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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有学问-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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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在杭州、徐州辗转数年,兴水利,救水灾,为民做了许多好事。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又从徐州迁知湖州。这时,朝廷里的斗争也很激烈。王安石提拔起来的一伙人,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吕惠卿本是靠阿附王安石才当上副宰相的,但为了当宰相,竟把他和王安石的私人信件交给神宗。在王安石写给吕惠卿的信件中,有的用了“无使上知”的字样,神宗一见,觉得王安石在搞阴谋诡计,十分恼怒,就罢去他的宰相职务,命其永远不得返朝。这样以来,过去曾经支持过王安石变法的“新进勇锐”之人吕惠卿、李定、舒亶等人就独霸了朝权。苏轼墨竹画

  苏轼到达湖州,按惯例要写谢表,他想起朝廷上发生的这些事,不禁气愤,在表中不由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李定接到这份谢表一看,不由大喜,觉得陷害苏轼的时机到了,立即串通舒亶准备“劾奏”苏轼。

  但是,苏轼文名布于天下,朝廷上也有一些元老重臣保护,更兼皇后对他很有好感,要想参倒苏轼,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李定、舒亶、章惇等人怕他东山再起,将来难以处治,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

  第二天早上,李定把谢表交给了神宗,首先弹劾道:“苏轼说‘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既是反对新法,也是对皇上不满;说‘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是发泄自己对职位的不满情绪,实是未将皇上放在眼里。”李定还说苏轼有四条“可废之罪”:一是“怙终不悔,其恶已著”;二是“傲悖之语,日闻中外”;三是“言伪而辩”,“行伪而坚”;四是说皇上“修明政事,怨己不用”。神宗看了苏轼的谢表,果然脸色不悦,再加李定煽风点火,果然有些怒气了。舒亶见火候已到,便趁机举出“确凿证据”,说苏轼心存险恶。

  舒亶说:“苏轼反对新法,证据确凿,对每一种法令,他几乎都作诗讪谤。他包藏祸心,怨恨皇上,无人臣之节,确属事实。陛下行考核官吏的新法,他就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陛下严禁私盐,他就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望陛下明察。”

  舒亶的这一招的确歹毒,苏轼这些涉及新法的诗并无攻击讪谤之意,无非是描述了行新法后的一些现象。但在舒亶都成了恶毒的攻击,在此情此景之下,谁又能说得清楚呢?果然,在犹豫了一阵之后,神宗还是下令将苏轼拿问。

  苏堤因苏轼而名满天下

  苏轼在湖州任上被捕,押出湖州时,百姓夹道相送,失声痛哭,足见苏轼之得民心。押到开封以后,投于乌台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之一——“乌台诗案”。

  苏轼在狱中待了很长时间,苏轼的儿子求告无门,便去南京找苏轼的弟弟苏辙想办法。临行之时,他嘱咐别人,送饭时送鱼,不要送肉,但送饭的人搞混了,竟把肉送了进去,苏轼一见,误以为大限将至,不由悲愤中生。原因,苏轼与儿子约好,如果没有什么情况,送饭时带鱼,如果情况紧急,送饭时带肉,这样可以内外通气,早作准备。苏轼自觉李定、舒亶等人必欲将他处死,在悲愤之中,索笔写下了两首诗,其一云:

  圣上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苏轼的这首诗是写给弟弟苏辙的,本想托一狱卒交给弟弟,没想到被李定安排的耳目看到,一把抢去,交给李定。李定以为苏轼又在写诗怨谤,正愁拿不到证据,便把诗稿往袖中一塞,匆匆上朝去了。

  苏东坡醉书

  这时,朝廷内部又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曹太后在弥留之际,跟神宗谈过一次话,指出苏轼是个忠臣、才子、廉吏、好人,要神宗千万别冤屈了苏轼;神宗虽然年轻气盛,但也并未想杀苏轼,只是李定一伙人极力谄害,企图置之于死地。第二天上朝,李定把苏轼的诗交给神宗,并说苏轼又在狱中大发怨怒,神宗看完诗,觉得莫名其妙,就问李定诗上写的什么,李定一惊,才想起自己害人心切,竟未看诗稿。这么一来,形势急转直下,以前帮助李定的人见神宗态度已变,都见风使舵,替苏轼说情。就这样,在查无证据的情况下,苏轼被释放出狱。

  对于“乌台诗案”,还有另一种解释。宋代谏议大夫刘安世(另号元城先生)在《元城先生语录》中有一段记载:

