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学问-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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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过去一同反对新法，况又遭新党之害，为什么还要为新党新法说话呢？”苏轼说：“一切据实情而定，乃是为官为政之道，不应存党派门户之见，也不应有私人政见之争。过去王安石急行新法，确有不当，但如今尽废新法，亦如抱石而救溺，也不妥当！”司马光听了苏轼的话，怒气更盛，厉声说道：“尽废新法，皆如旧制，本相已决，不必再议！”说完即走出政事堂。

　　苏轼也很生气，回家后直骂“司马牛！司马牛！”吃完午饭后，他捧着肚子，问左右的人：“你们可知此中装了何物？”一女仆答道：“都是文章。”苏轼摇头。又一女仆说：“满腹都是机关。”苏轼更摇头。唯有爱妾王朝云笑笑说：“学士老朝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听后，长叹一声说：“知我者，朝云也！”

　　这样，苏轼又遭到了司马光旧党的排斥，同时尚在朝中的新党也极力排挤他，另外，还有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程颐、程颢的洛党的攻击，苏轼处境很艰难，他曾叹息说：“如随众人，内愧本心，上负明主；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仇怨交攻，不死即废。”他接连上书，要求外任，高太后体谅他的心情，便让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知杭州。

　　在苏轼出知杭州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曾两次被召还朝，又两次改换任所，实在是疲于奔命。后来，苏轼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侍读，又改任礼部尚书，兼端明殿学士，其弟苏辙也被任命为宰相。

　　自哲宗十岁起，苏轼就是他的老师。哲宗此人刚愎自用，好大喜功，不喜忠诚老练之人，在一些政敌的攻击之下，哲宗逐渐疏远了苏轼。哲宗亲政以后，就尽废高太后在元祐年间所做的事，任命章惇为宰相，吕惠卿等奸佞之徒也陆续引进。这样，苏轼的厄运到来了。

　　章惇等一批新党全部还朝，他们对元祐年间的执政大臣采取了杀戮、鞭尸、惩罚、流放的“报复”措施，苏轼当然在劫难逃。苏轼被以“讥斥先朝”的老罪名剥夺了职务，贬广东荧州，在途中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年近六旬的苏轼带着全家，颠沛于暑热坎坷之中，在同年的春天到达了惠州。

　　惠州生活的艰辛困苦是可想而知的，但苏轼以其豁达超脱的生命态度来感受这种生活，自己动手，全家人开荒种地，日子居然也过得有滋有味。在当地，他仍和在杭州、徐州等地一样，尽其所能地为百姓做事，在文化上也留下了许多美谈。

　　一天，苏轼全家团聚，偶逢其兴，便提笔写了一首《纵笔》诗：

　　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不久，这首诗传到了京城，章惇见了，嫉妒异常，他恨恨地说道：“你不是‘春睡美’吗？我偏偏要让你睡不着觉！”于是，在宋哲宗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四月十七日，朝廷下令贬苏轼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不得签署公事。

　　琼州即现在的海南岛，在当时是一片蛮荒之地。对于六十二岁的苏轼来说，这一次贬谪是一次迫害性的流放，苏轼闻讯，准备抛骨琼州，不拟生还。他的这种心态，在他的许多诗文里可以看到。

　　唐伯虎绘并题诗的《东坡先生笠屐图》石刻像

　　但苏轼到琼州后，却以坚韧超脱的态度活了下来，并为海南岛的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仅使当地人有了大批的举子，就是在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也对海南岛的居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苏轼遭贬不幸，却是海南岛的大幸。

　　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二十四岁的哲宗去世，宋徽宗赵佶即位，他想调和新旧两党的关系。在苏轼被贬琼州三年多以后，被诏还朝。在还朝的途中，苏轼每到一处，都有大批的文人学士和无数的百姓夹道欢迎，想结识或是一睹这位文化巨人和数朝名臣的风采。公元1101年，苏轼病死于北归的途中，死时，京口驿馆四周一片哭泣之声。

　　苏轼一生纯白，绝无机心，更不玩权术，由此而使他在仕途上经历坎坷，几遭杀身之祸，但正是因为他不通权术，他才成为任何权术家都无可比拟的千古名人。历史的公正，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苏轼的诗、词、文、赋以及书法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巨大的意义，他以超越的情感来关照艰难生活的生命态度，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至于不屈己阿人、不媚俗附贵的正大人格，在中国文化史上更是一直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历史毕竟还是公正的，人们并不因为苏轼一生多遭贬斥就对他怀有偏见，也不因为他一生多不得势就对他置若罔闻，而是能实事求是评价他一生的功绩，给予了无限的尊重和赞扬。至于迫害他的那些人，都像小爬虫一样灰飞烟灭了，如果历史还能记起这些人的话，那是因为苏轼，仅只是因为他们迫害过苏轼而已。借此传名，也可谓怪诞了。　


