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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7-牛津--历史和文化-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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馕幻拦�1914年从马尔堡大学转到默顿学院，在这里完成了他的哲学论文。
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多，默顿学院建成了它的第三座、也是最大的庭院，院士方庭（1608~1610年）。这是牛津最早的三层楼建筑，有单独阁楼，是仆人们住的顶楼。该庭院极其对称，正面为古典式列柱布置，出资修建该庭院的人和重新装修老图书馆的人都是亨利·萨维尔男爵，一位博学多才的教授，担任默顿学院的院长近40年。萨维尔于1619年设立了两个教席，萨维尔几何学教席和天文学教席，为英国的自然科学革命做出了模范性贡献。早在14世纪，默顿学院就成了欧洲的一个天文学中心，当然也是神学中心。当时，该学院的一群哲学家自命为“默顿计算者”，因为他们用数学方法分析一切，不仅仅是物理问题。这群自大的牛津的计算者甚至想精确地计算像罪过和恩惠这样的无法量化的事物。由此看来，逻辑巷始于默顿街不是没有缘故的，不过，西奥多·W·阿多诺认为它只是一条死胡同而已。
这位来自法兰克福的犹太流亡者被纳粹党剥夺教职，他花了近4年时间才在牛津大学站住脚跟。1934年秋天，阿多诺搬进了默顿学院的新住处，由私人讲师变成了进修生。“现在我生活在这里，感到无以言表的平静安宁，工作条件非常舒适。困难自然是有的，因为要让英国人也能理解我的哲学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我不得不将我的论文退化到儿童的水平上，好让他们理解。”他撰写有关埃德蒙·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论文，开始为“启蒙运动的辩证法”做准备工作；而且身为哲学家，他出版了一部《论爵士乐》的论著，使自己成了彻头彻尾的旁门左道者。阿多诺即不熟悉牛津大学的实证主义思想也不熟悉默顿学院的学院风气。大学排外的团体不接受这位严厉的德国人，学院的辩论组织博德利俱乐部也不接受他。但阿多诺定期参加霍利威尔音乐厅的音乐会，他本人也在音乐俱乐部里演奏。当在英国大学里收获成功的希望破灭之后，他于1938年再次流亡去了美国。
从默顿学院的花园眺望基督教堂草地的美景，这是阿多诺在牛津大学为数不多的享受之一。我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参观了这座花园，正值莫德林学院钟塔里的钟开始变换鸣响之时。清脆的钟声仿佛升起于喷泉之顶，散落在屋顶和默顿草坪的树木上空。学院墙头的芙蓉盛开着白色和蓝色的花朵，在宽宽的路边花坛里，桂竹香、半篷草、白色的紫露草、红色的火百合花拥挤在一起，那里还有一棵1705年栽种的穗花槭树，那棵托尔金最喜欢的树，他也曾经是这里的院士。
第二部分 卡尔法克斯东南第17节 水龙骨和死人道：植物园
英国人也有他们的法西斯主义，牛津过去仇恨过犹太人，今天仍仇恨他们。
—托马斯·伯恩哈德，《英雄广场》，1988年
默顿学院的围墙外通向植物园的路叫做死人道，这是运尸车从圣阿尔代特街前往城外犹太人公墓时所走的路。自12世纪早期开始，牛津的犹太人就生活在卡尔法克斯和福利桥之间的大犹太区，这是一个富裕的小社区，居民不足200户。他们的犹太教会堂大致位于今天的汤姆钟塔的地方。当时大批犹太教学者也来到了牛津，但身为犹太人，他们从1218年开始必须配戴黄徽章，禁止吸收他们为大学成员，只允许获得住处和贷款。在后来愈演愈烈的冲突和镇压之后，1290年当爱德华一世将犹太人全部驱逐出英国之后，连这一点权利也都被剥夺了。
死人道。直到17世纪之后，在克伦威尔的宽容政策下，犹太人才渐渐返回来了。他们从地中海东部诸国带回来一种新的饮食文化。1651年，犹太人雅各布在高街上开了一家咖啡屋，这是英国最早的咖啡屋。虽然最晚从1312年起牛津就开始教授希伯来语，自1540年起已设有一个希伯来语皇家教授席位，但直到1854年的大学改革，还没有一名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可以在那里上学（在剑桥大学也不行）。直到1882年牛津才有了第一位犹太人院士，林肯学院的哲学家塞缪尔·亚历山大。那是一次错纵复杂的经历。艾尔弗雷德·J·艾尔男爵议论道：“他是一个骗子。他上过伊顿公学和基督教堂学院，做过威尔士卫队的军官，在牛津大学竟然成了威克姆教授，被授为骑士。可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个卑鄙的犹太小子。”由于流亡者的不断涌入，到希特勒时代结束时，牛津大学的犹太人差不多达到了3 000人。而到今天，只剩下250人左右。他们的会堂位于耶利哥区边缘，他们的公墓在沃尔弗科特，就在死人道的尽头，而自1621年起那里成了植物园。
