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血-第6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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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种得罪也是必然，与中国其它的军阀不同，在中国其它任何地区，政府的统治基础千百年来都是以乡绅为基础，其间虽有些许恶绅，但正是这些乡绅维系着中国的基层政权组织。”

听着山田庆一对中国基层政权构建的解释，同样作为一名中国通的乡城之助则默默的点了点头，对于任何一个政客、学者而言，中国都是一个必须研究的对象，当然，在更多的时候，他所研究的是中国的经济与财政。

“在国民政府北伐后，其面对经大革命破坏和没有任何动员力的乡村基层政权，面对乡村的衰败与唤散，虽组建乡公所等一系列的乡建工作，但却无法阻止乡村的衰败，可以说，自南京政府以来，他们的乡村无疑是失败的，而正是乡村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建设，甚至导致了革命……”

逐步分析着中国乡村的现况，山田庆一迎着乡城的疑问继续说道。

“而相比之下，邯彰的乡村却是成功的，即便是其乡村建设起源于山东，但相比于山东，邯彰从乡建直至县建无疑更大胆、迈的步子更大，几乎可以说是一场革命！”

一场革命，这是山田庆一对邯彰乡建的评价，实际上，也是许多国人对邯彰的评价。

“而在这场革命中，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其中找到了他们认为的最好的办法，比如对于许多留洋派看来，乡长的选举、直至后来的县长评议，甚至选举，无疑是开创了中国基层选举的先河，按照诸如胡适之等留美派看来，这是一场训练，一场普遍选举的训练。”

喝一口茶，山田庆一对于邯彰的基层建设之所以如此的了解，正是因为他曾将此作为一个课题加以研究，

“但这一切都是由什么推动呢？表面上看来是在政府的推动下，民众自发促成的，但实际上，这一切都起源旨在挽救农村衰败现况的农村经济合作！”

“农村经济合作？”

“是的，就是合作社，邯彰的合作社分成两种，全区性的农业合作社，还有村落性质的农村合作社，前者……”

“前者我知道，邯彰农业合作社通过向农民提供小额贷款、现代农具、现代良种以及现代肥料促进了农业的丰收，而在丰收后，又通过农业合作社以相对优惠的价格加以收购，再由其商业分支销往城市或者其它地区，这是一种对农民极为有利的经济模式，现在在日本亦有呼声要求建立全国性的农业合作，从而增加农民的收入！”

作为一名财政专家，山田庆一自然曾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过“邯彰农业模式”，在他看来，这种农业模式无疑是成功的，合作组织通过对生产原料的垄断获得巨额利益的同时，农民的利益亦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

“但是，乡城先生，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却都无一例外的忽视了农村合作社！而实际上，这又是邯彰之所以与中国其它地区不同的根本。”

“哦？说来听听！”

兴趣盎然的乡城之助，这会反倒对初时的问题没有了兴趣。

“对于欲建立现代政权的中国政府或者地方政权而言，这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他们大都选择了仿效日本建立乡公所、村公所之类的乡村管理机构，但是效果却极为一般，即便是邯彰初亦是如此，而相比于其它地方实力人物，管明棠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

话声稍顿，山田庆一将话留给了乡城之助，作为他的下属，他自然知道如何让上司表现出他的“智慧”。

“他是一个商人！”

“是的，乡城先生，这正是管明棠和其它任何人不同的最根本原因！他从来没有用政治的眼光去考虑如何构建一个乡村基层管理机构，而是用商人所特有的经营性的眼光去看待这一问题，所以，他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继续说下去！”

兴致完全被挑起的乡城之助的语气甚至随之变得有些焦切，日本的乡村也面临着同样的严重衰败，甚至相比于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政治家永远都是从政治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在中国，也是如此，政府是从如何管理民众的角度去考虑，但是作为商人的管明棠，甚至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乡村视为乡村，而是将乡村视为市场，即乡村是工业消费品的最大市场，而与此同时，又将其视为一个个企业！”

第三百一十二章何以不同

“企业！”

眉头微微一跳，乡城有些诧异的看着山田庆一这位满洲国的农工部的农业顾问，他之所以对华北有农村极为了解，是因为其曾在满铁调查部任职，曾参与过对华北农村的调查，但这种“企业论”，还是乡城第一次听说。

“是的，这正是管明棠的独道之外，在几乎所有人的眼中，乡村就是乡村，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管明棠却将乡村视若一个个**的工厂，而所谓的市镇，实际就是厂町周围的集市，所以，当他开始思考对于农村统治与发展问题时，他首先想到的是一家没落的工厂如何重新兴旺起来，”

