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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1-历史的坏脾气-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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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下令将审讯曾静的记录整理成册,并在前面加上了长长的按语(上谕),起名为《大义觉迷录》。只是这个审讯记录过于整齐,明显透着点“做”的意思。尽管雍正对曾静等人的“谣言”十分恼怒,认为自己连做梦都想不到,属于犬吠狼嚎,本不足以理会,但在上谕中还是花了很大的篇幅,论证自己对父母如何地好,如何地孝顺,对兄弟如何地仁至义尽,总之是将曾静等人私下散布的所有对他不利的言语,一一详加驳斥。而且“审讯记录”更是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先由审官按雍正的旨意质问,再由曾静作答,让曾静在稍做一点解释之后,将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从而反证他散布的有关雍正争位的种种言语是如何地荒诞不经。《大义觉迷录》印行之后,发往各个府州县,每个学宫都备一册,成为学子们的必读书。

  与此同时,雍正还下令在曾静的家乡湖南成立观风俗使衙门,将曾静、张熙释放,派到观风俗使衙门效力,曾静倒也是个可人,十分配合,不仅自愿到各地宣讲雍正皇帝的“圣德”,而且还写了一篇《归仁说》,表达自己诚心忏悔之意。

  雍正这么做的意图,事后看来应该是很明白的。他不是不恨曾静这些人,更不是心存仁慈,企图感化顽愚(像某作家说的那样)。因为这个案件涉及到那么多攻击他私德的谣言,他感到委屈,需要有个辩白的机会,否则心中的恶气无论如何也出不来,所以就颇费心思地设计了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大义觉迷录》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辩驳,一种最后将对方彻底而且无条件驳倒的辩驳。让曾静等人自己下去痛骂自己,现身说法,对皇帝的清誉而言,显然比杀了他们要有利得多。

  然而,自以为聪明而且急于刷洗自己的雍正,却忽视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传统政治是黑幕政治,或者说是黑箱政治,上层的事情,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昭示于公众。尽管小道消息可以传得满天飞,但一般不允许有关部门出来解释澄清;时间长了,自然大家对所有的事都糊里糊涂,将信将疑。这种状况,在多数情况下反而有利于政治的操控。雍正为了把自己刷洗干净,将最隐秘的宫廷斗争抖落出来,昭示天下,甚至不知道分个保密等级,结果自然是越抹越黑,许多原来不知道这些谣言的地方,反而都知道了。那修整得过于整齐的“辩驳书”,实际上未必有雍正想像的那样具有说服力,说不定副作用更大。因为雍正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政治黑幕化的传统,人们还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来分析判断事物,正事反看,反事正看,沿着字里行间,寻找微言大义,捕风捉影,发挥想像。事情的结果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在清朝诸帝中,关于雍正的传言和非议是最多的。

  雍正的儿子乾隆是个聪明人,他上台之后,马上下令将曾静、张熙等人处死,收回所有散在地方的《大义觉迷录》,加以销毁,任何人不得收存,否则严加惩处。

  如此说来,雍正作为皇帝,倒是有几分天真之处,只是这种天真并不可爱。 






 
《三国演义》与隆科多的晦气
  雍正的继位问题,历来是史家争讼的焦点,虽然近来认为雍正继位合法的一派占了上风,但坚持篡位说的人也并没有偃旗息鼓。不过,无论说正说反,隆科多的作用却是公认的。作为老皇帝康熙咽气前守在身边的惟一大臣,对于皇位的继承,不说一言九鼎,至少是相当关键的。也就是说,无论继承问题雍亲王作弊还是没作弊,隆科多都是绕不过去的关口。而隆科多,恰是雍亲王胤名份上的舅舅,京中兵权在握的步兵统领。

  当然,隆科多也因此得到了回报,不仅封官进爵,荣及子孙,而且得以总理朝政,兼管理藩院,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跟嫡亲皇家宗室一个待遇;尤其是隆科多还以武人身份,被委以意识形态看门人的重任,担任《圣祖实录》《大清会典》的总裁,以及负责监修《明史》。在刚刚即位的那年,雍正对隆科多张口必称舅舅,甚至在奏折上也直书“舅舅隆科多”,一点也不担心不成体统。

  可惜,这天大的富贵来得快,去得也快。隆科多的双眼花翎刚戴上未满一年,即雍正三年,就遭到了雍正带头发起的大批判,众臣子口诛笔伐的结果,就是一致要求加以严惩。总算皇帝网开一面,没有一撸到底,可从此日子不好过了。没几天就因家奴的一点小事,再次遭到更加严厉的批判,众官僚们一共给这位当年的大功臣罗列了四十一条大罪,坚决要求将之斩首抄家。这次,皇帝再次表现出仁慈,只给“舅舅隆科多”在圆明园畅春园外搭了三间棚子,将他“永远圈禁”。不久(雍正六年),受不了饥寒之苦的隆科多就翘了辫子。

  隆科多之死,是否是雍正的过河拆桥,兔子逮到了杀狗,我们且不管它。有意思的是,隆科多的罪状之中,有一条排在前面的大罪是,自比诸葛亮——居然奏称康熙雍正交班之际,他是“白帝城受命”。

