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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0-历史的底稿 :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ⅱ-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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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皖系的核心武力。
位列北洋三杰末尾的冯国璋,在这方面比段祺瑞要强。袁世凯死的时候,他坐镇南京,后来做副总统,依然在南京遥领,就是不肯跟他的部队分开。黎元洪下台,他以副总统接班做总统,实在没法再赖在南京,上任却带着一万多人的前御林军,上任后改编成两个师,还是由总统亲自统率。甚至冯下台之后,这两个师依然属于他的私产,由大总统徐世昌下令:两师交由前总统冯国璋统带。
春秋战国是民为邦本,军阀时代则是兵为将本。山西王阎锡山说得最明白,没饭吃,宁肯饿死老百姓,不能饿死一个兵。兵对于军阀,就是孙悟空的金箍棒,贾宝玉的通灵宝玉,玉丢了,棒没得弄了,也就神气不起来了,甚至连性命都不保,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冒出个仇家,敲掉你的脑袋。孙传芳、张宗昌就是这么死掉的,那些替父报仇的人,到底是什么来路,其实谁也说不清。
不过,跟自己带的兵牢牢捆在一起的将军,无论在什么时代,都只能是军阀;只听从个人的军队,无论装备多么先进,也都只能是前现代的私军;仅仅靠军队才能维持的政权,也只能是军阀政权。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将要受到弹劾的时候,黑格将军说,调两个师来,守卫白宫。尼克松说,在刺刀围绕下,是做不成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但是在第一次建立共和国的中国,总统必须带两个师自随,否则,就是个空头总统。当然,这样的总统,其实跟那些割据地方的大小军头没什么两样,都是草头王而已。
革命的意外经验双枪兵与双枪将
说历史的书在谈及军阀的时候,双枪兵和双枪将永远是个能逗起兴致的话题。所谓的双枪,就是一根步枪(或者别的什么枪)再加一根烟枪,意指那些抽大烟的军人们的“装备”。比较起来,按比率而言,在军阀的队伍里面,双枪将的比例要比双枪兵高,即使在那些士兵没有抽大烟习惯的军队里,军官也不乏瘾君子。生活稍微好一点,就要抽大烟,这是当时的风俗。北京的小富之家,每每鼓励孩子熏一口,说是可以让孩子踏实,不招事儿。那时,人们管鸦片叫芙蓉膏、福寿膏,可见其社会声誉并不像我们今天想像的那么差。同样,双枪兵的产生,也跟风俗有关。那个时候,西南和西北地区盛产烟土(论品质,西南的烟土优于西北),统治的军阀,为了多收税,鼓励甚至强迫农民种罂粟,而农民为了提高商品率,也多半乐于种植。种得多了,又没有人禁,价钱也就降下来了,谁都抽得起,抽大烟就跟近日吸烟卷一样了。在西南和西北地方,实际上社会各界,上下层人士都在抽,多少文人的回忆都提到,到了西南,轿夫和脚夫,路上休息时,首先做的事情是抽烟,饭吃不吃倒在其次。由于鸦片这种东西,一沾就上瘾,跟饭和盐一样,离不开。所以,鸦片的种植,也就成为农民的一种对经济作物的追求,不断地可以生利(当然大头还是让掌权的军阀收去了),维持生计。鄂豫皖的红军到了川北,发现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兵源可以补充,当地的农民无论贫富,凡是男性个个都是烟鬼,最后只好变通一下,找那些烟瘾小一点的,弄进来再戒,实在不行,只好找女人来顶(下层百姓,女性抽烟者很少),所以,红军四方面军才有那么多的女兵。
那个时候,抽大烟实际上是种文化,跟我们的饮食一样,不仅有“食”的内容及形式的讲究,而且有器皿的追求(烟枪、烟具),还有吸食环境的建设。稍微讲究点的家庭,待客之具,少不了烟枪若干,烟枪的档次,代表着家庭的地位。达官贵人,吃花酒是交际,但真正谈事,必须趸进密室,伴着烟枪来。雏妓学生意,首先不是学唱,而是学如何烧烟,烧烟炮也是名妓色艺中“艺”的内容之一。那些将这毒物输入中国的老外,居然把小脚、辫子和烟枪同列为中国人的象征,反复展出。可恨固然可恨,但扣去源头不论,其实倒也不算冤枉,世界上抽鸦片的人多了,缅甸、印度比我们都早,为什么人家就没有发展出如此雅俗共赏的一套文化来?
