好是坏，现在评说，还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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