  《前赤壁赋》局部

  苏东坡被御史谢景温诬告乃至下狱。当时张安道在南京做官,就向皇帝上疏营救他。本想附在南京府的公文中递交皇上,府官不敢接受。于是张安道就命令他的儿子张恕到登闻鼓院将信投进去,张恕左思右想,觉得有些不妥,徘徊再三,终于未敢投书。不久,东坡出了狱,后来看见那封上疏的副本,不由得伸出舌头,脸色都变了。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东坡未回答。后来苏东坡的弟弟苏子由看了那副本,说:“我哥哥当然要吐舌头了!这件事全靠张恕之力。”别人问:“为什么呢?”子由说:“难道不知道汉代郑昌救盍宽饶的事吗?郑昌上书说,‘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这话正激起汉宣帝的愤怒。宽饶有什么罪过呢?正是因为触犯了许、史之辈而遭祸。再来发人隐私,就更添加了几分怒气。如今东坡也没有罪,不过是名气太高,与朝廷争胜负。张安道的上疏说东坡实在是天下之奇才,难道不只有激起人主的愤怒吗?”仆人听了这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说:“那么当时要救东坡,应该怎么说呢?”子由说:“应说本朝还未曾杀过士大夫,如今就从陛下开始,后世子孙必然要援引陛下为例。神宗好名而畏此,也许可以制止那件事。”

  古人说才大压主,会引起君主的嫉妒,其实苏轼忠心耿耿,并无得罪之处,真所谓匹夫无罪,怀玉其罪了。

  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二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这里,他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躬耕东坡,留下了许多佳话。

  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十八岁的宋神宗病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由高太后摄权听政。高太后一贯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在高太后掌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清除那些靠结党营私而爬上高位的官员,她免去了王圭的宰相职位,重新任命司马光为宰相,对那帮因反对新法而遭贬斥的人物,也陆续复用,这样,苏轼先被任命为登州太守,后又召还朝廷。李定、舒亶等人见苏轼果然东山再起,又恨又怕,便时时寻找机会陷害苏轼。

  恰在其时,辽国派使臣来朝,带来一副对子的上联,要大宋朝在三日之内对上下联,若能对上,即为上邦,若对不上,便为下邦。这对子的上联是:

  三光日月星。

  高太后传旨,让百官联对,可此联实在太难,百官无一能对。李定和舒亶推荐苏轼入对,说苏轼文名满天下,定能对上,若不苏轼书《寒食贴》局部

  能对出,便是欺世盗名之辈。高太后听了,明知他俩陷害苏轼,但她还是相信苏轼可以对出,便召苏轼前来。

  苏轼见了辽使,尚不明白他何以耀武扬威,待说明来意,苏轼便请辽使亮对,辽使大声朗诵道:“三光日月星。”苏轼一听,哑然失笑道:“敝国三岁蒙童也能对出,满朝文武,无非不屑联对,逗你玩罢了!”辽使发怒,以为他对不出,故意大言欺人,便催他快对。苏轼说:“敝国蒙童即读《诗经》,我对‘四诗风雅颂’可以吗?”此对一出,辽使愕然,满堂大哗,叹为绝对。这“风”、“雅”、“颂”中的“雅”分为“大雅”和“小雅”两种,故可称四诗,一下子解决了数字“四”和后面三个字代表三种事物的矛盾,可谓巧妙至极,况且还寓有把“四诗”比作“三光”之意。

  苏轼趁势戏弄辽使说:“贵国这副对子,我信手拈来即可,‘一宫清慎廉’,‘一阵风雷雨’,‘半桶泥涂浆’……”弄得辽使晕头转向,羞惭万分,只得自认下邦,狼狈而去。

  李定、舒亶弄巧成拙,反帮了苏轼的一个大忙。在高太后的支持下,苏轼在一年之内连升三次官,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其职权在副宰相之上。

  司马光任宰相以后,当然要废除新法,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司马光主持政事堂会议,要求五品以上的朝官全参加,中心议题是全盘废除王安石所行的新法。苏轼在被贬过程中,亲眼看到了新法推行后的一些好处,觉得不应该全盘废除新法,因此,他反对司马光的主张。

  对于王安石的新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能全盘否定。北宋以后,“冗官、冗军、冗费”十分严重,王安石主要针对“三冗”,精简机构,收拢权力,提高效率,发展经济,应该说是正确的,但由于王安石用人不当,再加上守旧派反对,推行不力,新法实行了十几年确实未有大的成效,原来的问题反显得更严重。因此,司马光当然要废除新法。

  苏轼《中山松醪赋》

  座中客满惟忧百槪丈砗竺岬跻槐鼗勘ノ叶晃揖醪疾畚叶晃矣槲ù司烙瓮蛭镏砀翘煜虏豢梢蝗斩

  宋/苏轼/浊醪有妙理赋

  而就在这次会上,苏轼竟放了“头炮”,他说:“天下所以不能大治的原因,失误在于用人不当,而不是法本身的错误。如今您要全盘废除新法,实属大错!”此言一出,不仅司马光大惊,整个政事堂的气氛都为之凝固。司马光不解地问:“你我过去一同反对新法,况又遭新党之害,为什么还要为新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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