穿过尼古拉斯·斯通的巴洛克式筒形拱顶大门（1632年），游客们由喧哗的高街走进一座宁静的绿洲。这是大英帝国最古老的植物园，由丹比伯爵兴建，他为此捐赠了5 000英镑，按今天的汇率相当于500多万欧元。为了让查韦尔附近的沼泽地带不再遭受洪水淹没，他们堆垒了近4 000车的“粪便和肥料”，这是从牛津各学院的厕所里运来的。没有哪座植物园的基础比这座植物园更学院化了。建园证书上赋予了它两个使命。“推广知识，弘扬上帝的事业。”园长蒂莫西·沃克如此说。我们至今基本上还是这么做的。
牛津的大学花园原来叫做“药草园”，主要用于培养医科学生，和帕多瓦大学的药草园没有什么区别，后者建于1545年，系同类园林中的第一座。这里长有滇荆芥、茴香、金丝桃、苦艾、金盏花、桃金娘峨参，除药草外还有供植物课使用的标本，按种属分布在花圃里。大学聘请的第一位园丁是不伦瑞克的一名前雇佣兵，雅各布·博巴特。他在城里开了一家酒馆，喜欢牵着一只羊在牛津城里散步，每逢过节他就在羊脖子上系上丁当响的小银块。博巴特设计了高墙保护下的花园的核心部分，在南墙根建了一个玻璃花房，是英国最早的温室之一。早在1653年，园林爱好者约翰·伊夫林就报道说，在那里，人们“当做一大奇迹似的让他见识了敏感的植物”，也就是不久前刚引进的热带含羞草，它的叶子轻轻一碰就会卷起。
直到18世纪，植物学才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作为实习场所，作为大自然活生生的教材，大学花园变得重要起来。在让英国园林成为帝国繁荣缩影的众多植物猎奇者中，有一位是牛津学者约翰·西布索普，植物学教授和园长。西布索普在36年当中只讲过一堂课，他另有目标。他不断地去爱琴海地区旅行，以确认希腊医生迪奥斯科利德斯早在公元1世纪就描写过的那600种植物。灯笼花、大蒜芥、水龙骨和假叶树—西布索普差不多把它们全找到了，还将很多移植到植物园里。作为毕生心血，他留下来一部10册的《西布索普植物志》，这是所有植物志中内容最丰富的一部，于他身后问世，迄今仅出版了25套（1806~1840年）。
艾赛亚·伯林在牛津植物园里向他的心上人艾琳求婚，估计不是惟一一位在这地方求婚的。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应该在这里吹响森林的号角，像那位伟大的林耐发现了一种稀有植物时所做的那样。现在这个植物园里有将近8 000种植物，拥有世界上最重要的植物种类。大戟就是众多特殊收藏中的一种，你可以看到它绿里发黄的伞形花在长长的枝茎上摇摆。这座花园甚至培育出了一种自己的草，取名牛津大学杂交草。只有牛津的常客才能遇到。
在查韦尔河畔那棵古老的黑栗树下曾经坐着一位55岁的女士，穿着绿色风衣，头戴白色线帽。那就是佐伊·彼得森，她教过经济学，后来从事诗歌创作。植物园的长椅是她的工作场所，下雨时就躲进温室里。那些来自查韦尔河畔看望她的鸟儿们，她都一一知道它们的名字，还有鸭子皮皮和甜甜，白鸽伊格纳图斯。
第二部分 卡尔法克斯东南第18节 五朔节与虚幻境界：莫德林学院
不管人们会讲什么反对剑桥大学的话，它是我所知道的牛津最好的预课学校，这是毫无疑问的。
—奥斯卡·王尔德，1888年
无论是从基督教堂草地赶来还是沿考利区驱车出城，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总是莫德林学院高大的塔楼，鹤立于高街的房顶之上，并在植物园的树稍之上。钟塔有4层，哥特式风格，轻灵飘逸，上有8座小尖塔。在牛津所有学院的钟塔当中，莫德林塔是最耀眼的，是“塔中百合”（多萝西·L·塞耶斯语）。普林斯顿仿造它的设计不是没有理由的。1509年5月1日，学院举行集会，庆祝这座钟塔的落成，从此后该集会就成了牛津大学的民俗节日。凌晨6：00，当唱诗班男童在塔楼上放歌，钟声随即敲响，又有几名大学生从莫德林桥上跳进查韦尔河，想借此再推动一下他们在牛津的成功。此时如果没有莫德林学院，五朔节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别的学院有柴郡猫，而莫德林学院则养着一群赤鹿。小小的古怪逸事中也包括学院的叫法和写法：Mo：dlin是15世纪的叫法，而不是M奼delin，字母后面请不要多写e。这是奥斯卡·王尔德、爱德华八世和戴安娜王妃的哥哥就读的查尔斯·斯潘塞的学院。爱德华·吉本、德斯蒙德·莫里斯、理查德·阿滕伯勒男爵和面色苍白的托利党成员威廉·黑格都在这里学习过。诺贝尔奖得主埃尔温·施勒丁格和约翰·埃克尔斯在这里教过课，还有C·S·刘易斯和牛津的第一位传媒学教师A·J·P·泰勒。这所学院维持着它过去的高水准，简直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建筑物泰然地分布在绿色之中，一切都有条不紊。学院占地将近15公顷，是牛津最大的学院。植物园也位于莫德林学院的范围之内，多亏有一位考虑周全的资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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