  在我修习清史的过程中,感触非常深的一点是,《三国演义》这样的通俗小说,对于满人的影响之大不容小视。翻阅清朝入关前的《实录》,你会发现它们居然像是连环画,画得跟晚明的绣像小说一个模子。汉文化首先影响或者叫征服满人的,其实就是那些稗官小说、戏曲唱词,而正统的四书五经,则要排得很靠后。小说中,影响最大的还是要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满人即使不识汉字,也对桃园结义、火烧赤壁这样的故事了如指掌。据说,有位满人大员被任命为荆州将军,回家一脸愁容,说是荆州连关圣人都守不住,叫我去可怎么是好。实际上,关羽这个在历史上本不起眼的人物,也恰是托了演义的福,被满人追捧,居然在清朝地位直线攀升,变成了武圣,隐隐然跟孔夫子相提并论。

  我相信,隆科多自比诸葛亮,说什么白帝城托孤云云,其实无非是表白自己对皇家的忠诚,潜台词无非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字,否则,他断然不会在奏折里如是说。显然,舅舅隆科多也是个《三国演义》的热心读者。可是,热心表白的隆科多却忘了,白帝城托孤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个潜台词,那就是,被托的“孤”是小说上称为阿斗的那个人,而阿斗则不仅是小说上的饭桶,而且已经成为民间饭桶草包的代名词。

  其实,有清一朝,做臣子而自比诸葛亮的不知有多少,但是惟独真有托孤经历的隆科多不能说,惟有摊上了一向神经过敏的雍正为皇帝的人不能说。所以说,不是舅舅隆科多真的不到一年就犯了四十一条该死的大罪,而是《三国演义》害了他。 






 
道光皇帝的考试规则
  清朝自雍正以后的皇位继承制度,是所谓的“秘密建储制”,即在老皇帝还活着的时候,秘密定下储君人选,写好密诏,藏在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背后,等到老皇帝翘了辫子,再由辅政大臣当众打开密诏宣读。此法一向为史家所称道,说它既让诸皇子有盼头,又弄不清到底是谁,及到宣布,想要造反也晚了,因此免除了困扰康熙多年的继承纠纷。不过,既然皇位的继承是靠老皇帝拍脑袋定下的,那么就免不了有人会打主意想要暗中影响老皇帝的脑袋。姑不论满打满算实行秘密建储的只有三代,即雍正传乾隆、嘉庆传道光、道光传咸丰——乾隆还活着的时候就把皇位传给了儿子,自己当掌握实权的太上皇,所以说不上是秘密建储,而咸丰只有一个独子,继承无秘密可言。自同治以后,余下的皇帝要谁当,统统由老佛爷西太后一个人说了算,全从她娘家妹子家里找,继承制度形同虚设——就是在实行秘密建储的当口,也不难窥见诸皇子暗中争夺的痕迹。

  有一个传播甚广、而且被记录于《清史稿》的传说,说是在道光立意建储之前,在两个人选中犹豫不定,一个是皇六子奕,一个是皇四子奕。就在这个当口,一次皇帝带领众皇子到南苑打猎。大家各逞手段,只见弓马飞飞,鸟铳声声,飞禽一个接一个地栽到地上,走兽一个接一个地横陈马前。算下来,奕所获最多,而奕则一无所获。道光感到奇怪,就问为什么。奕回答说,现在是春天,是鸟兽繁衍的时候,因此不忍杀生以干天和。道光“闻而大悦”,说,这真是皇帝说的话!于是,皇四子奕就成了后来的咸丰皇帝。

  看到这传说的记载时,总觉得它似曾相识,仿佛在哪里见过,仔细想了一下,原来《三国志·魏志》里有类似的故事。说的是魏文帝曹丕,还在他爹的魏王府里做世子的时候,跟抢来的袁绍的儿媳妇甄氏,生有一子曹睿。然而曹丕做了皇帝之后,很快就喜新厌旧,借故废了甄氏,并杀了她,结果,连带着原本该是太子的曹睿的地位也含糊起来。这时候,曹家父子有了一场围猎,很巧,有子母二鹿在前面奔跑,曹丕立马张弓,母鹿应弦而倒,而子鹿正好撞在曹睿马前。

  曹丕大呼:“吾儿何不射之?”

  曹睿掷弓于地涕泣道:“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

  于是,曹丕感慨说:吾儿真仁慈之主也!最后,没有了亲娘的曹睿反而继承了皇位,是为魏明帝。

  跟汉人皇帝走围打猎只是消遣不同,满人以骑射得天下,什么伤天和呀,什么仁慈呀,都是过去农业民族的汉人才讲究的玩意。作为游牧和游猎民族,打猎杀生本是他们生存的必须,也是他们的传统,或者说传统优势。换句话说,正是因为他们不讲究汉人讲究的东西,才夺了天下。当年明朝的军队就是因为在战场上的马上功夫弱,才一次次损兵折将,只能缩在红夷大炮和厚厚的城墙后面,任凭人家在关内驰骋;待到人家也有了大炮的时候,就只好城破人降(或死)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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