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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对历史的影响-马汉[美国]-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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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在其旗舰上被俘,也是为了想组成这种新的队形。 ' 这种位置类似于岸上一个全然不顾个人安危的陆军将军的位置,1778年豪勋爵也采用了这种位置;但是后来豪和法国人又都不这样做了。纳尔逊在结束其戎马生涯的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位于前面指挥其纵队;但是,可能会提出的疑问是,他这样做除了对战斗充满激情,是否还有其它的目的。另两次由他担任总指挥的进攻是直接针对锚泊的敌舰,而在这两次进攻中,他都没有位于纵队的前面。所以比较令人信服的理由是由于他自己不十分了解这里的海底情况,位于前面的领舰有搁浅的最大危险。在帆船舷炮齐射时代除了受命进行一次全面追逐,一般情况下舰队司令要位于战列线内,并且要位于战列线的中间。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纳尔逊和科林伍德改变了这种习惯作法,各自率领自己的纵队可能是有一定原因的,并且常人也不愿意批评有成就的军官们的行动。这样做对于舰队如此倚重的两名高级军官所面临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他们本人或纵队的领舰遭到了严重损坏,就会感到缺少他们的严重后果。事实上,他们作为舰队司令和海军将领很快被湮没在战斗的烟雾中,他们留给自己部属的除了勇敢和光辉的示范,已不再具任何指导或支配作用。法国海军的一位将军已经指出了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两个纵队袭击与其成直角的一条战列线的实际作用是牺牲纵队前面的舰,以造成敌战列线两处被突破。就此而言,这是一种成功的办法;这种牺牲是完全值得的;并且每个纵队进入这两个突破口的后续舰,几乎都是生力军,实际上形成了一支攻击突破口两侧被打散的敌舰的预备队。如今这种预备舰队的设想仍值得舰队司令考虑。由于他的旗舰本身的身份使它不便离开战斗队形。但是,如果每个纵队的司令都有这样一支预备队,根据作战的时机,使其在较长的时间内不只是名义而是实际上拥有对其实施指挥的权力,用其遂行某项重要任务,难道这样不是很好吗?但是依靠信号系统或派遣能够像陆军将军副官或使者那样传递命令的通讯船都是较困难的,加之战舰又不能像步兵一样静止不动等待命令,而是必须要有一定的舵效速率,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便打消了舰队司令在航行途中乘坐轻型舰的想法。如果把他放在一艘轻型舰上,他就变成了一名旁观者;如果他以舰队里一艘威力最大的战舰作为旗舰,一旦交战,他就拥有最大的威力;如果这艘舰是在预备队里,那么舰队司令自始至终都掌握着总司令的权力。“有总比没有好”,依据海战的情况,如果舰队司令不能象陆军将领在岸上那样占据安全的观察阵位,那么也要尽可能地为其确保安全,法拉格特在实践中一贯都是身先士卒,在奥尔良和维克斯堡两地战斗后,也就是说在他的后半生,他的这种可以信服的经验在思想上已经定型。但是众所周知,在莫比尔湾的战斗中,由于各级军官的请求,他非常不情愿地放弃了一贯的做法,将其旗舰排在了第二位。后来他对这种做法曾坦率地表示过遗憾。但是,可能会提出争辩的是,法拉格特指挥的所有战斗都有一种独特的特点,严格地讲区别于一般的战斗。在新奥尔良、维克斯堡、哈得孙港和莫比尔湾,他的任务不是去交战,而是使舰队通过它不能制服的防御工事;而要通过这种障碍主要依赖于领航员对海底情况的了解,他与纳尔逊不一样,他非常了解这些地方的海底情况。于是使他不仅担负起军事指挥的责任,还担负起领航的责任。这样引导不仅为舰队指出了安全的航线,而且继续不断地位于烟雾之前航行,能很好地看清和判断前面的航道,并且还会对他所规定的和想通过的航道负责,而一个下级军官很可能会在这条航线上退缩。也许还没有普遍注意到,在莫比尔湾,不是一个纵队的领导,而是两个纵队的领导,在途中的关键点上犹豫不决,并且对其司令的决策产生了怀疑;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领会清楚,而是因为环境与他们所想象的完全不同。不仅“布鲁克林”号上的奥尔登,而且连“特库姆塞”号上的克雷文也违背了舰队司令的命令,并且由于离开了为他们所指定的航线,遭到了不幸。没有必要去谴责每一位舰长,但是,不可否认的结论是法拉格特的意见是绝对正确的,即一个单独负有最高责任的人,当所处的环境类似于他所进行的战斗时,应该位于前面。这里还必须引起注意的是,在这种迟疑不决的危急时刻,除了最有才智的人,通常都倾向于把决断的责任推给上级,可是由于情况紧急,犹豫和延误都可能铸成不可挽回的错误。