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大传(选载)-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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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上海住了10日，曾与胡汉民、汪精卫、谢持等见面，他们均对杨先生革命意志之坚强深表赞许。在我即将离沪回陕时，承蒙孙中山先生召见，孙先生让我告杨先生，无论如何设法使部队存在，保持革命力量。我告诉孙先生，杨先生部转至富县时，即派蒙浚僧前往榆林见井岳秀，研究部队驻地及今后如何发展。蒙浚僧走后部队即向三边转进，杨先生随后到榆林见到井岳秀，并把部队作了安置。孙先生听后很满意，叫我转告杨先生，同意杨先生作如此安置，请杨先生出省到上海来，与各方面的同志见一见面，将来时机成熟时联系起来也方便。孙中山先生让我带给杨先生一个函件，内容与当面指示相同。”②10月27日，于右任从上海致书杨虎城：“虎城老弟：丹峰及克斋来海上，别后一切情形均悉。百战艰难，同人闻之莫不起敬。此后事业，我商之中山先生。中山先生以为弟劳苦功高（中山想见弟面，倘出来路上容易走，则我亦赞同），如欲出外休养，未始不好，望弟酌夺其间。为幸。右任，九月初八日。”③从姚丹峰的回忆和于右任致书杨虎城中，我们看到孙中山对杨虎城这位西北青年追崇者的关注与神往。杨虎城从中山的指示和勉励中得到了鼓舞，坚定了将部队在陕北坚持下去的决心。

　　隐匿沙陀　蓄势待发（2）

　　1922年12月27日，杨虎城接到家信，得知自己的长子出生，非常高兴。立即给母亲去信：“母亲大人膝下万福。今午接奉慈谕，知佩兰已于十月二十七日幸生一男，此皆大人福荫所致，不胜欣喜之至。儿在此与孩子起名‘拯民’，即可不必再起乳名也。佩兰身体素弱，大人可常时叮咛着其饮食起居一切小心。再，孩子乳不知能否够吃？现在雇有奶子没有？如果雇奶子，须要雇到家中，不必将孩子送于人家，即多费些钱亦不要紧。请便示知为盼。谨此奉复。敬祝金安。儿　谨禀，冬月初十日。”同时还给其弟去信，表达了他的初衷：“荣弟鉴：你二嫂生男，合家之喜，令人欣慰。兄已与此子命名‘拯民’，取拯民于水火之中之意。
　　此种意思，一则可作兄多年作事纪念，二则对于孩子他日立身成名寓有期望之意。我弟可将此层意思向母亲禀明为要。你二嫂久病新产，一切医药总要细心。是所切嘱。此问，近安。兄　手书，十一月初十日。”事过多年后，杨拯民回忆说：“上学后得知班里的同学大多有两个名字，除学名外还有一个所谓的‘字’或乳名。而我咋只有一个名字？不理解。为此我问过父亲：为什么我只有一个名字？人家小孩都有两个名字？父亲抚摸着我的头笑着说，你知道‘拯民’的意思吗？我摇摇头。他说，孙中山先生有两句名言———‘拯斯民于水火之中，切扶大厦于将倾’。这是我最喜欢的名言，也是我的信念，所以当你刚生下时，我就给你起了拯民这个名字。还特意给你祖母写过信，怕她再给你起别的名字。从此，我才知道了我的名字取自中山先生的名言，也寄寓着父亲的愿望。”
　　1922年年底，杨虎城率部抵达榆林，把部队安置好不久，由于前一时期的紧张、艰苦的作战积劳成疾，患了疾病，高烧不退，以致卧床不起。杨虎城得病后，井岳秀介绍了一位中医大夫诊治，可长时间吃药治疗病情却不见好转，部属们都很着急，可又拿不出主意来。就在这紧急之时，杨虎城的夫人罗佩兰得知丈夫生病，带着刚出生3个月的儿子杨拯民经过长途跋涉，赶到榆林探望丈夫。杨拯民回忆说：“母亲婚后一直伴随父亲左右，父亲为她延师教学，她还学会了骑马打枪。她认为：给军人做妻，就得学会骑射。她为人活泼善于团结联络父亲的部属和朋友，他们有什么事也愿意和她交谈。靖国军后期，部队转战武功一带时，沿途战斗激烈，损失很大。为安定军心，她不顾身怀有孕，仍骑马随夫奔走前线，慰问伤员，鼓舞士气。
　　1922年靖国军败北，父亲拟率部撤退到陕北榆林。当这一决定公布后，一时人心惶惶，是她遇有机会就向大家解释，去榆林是为了保存实力，不是投降，更不是逃跑，早晚还是要打回来的道理。做了出色的团结将士、鼓舞军心的工作。在关键时刻，她总能给父亲以支持和帮助，为父亲排忧解难。为此，父亲对她既钟爱又敬重。在当时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下，她在父亲的部属和朋友中却享有声望，受到大家的尊重，口碑甚好。“武功距陕北榆林约一千余里，又时值隆冬，地冻天寒。陕北在陕西属高寒地区，部队行军艰苦不说，最让母亲担心的是井岳秀的态度。当时母亲怀孕（怀有我）且即将临产，将被留下而不能随父亲同行了。这是他们夫妻婚后第一次分离，她的心绪很乱，很忧愁。“母亲和其他部属的家眷被安置在高陵县通染坊镇。通染坊镇有一座天主教堂，有洋神父。附近老百姓中信仰天主教的也不少，是洋人的势力范围。北洋军阀不敢轻易去骚扰。
　　“我是1922年12月5日在通染坊这个小镇上出生的。生下我不久，当我母亲知道父亲在榆林患病的消息后，坐卧不宁，焦虑万分，很是放心不下。做事一向果断的她，遂决定带着出生才3个月的我奔赴榆林，去探视照顾父亲。“那时候，关中至陕北的交通很是不便，如走肤施（后改称延安）、绥德、米脂……一线，路难走不说，沿途还不时有土匪、北洋军出没。母亲经打探、问询考虑再三后，决定取道山西省赴榆林。于是我们便从陕西的韩城县禹门口东渡黄河到了晋南，沿着汾河北上，经过太原等地，又由山西省的离石西渡黄河转到陕西吴堡县，再经米脂县到榆林县。就这样经过20多天迂回曲折艰难跋涉，终于抵达榆林县见到了父亲。那时，父亲还病卧在床，据说夫妻二人相见，涕泪交流，激动不已。“父亲的病原来由井岳秀介绍的一位中医大夫诊治，可长时间病情不见好转。

