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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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苏共领导竟然又重弹考茨基的老调，这不也是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庸俗的奴仆，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又辩解说，列宁不是“在原则上允许和平革命的可能性”吗？这更是十足的诡辩。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曾经设想过，“在俄国，这个革命可能例外地成为和平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七页。）列宁把它叫做“例外”，这是因为当时有一个特殊的条件，那就是“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同上，第一百七十三页。）到了七月间，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府，武装镇压群众，使彼得格勒的街头洒遍了工人和士兵的鲜血。在这次事件以后，列宁就指出：“俄国革命和平发展的一切希望都彻底破灭了。”（同上，第一百六十七页。）一九一七年十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坚决领导工人和士兵举行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一九一八年一月，列宁指出，“现在阶级斗争已经变成了内战”。（《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百零六页。）这样，苏维埃国家又经过了三年半的革命战争，付出了重大的牺牲，粉碎了国内反革命叛乱和外国武装干涉，才巩固了革命的胜利。一九一九年，列宁说：“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十九页。）
　　现在苏共领导竟然宣扬说，十月革命是“所有革命中最不流血的革命”，“几乎是和平完成的”。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你们这样说，怎么能够对得起为缔造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呢？
　　当我们指出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的时候，苏共领导狡辩说“用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经验是有的”。他们闭着眼睛说，“在一九一九年，匈牙利曾通过和平途径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
　　事情果真是如此吗？不，不是。让我们看一看当时匈牙利革命领导人贝拉·库恩是怎样记述事情经过的吧：
　　匈牙利共产党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建立的。这个年轻的党一建立就投入了革命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武装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贝拉·库恩：《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匈牙利共产党积极地进行了各种武装起义的工作：武装工人，在政府军队中进行了争取工作，在复员军人中进行了组织工作，组织武装示威，组织工人驱逐厂长占领企业，组织农业工人占领大地产，解除反动军官、反动军队和警察的武装，把武装起义同罢工斗争结合起来，等等。
　　事实上，在匈牙利革命中，充满了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武装斗争。贝拉·库恩说：“从共产党建立之时起直到夺取政权，同资产阶级政权机关的武装冲突一直进行着，并且越来越频繁。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布达佩斯卫戍部队手执武器走上街头，举行示威以反对临时政府陆军部长的那个时候开始……大概没有一天报刊上没有报道革命士兵和工人同政府的武装部队特别是同警察之间发生的流血冲突。共产党人不仅在布达佩斯并且也在各省组织了许多次起义。”（贝拉·库恩：《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在匈牙利取得了胜利》）苏共领导说匈牙利革命是和平过渡，这真是弥天大谎。
　　苏共报刊说，当时匈牙利资产阶级政府是“自愿地辞职”的，这大概就是苏共领导的唯一根据了。事实是怎样的呢？
　　当时的匈牙利资产阶级政府首脑卡罗伊说得很清楚。他说：“我签署了关于我辞去职务和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的宣言，事实上无产阶级早已夺去并公开宣布取得了政权。”“我不是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因为它早就由于有计划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军队而夺得了政权。”所以，贝拉·库恩指出，认为资产阶级自动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是一种虚伪的“神话”。（贝拉·库恩：《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
　　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是失败了。列宁曾经分析过匈牙利革命失败的最主要的教训是：年轻的匈牙利共产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在对敌人实行专政方面不够坚决，在关键时刻表现了动摇。同时，没有采取正确措施满足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因而脱离了广大的农民群众。而匈牙利共产党同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实行了合并，也是使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共领导硬说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是“和平过渡”的典型，这完全是伪造历史。
　　苏共领导还硬说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是“通过和平途径取得政权”的。这又是荒唐可笑地歪曲历史。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主政权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的，而不是从资产阶级手里“和平”取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反法西斯的游击战争和武装起义，并且在苏军的援助下，消灭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国法西斯军队及其走狗政权，建立了民族阵线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
　　一九四八年二月，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阴谋制造反革命政变，准备进行武装暴乱，颠复人民政权。但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立即调动武装力量，同时组织了群众的武装示威游行，粉碎了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阴谋。事实非常清楚，二月事件并不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和平”夺取政权，而是工人阶级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国家机器，主要是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镇压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变。
　　哥特瓦尔德在总结二月事件的时候说过：“还在二月事件以前，我们就已经说过：与战前情况相比较，基本的变化之一恰好在于，国家政权已经不是为以前的各统治阶级服务，而是为一些新的阶级服务。二月事件表明，国家政权在这个意义上起了卓越的作用。”（哥特瓦尔德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的发言。）
　　以上所说的这些事例，怎么能说成是“和平过渡”的先例呢？
　　列宁说过：“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辞、诡辩和捏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转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资产阶级方面去的行为。”列宁说，“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二十一页。）
　　赫鲁晓夫为什么要这样无耻地歪曲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伪造历史，玩弄欺骗手段呢？问题的实质也正是在这里。谎言掩盖不了现实

　　苏共领导为他们反对革命的“和平过渡”路线辩解的主要借口，就是所谓当代的历史条件变了。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历史条件的变化的估计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赫鲁晓夫是根本不同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条件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力量的极大增长和帝国主义力量的极大削弱。战后，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民族独立国家，出现了连绵不断的武装革命斗争，出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群众运动的新高涨，出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大发展。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成为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
　　毛泽东同志早在战后初期就多次指出，世界力量对比的优势是在我们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这种新的情况“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三百六十页。）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四百九十页至一千四百九十一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根据战后历史条件更加有利于革命的变化，根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本性不会改变的规律，得出革命的结论，认为必须充分利用革命的大好形势，按照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积极促进革命斗争的发展，准备夺取革命的胜利。
　　赫鲁晓夫则借口战后历史条件的变化，得出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结论，认为由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本性改变了，阶级斗争的规律改变了，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过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原理过时了。
　　赫鲁晓夫等人散布一种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他们说，“现在，对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来说，正在形成以和平形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利的国际和国内条件。”
　　他们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一期间，欧洲许多国家的反动资产阶级不断地发展和改进自己的警察官僚机器，残酷地镇压劳动人民的群众运动，因此没有可能用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认为，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改变了。
　　他们说，现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使国际反动派对于实行革命的国家的内政干涉趋于瘫痪”，“这就减少了资产阶级发动国内战争的潜在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