一个被任命为主官的人应该具有才能,并且要理智行事,而下属终究是下属,他们可能会犯错误。纳尔逊在圣文森特角的作战活动将不会有人仿效,说明它的有力事实是,那天科林伍德紧跟其后,而在舰队司令发出信号之前,他却一直没有仿效纳尔逊的行动;但是,在他得到信号许可之后,按照他的判断和果断行动显示了他的卓越才能。 ' 原作者注:下面的事情发生在1782年4月,罗德尼追逐德格拉斯期间,表明下属可以被引到何处。胡德是英国一位最好的军官;作者不想批评他的所做所为。当时他距罗德尼几海里。“被分散开位于西北的法国舰,已与我们的前卫分队同时得利于微风,勇敢地竭尽全力驶到了英国先头舰艇的上风处;那是它重新回到当时位于上风的他自己舰队的唯一办法。到了这一步,它确实进行了大胆的冒险,以致迫使塞谬尔·胡德爵士分舰队最前面的舰‘艾尔弗雷德’号驶向下风,以便让它通过。除了那些急切盼望舰队司令发出交战信号的人,所有的眼睛都盯住了这艘勇敢的法舰。但是舰队司令很可能是由于没有想到它是一艘敌舰,没有发出所期盼的信号,所以没有一门炮进行炮击。提到这件事,是要说明组成塞谬尔·胡德爵士分舰队的舰艇上的纪律情况,以及胡德本人,尽管他身为副指挥,在没接到舰队司令的命令之前,不愿发射一炮。‘塞谬尔·胡德爵士炮击之前等待总司令发出交战信号的理由,很可能是由于他自己认为,如果他在上述情况下过早地进入战斗,他将要对后果负责’。”(《怀特的海军学术研究》第97页)。胡德可能已受到罗德尼对待使其不满的下属的态度的影响。这两个人的关系看来已经很紧张了。 ' 我们再谈一下指挥位置的问题,即在新奥尔良之战中,法拉格特的旗舰位于中间位置,由于天黑和前面舰艇释放的烟雾几乎失去了旗舰;美国舰队在通过要塞之后重聚一起时,发现他们的旗舰不见了。当时因为一种预备队的提法引起了一系列的联想,所以领航这个名词也暗示了某些比其自身更广泛的想法,它改变了曾说过的使舰队司令与预备队在一起的想法。蒸汽舰队改变队形较容易而且迅速,这样就完全可能使一支倾全力去攻击它的舰队,几乎在战斗开始的瞬间发现自己可能要受到没有料到的各种阵势威胁。那么舰队司令的最理想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呢?无疑他在自己战斗队形里的位置应能够最快引导其舰队进入新的阵位,或驶向新的方向,而且能够应付各种情况的变化;也就是说是在领导的位置上。在一次海战中,似乎总是有两个最重要的时刻;一个是决定主攻的方法,另一个是决定何时投入预备队和将其投入何方。如果前一点是比较重要的话,那么后一点可能要求的水平更高。因为前者可以并且应该按事先制订的计划进行,而后者可能,并且常常必须是使其适应于意料之外的迫切需要。未来海战中的一种要素是陆战所不具备的——遭遇和队形变换的速度极其快速。不管怎样,陆军可借助轮船来到战场,然后从事步战或骑兵战,并且随着他们的计划的逐步实施,如果敌情发生变化时,总司令有时间使其意图(当然是作为一种必须执行的命令)让部属知晓。而与之相反,一支数量相对较少,但其编成已经明确了的舰队,如果进行重大的变动,很可能直到变更之前都不会有什么征兆,并且这种变更只需几分钟的时间。这些有关的评论都是正确的,它们表明需要一个不仅完全了解计划,而且熟悉舰队司令的主要作战原则的副司令——显而易见,这种需要源于作战队形的两端一定会相距很远,和两端都需要了解舰队司令的意图。因为舰队司令不能亲临每一端,所以在那里最好要有一个能胜任的副指挥。有关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的位置,在本讨论开始时已经提到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胜利”号没有那样率先进攻,另一艘舰也不可能会那样做,并且当时风力微弱,他们没有料到敌舰队会突然改变队形。舰队司令本人冒很大的危险,敌战列线集中了火力对他的坐舰射击,因此几名舰长恳请他改变其作法,但是他们的这种恳求早就被纳尔逊本人在尼罗河之战后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谴责过:  
   “我想,如果上帝保佑我,使我不曾受伤的话,不会有一艘舰能够逃跑掉去搬弄是非了,但是不能认为舰队里某个人要受到责备……我只是想说,如果我的经验使我能够亲自指挥这些人的话,看来上帝也会继续保佑我所做的努力,”等等。 ' 原作者注:N·H·尼古拉斯爵士:《纳尔逊勋爵的公文和信件》。 '  
 
  尽管上述意见的表述是基于经验,但是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他站在最暴露的位置上,并且在失去指挥时,随之产生了有关它的作用的令人费解的实例。科林伍德立刻,正确地或错误地,可避免或不可避免地,改变了纳尔逊临终时的计划。奄奄一息的舰队司令说:“抛锚!哈迪,一定要抛锚!”科林伍德说:“抛锚!”纳尔逊说:“这是我想到的最后的事情。” 
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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