无疑，这个观点可以说是极具

“一家工厂的没落不仅仅有着市场的因素，同样管理层也负有责任，作为一名商人，当他收购了一家工厂后，其管理层存在着失误的情况下，就必须要将其淘汰，同时，他还需要对收购工厂进行整合，”

作为一名农业研究学者，山田庆一曾和许多人一样，只是专注于农业问题研究，在他研究华北农业时，作为一个研究项目，当他研究邯彰的农业时，最初也是和其它人一般，对农村合作社只是稍加关注罢了，但最终通过不断的加深了解，使得他最终发现了一个其它人未曾关注过的问题——乡村的企业化。

“而对于这种整合，他需要面对几个急为迫切的问题，首先，那些工厂无一例外都是经营失败的，而且设备凌乱，再次，工人的素质亦是低下的，最后，管理层亦是落伍甚至保守的，如何解决这三个问题呢？如何让这些企业重新焕发生机呢？这正是管明棠所需要面对的问题，要解决这家企业的设备问题，也就是土地问题，他选择了暂时放弃这一问题，而是首先对管理层动刀，在这个企业中，旧有的管理层是落伍保守的，且对企业衰败付出责任的，所以，他选择了中间阶层，也就是富农！与许多地主或是依靠继承、或是依靠声望、或是依靠权力甚至本身就是土匪不同的是，富农大都是依靠勤劳致富的，有的是租种地主田地致富的，其特点是：其大都是种田能手，本人参加劳动兼做工或经营小商业，如现在摆地摊的小商贩。有的是卖肉的屠夫、有的是木匠，他们在村落里的威望，表面上看似低于士绅地主，实际上，他们的威望却远胜于地主，只是其在政治上未得到充分的肯定，而管明棠将农村以企业看待后，无疑相比于普通农民和地主，这些富农则是成功的，通过对富农子弟进行集团教育，教授他们现代的乡村行政知识、农业知识以及其它商业知识，进而又通过成立示范性的农村合作社，使得零散的农民个体，变成了农村合作社这一合作机构的成员，而在这一过程中，管明棠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

关于‘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刨台上解刨了几千次，装在实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而对细节情报的分析，恰正是日本人的长处，也正因如此，山田庆一才会发现这一被许多人忽视的“细节”，而这一细节，在山田庆一看来，甚至直接决定了邯彰的成功。

“在完成这一切工作的同时，其即开始对企业的设备问题，也就是土地问题加以解决，而这些，以地主为核心的士绅已经无法再像过去一样掌握乡村，乡村已经由富农为主体的阶层所控制，而村庄的合作化亦同时展开，使得邯彰第一次将政权真正深入到乡村最基层，以村落为单位的合作社从单纯的经济组织，锐变为担负农村行政管理组织，与中国其它地区仿效日本成立的村公所，依靠法律赋予地位不同，合作化村落所依靠的却是经济，其利用经济利益作为工具，紧紧的将每一个工人，也就是农民都牢牢的捆绑在一起，从而真正意义上掌握了农村，控制了农村，或者说控制了农民！”

“那，这岂不是像苏俄的集体农庄一样？”

“当然不一样，集体农庄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的掠夺农村的剩余价值，而农村合作社却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农村现有的人力以及土地资源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在农村合作社内，土地等资源依然属于农户，而不是合作社，合作社仅只有指导权，他们对农户的控制，实际上通过同农业合作社的配合，以市场的手段加以控制，即向合作农户提供较市价低廉的化肥、农具以及良种甚至工业消费品，高于市价的作物、副产品销售。”

“无论是供或销，通过有组织的供销，通过中间环节的减少，其经营成本大为降低，表面上农民得到了低于市场5…10％的所需品，但农业合作社的利润却依然远大于普通批发商，而农业合作社直接向农村合作社采购小麦、棉花等农副产品，因中间环节的减少，采购成本有所降低，而农村合作社亦可在利润空间内提高采购价，从而让农民受益，在这一过程中，三方的利益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障，一个稳固的基层企业群由此出现，而这个稳固的企业群最终锐变成为极为严密的政府统治基础——任何农民个体都因在经济上对合作社的严重依赖，决定了政府通过合作社实现了对农村的全面掌控！”

农户离开了合作社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曾经于乡间横走的依靠压低价格收购农产品的小商贩早已在合作化的过程中被慢慢的淘汰了，现在的邯彰农村一但离开合作社，农户生产的农副产品无法售出，至少无法售出合作社的价格，除去依赖合作社之外，农户几乎没有其它的选择，不过合作社并没有因此像过去的商贩、粮商一般压榨农民，他们在保障农户利益的同时，通过对农副产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