　　隐匿沙陀　蓄势待发（3）

　　观此情形，母亲决定另行延医治疗。要另换一位大夫，可她又有顾虑，为了不要由此而引起井岳秀的多心和不悦，母亲便采用了扶梁换柱的办法：不辞退原来的大夫，白天仍由其照常医治，所开药方亦照抓、照煎，只是不再服用，暗中偷偷倒掉。另外由父亲的好友觅得一位山西籍的大夫，请其晚上来家诊治。山西大夫经号脉，了解询问了病情，又查阅了前任大夫所开的药方，经过中医的‘望、问、切、闻’，认为父亲患的是伤寒症。服了七副药后，通了大便，热度才渐渐减退。症状诊断对了，对症下药，父亲的病终于一天天好了起来。由于母亲的机智果断，父亲的病总算没有被庸医所误。我懂事后，父亲提起此事，深情地说，你母亲那时只有22岁，竟有如此魄力和心计，真是难得！”

　　学习知识　思索未来

　　杨虎城大病初愈，身体十分虚弱。在休养期间，他有时间认真思考了自己自“中秋”聚会，参加辛亥革命，打死李桢，组织农民军，到参加靖国军所走过的重大历程。认为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符合自己和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可革命为什么总是失败？如何能重振革命的旗鼓？等等一些问题总是环绕在他的脑海里。
　　为了解开这些问题，他努力学习（杨虎城因为文化基础少，阅读能力差。他学习的办法就是请有文化的人给他讲解各种知识，凭借他超常的记忆和理解力迅速地掌握这些知识），与知识分子交往向他们讨教。在这个过程中他结识了两位对他后来发展影响很大的人物——杜斌丞和魏野畴。杜斌丞当时在榆林中学担任校长已多年，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追求进步。他延聘进步教师，传播革命思想。当时，榆林是陕北的文化中心，榆林中学则集结了一批追求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陕西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魏野畴、李子洲都曾在该校任过教。学生中共产党员也不少，较为知名的有刘子丹、谢子长、阎揆要、郭洪涛、张德生……
　　由于有共同的革命理想，杨、杜两人一见如故，并通过杜斌丞校长介绍，杨虎城结识了当时在榆林中学任教的魏野畴。他们从此结下了长期的革命友谊。杨虎城后来的秘书米暂沉对他们的关系作了这样的描述：“杜斌丞十分钦佩杨虎城拥护孙中山、坚持民主革命的彻底精神；杨虎城则十分敬重杜斌丞的才学人品，特别对杜斌丞的进步思想，更有耳目一新之感。
　　因而，两人常在一起谈论思想，品评国事，这对杨虎城早期接受进步思想有很大影响。”④魏野畴（1897—1982），是陕西兴平县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曾参加过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并与杨钟健、李子洲、刘天章等人创办过《秦钟》杂志，宣传革命思想。1920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经李大钊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春，他应杜斌丞的聘请，到榆林中学任教。魏野畴对历史学有很深的造诣，可谓才华出众。他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一书，试图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解释和阐述中国近代史，曾受到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赏识。同时他以更多的精力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在西北地区创建共产党组织的革命活动。他向学生讲授《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社会进化史》等革命著作；介绍《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鼓励学生们起来革命，参加救国运动。⑤通过杜斌丞的介绍，杨虎城第一次与共产党人有了接触。在长时间的交往和深谈中，魏野畴详尽地向杨虎城讲解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及这一革命学说的基本内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政治形势，并诚恳地指出杨虎城屡遭失败的症结所在。
　　魏野畴以其科学的理论、精辟的见解和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