11�闭�坛上的奇人逸士

　　俗人庸人、英雄烈士、志士仁人、圣贤俊良以至奇人逸士，前者多多而后者少少，至于奇人逸士，可谓世不一出，如凤毛麟角，只能自待其来而无处寻觅。

　　奇人之奇，就在于无世俗之累，入世可经天纬地，出世可“与天地精神独往来”，不为穷困所忧，不为闻达而喜，不论穷困还是闻达，均无所累，常得率性而为。借用今天时髦的话说，那才真叫“潇洒走一回”！

　　只是当今之世，媚俗入骨者却偏偏要装出一副清气泠然的模样，浑身铜臭气却偏偏要做出一副绅士的派头，孰不知，如果划分“阶级成分”的话，他们只能归入俗人庸人的阵营中去，且是其中的下焉者，如想和奇人逸士攀缘，恐怕还要“十世修行”！只是奇人逸士太过遥远，时下之论，“贵族”一词时髦得很，阿猫阿狗披上冠带，据说也成了贵族。其实，奇人逸士才是中国传统贵族精神的代表，在他们身上积聚着真正浓郁的贵族气息。至于今天自封为“贵族”的新贵族们，实在是身外无处不贵族，唯有精神不贵族！

　　元末明初的刘基，是一位奇人，在改朝换代之际大有作为，为明朝铺设了一条开国之路。刘基是一位传奇人物，关于他的传说丰富多彩，什么能掐会算，什么呼风唤雨，简直有些像《水浒传》里梁山好汉的军师公孙胜，至于冒他名而出的风水勘舆之作以及预测祸福的《推背图》之类，更是比比皆是。如果剥去这些虚幻迷离的色彩，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可以看出，刘基是一位学者、军事家、政治家和独立特行的智达之士。

　　刘基像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生于元武宗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其家庭为耕读传家的正统地主家庭，浙江自宋以后就成为文化教育十分发达、才杰俊秀迭出的地方，素有“千山千水千秀才”之称。刘基的祖先原是丰沛人氏，在宋为官，后随南宋南迁，落脚浙江青田，到刘基的祖父这一代，还做南宋的太学上舍，并且博学多智，通晓天文地理，为人正直仗义，曾经组织过反元起义。刘基出身于这样一个较有名望的家族。自小耳濡目染，树立了建功立业的大志，也造就了他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性格。据载，刘基才华出众，自幼就显露出来，尤其他的博闻强识，实在令人吃惊。

　　刘基的住处附近有一家书店，刘基上下学经常路过。一天，他看到一本天文方面的书，随手翻阅了一遍，第二天再来读书时，竟能将前一天读过的那本天文书背诵下来。书店主人十分钦佩，就想把那本书送给他，刘基说：“书已在我胸中矣，书本已对我无用了！”他的老师对他也十分器重，因为他不仅过目成诵，还能根据所学经文，阐发自己的见解，道人所未道，言人所未言，他的老师断言他将来必成大材。在十七岁时，刘基离了府学，到括苍山的石门洞去师从当时的名士郑复初学习“二程”的理学。在这一时期，他更进一步地博览群书，尤其注意正统经史子集之外的杂家著作，医农术数、天文地理均深有心得。这样，刘基在青少年时期就已打下了极为宽厚扎实的知识功底，为他以后在政治和军事领域里驰聘纵横作好了知识上的准备。

　　张士诚像

　　但刘基的青年时期是十分坎何曲折的。他于公元1333年考中了进士，其后被授为江西高安县丞。当时，元朝的政局动荡不定，一方面是统治者横征暴敛，醉生梦死，一方面是农民起义的烽火遍地燃起。在这种情况下，有识之士或是心怀观望，寻找时机以图起事，或是干脆投入起义军中，极少有人为元朝的统治者卖命。刘基也是这样，他虽在做一个辅佐县令的小官，但他并不是死心塌地地为元朝着想，而是十分注意收搜风土民情，了解社会时事。当然，身在元朝吏籍之中，他也不能不例行公事，做一些应付门面的事，但他决不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而是以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心去伸张正义。在当高安县丞时，他曾受命复审过一桩人命案，初审裁定者是一个极有权势的蒙古贵族，但原告一直不服，连连上诉，经过勘查，刘基认为初审有误，应定为蓄意谋杀。经过刘基的努力争取，终于使冤情大白。这件事为普通百姓所赞扬，但却为当权者所不容，不久，刘基就因别人的诬陷而另调他任。刘基实在看不惯官场的贪赃枉法、阿谀奉承，一气之下，弃官回家，于公元1340年回到青田老家，做起隐士来。

　　陈友谅墓

　　刘基的学问品才已广为人知，浙江行省又让他担任儒学副提举的官职，刘基觉得也许这一官职比较适合自己，便即到任，谁知到任一看，天下官场一片黑暗，他无法改变自己的性格，对一些不法现象仍是愤加指责，其结果当然是得罪了许多人，很多人弹劾他超越职责范围，多管闲事。于是，刘基又一次愤而辞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