军人也是人,逃不出食文化和烟文化的习染。漫说士兵,就是那些当日怀着一腔救国之志,留学日本回来的士官生,回国之后,过不了多久也开始喷云吐雾,士兵自然也就拿烟炮当干粮了。那个时候发军饷,经常是半为大洋半为烟土,没有大洋,光是烟土也无不可,士兵也跟抬轿子的苦力一样,不吃饭行,不抽烟不行。仗打败了,交枪可以,交烟枪不行。
按云南军阀龙云的公子(也是龙云的爱将)龙绳武的说法,抽大烟,对部队的战斗力其实影响不大。过足了瘾,打仗特别疯,如果战斗正在进行中,士兵也知道不打完抽不上烟,所以往往会拼命地打。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抽烟可以治病,西南地区,烟瘴之地,各种病特多,抽烟人在这方面感觉好得多。
龙公子是法国圣西尔军校的毕业生,可是在大烟问题上,却不按操典说话,其实抽烟对士兵的战斗力还是有影响的。虽然抽大烟跟吸食(注射)海洛因不一样,但也是吸毒,只不过对身体毒害的过程要慢一些。不错,一般的头痛脑热,瘾君子是不得的,在军队里有了病,同僚们首选的方法是劝你吸烟,不分官兵都是如此。但用鸦片来治病,在当时的条件下,治死的也很多,特别是当患痢疾的时候,用鸦片治,一治一个死。悬赏烟土五两,固然可以激励士兵冲锋,但定期的烟瘾发作,毕竟是双枪兵的阿喀琉斯之踵,只要对方了解了行情,在瘾发或者过瘾的时候攻击,部队多半是要崩溃的。红军四方面军入川总是打胜仗,跟摸清了川军的烟瘾规律不无关系,这一点,看看徐向前的回忆录就知道。
所以,随着军阀混战的烈度增加,大家一致的看法还是不抽烟的好。在这个认识前提下,中国军队的双枪兵和双枪将们,总量一直在减少。抗战爆发以后,无论是川军还是滇军,将领们纷纷带头戒烟,要一雪内战之耻,所以,战绩相当不错。与此同时,中国的烟文化也开始衰败,公共场所,烟具逐渐销声匿迹,虽然抽大烟的人还有,但已经转入地下,不再是一种炫耀了。
革命的意外经验瞄准射击
瞄准射击是步兵进入火器时代的基本要领,可是这个要领,中国人掌握起来,很是费了些功夫。引进洋枪洋炮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在这个问题上,国人一直都相当热心而且积极,即使最保守的人士,对此也只发出过几声不满的嘟囔,然后就没了下文。闹义和团的时候,我们的大师兄二师兄们,尽管宣称自家可以刀枪不入,但见了洋枪洋炮,也喜欢得不得了。不过,国人,包括那些职业的士兵,对于洋枪洋炮的使用,却一直都不见得高明。淮军接受了洋枪队的全部装备,也接受了洋操的训练,连英语的口令都听得惯熟,惟独对于瞄准射击,不甚了了。1860年代,一个英国军官来访问了,在他的眼里,淮军士兵放枪的姿势很有些奇怪,他们朝前放枪,可眼睛却看着另一边,装子弹的时候,姿势更是危险,径直用探条捣火药(那时还是燧发的前装枪),自己的身体正对着探条。
过了三十余年,洋枪已经从前装变成更现代的后膛枪,而且中国军队也大体上跟上了技术进步的步伐,用后膛枪武装起来,可是,士兵们的枪法,却进步得有限。闹义和团时,攻打外国使馆的主力,其实是董福祥的正规军,装备很是不错,从现存的一些老照片看,董军士兵大抵手持后膛枪,而且身上横披斜拉,挂满了子弹。可是,据一位当时在使馆的外国记者回忆,在战斗进行期间,天空中经常弹飞如雨,却很少能伤到人。由此看来,一万多董军加上数万义和团,几个月打不下哪怕一个使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董福祥的军队如此,别的中国军队也差不多。庚子前五年,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的表现大家都骂,其实人家毕竟还打了一个多少像点样的仗,而陆军则每仗必北,从平壤一直退到山海关,经营多年的旅顺海军基地守不了半个月,丢弃的武器像山一样,威海的海军基地周围,门户洞开,随便日本人在哪里登陆。当时日本军人对中国士兵的评价是,每仗大家争先恐后地放枪,一发接一发,等到子弹打完了,也就是中国军队该撤退的时候了。当年放枪不瞄准的毛病,并没有多大的改观。
进入民国,中国士兵脑袋后面的辫子剪了,服装基本上跟德国普鲁士军人差不多了,建制也是军师旅团营连排了,可不瞄准拼命放枪的喜好却依然故我。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说是要再造共和,讨逆军里有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曹锟的第三师,李长泰的第八师,都是北洋军的劲旅,对手张勋只有五千辫子兵。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北京政府顾问莫里循目睹了这场战争,他写道:“我从前住过的房子附近,战火最为炽热。那天没有一只飞鸟能够安全越过北京上空。所有的枪几乎都是朝天发射的。攻击的目标是张勋的公馆,位于皇城内运河的旁边,同我的旧居恰好在一条火线上。射击约自清晨五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然后逐渐减弱,断断续续闹到下午三时。我的房子后面那条胡同里,大队士兵层层排列,用机关枪向张勋公馆方面发射成百万发子弹。两地距离约一百五十码,可是中间隔着一道高三十英尺、厚六英尺的皇宫城墙。一发子弹也没有打着城墙。受害者只是两英里以外无辜的过路人。”最后,这位顾问刻毒地向中国政府建议,同意一个美国作家的看法,建议中国军队恢复使用弓箭,这样可以少浪费不少钱,而且还能对叛乱者造成真正的威胁。
中国军队,自开始现代化以来,所要对付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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