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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明的阶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33部书-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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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情况处于闭塞状态的国人耳目为之一新。《海国图志》为中国人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口。
对外开放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还提出了“通夷”——即对外开放、发展对外贸易的主张。这在当时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鸦片战争后,投降派把“夷变归咎于缴烟”。对此谬论,魏源予以严厉的驳斥。他在《海国图志。筹海篇》中指出:“激夷变绝不由缴烟,而在于停贸易。”
“观禁烟令初颁,各国遵令,即英国新至货船,亦遵例具结。”
英国之所以“连兵万里,构衅数年”,是因为旻宁下了停止中英贸易的禁令。
可以说,英国为了进行鸦片贩卖,牟取暴利,不论旻宁是否禁止对外贸易,它总要寻找借口,发动侵略战争。但就“激夷变”而论,却实由旻宁停止贸
易而促成。据此,他认为只要各国遵守初约,不进行鸦片贩卖,就不应当禁止各国的正当贸易,这就是魏源提出的“持鸦片初约以通市”,实行对外开放的进步主张。
魏源之所以能提出这一主张,是因为他已朦胧地感觉到了国际贸易的巨大作用,认识到正当公平的国际贸易对贸易各方都是不可缺少的。
魏源熟知英国是一个“务工勤商”的国家。其地虽“产大小麦,其谷不足食”,必由外国输入。纺织业发达,所用棉丝靠输入。“其国不止贸易一国一地,乃与万国通商也。”英华通商始于明朝,当时贸易额甚微。由于中国富庶,后来日益发展,道光年间,贸易日增。所以各夷常说“天下富庶无如中华。诸国所来船多不觉其多,所来少不觉其少,无卖不尽之货,又买不尽此地之货,为海内第一,是天下更无大于中华。”因此,当林则徐禁烟后,英领事“义律来文,有不讨别情,只求照例通商,……香港亦不敢索”。魏源深知英国是“以货财为命”的,所以他主张“持鸦片初约以通市”。
更重要的一点是,魏源认为开展正当的对外贸易,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是有利的。发展对外贸易的目的就是“自修自强”。魏源分析了中外贸易的历史和现状,认识到中国在正常的对外贸易中总是占优势。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列举了道光十七年(1837)中国对英美及其他西方国家货物(不包括鸦片)
总出口额为35093000元,总进口额为20148000元,顺差金额14945000元。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使鸦片无毒,则外洋之银有入无出,中国银且日贱,利可胜数哉?”
魏源还进一步就如何保证正常的对外贸易提出了三点具体措施:一是“与夷约,果能以除鸦片之地,改种五谷者,许其多运洋米入口,并援例酌免其关税”
;二是“与夷约,果鸦片不至,则尽裁一切浮费”;三是同意英国增加茶丝进口税和棉米呢羽出口税,“以补鸦片旧额。此外,铅铁硝布等有益中国之货,亦可多运多销。”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验到,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中国落后了。
在这种情况下,是放眼世界、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为我所用,还是徒守旧制、闭关自守、一概拒绝向外国学习呢?魏源主张取前者。他在《海国图志》中详细阐述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向外国学习,学习什么?这要有一个取舍的标准。魏源严肃地批判了清政府在和国外互市中,只接受外国的“奇技淫巧”和“邪教毒烟”,“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技,是肯受其害不肯受其益。”他认为凡是外国好的东西,诸如军事工业,兵船、火炮的制造,以及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火轮机、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都要学,也要学习养兵练兵之法,不好的东西如邪教毒烟等要予以摒弃。
怎样师夷之长技呢?魏源主张:(一)设粤东船厂和火器局。船厂主要造战舰和新式商船。火器局主要造战舰用的攻炮和城垒用的守炮,以及绿营所用的鸟铳、火箭、火药,也可以造民用的龙尾车、自转碓、风锯、水锯等生产工具。
(二)聘请弥利坚(美国)、法兰西、葡萄牙三国技术人员,在粤东船厂和火器局传授造兵舰火炮及民用生产工具的技术,“择内地巧匠、精兵以传习之。”
(三)准许福建、上海、宁波、天津等商民仿效粤东厂、局,建船厂、火器局,生产的商船和民用器物“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
(四)开采银矿。他认为:货源莫如采用。除朝廷开银矿外,“沿海之银矿山,许民开采。”
(五)学习外国养兵练兵之法。他认为外国饷兵之厚、练兵之严、驭兵之纪律,为绿营水师对症之药。
魏源提倡学习外国先进技术,识见已自不凡;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绝不妄自菲薄。对学习和掌握西方的先进技术,发展生产,以臻富国强兵,充满必胜的信心。他说:“尽传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
《海国图志》是魏源思想发展的高峰,代表了当时思想界最进步的思想。
其影响所及,开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思想先河。资产阶级维新派王韬曾说,魏源“师长一说,实倡先声”。1854年,《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了很大作用。在鸦片战争后的中国,魏源不可能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这就决定了他探索的富国强兵的道路行不通。他的政治思想也只能是归于幻灭的梦想。
16 黑暗中的光辉梦幻——《大同书》
公元1903年,在曾经盛产神话的南亚大陆印度,在大吉岭地区的一间普通客房里,诞生了一部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这就是近代启蒙思想家康有为著的《大同书》。
《大同书》的诞生近代的中国,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严重。一些先进的仁人士子,为了救亡图存,光复华夏,进行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奋斗和有益的探索。康有为的《大同书》正是这一努力与追求中的“历史备忘录”。
康有为出身于累世官僚地主之家,自幼受的是正统的封建教育。然而,在亡国危机的刺激下,他越来越怀疑那些“圣经贤传”,不断寻求拯救祖国的道路。
他游览过香港,参观过上海的租界,后来又到国外去考察。他是当时到过世界各地最多、接触各国人物风情也最多的中国人。他购买了许多当时翻译的各类外国书籍,特别是接触到了19世纪的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使他决心为中国设计一幅人类未来社会的远景——“大同”社会的蓝图,以鼓舞那些还在苦难中挣扎而士气殆尽的同胞们。
1884年,康有为着手编写《人类公理》一书,这就是后来驰名于世的《大同书》的初稿。书中,康有为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歌颂了西方国家的先进,设计了一个“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大同世界。书成之后,康有为认为中国实行“大同”尚非其时,迟迟不肯示人。直到1913年他才以《大同书》为名,在《不忍》杂志上发表甲、乙两部。全稿直到他死后八年,也就是1935年,才由他的弟子钱定安交中华书局出版。而康有为也由此而被世人称为“一佛出世”,“当代一人”,完全打动了他的学生和朋友。
大同之世“大同”,是儒家宣扬的理想社会。《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这样的社会里,老年人晚年有人照顾,壮年人有理想的工作,孩子有学习的机会,鳏寡孤独者,还有残疾之人都为社会所养。人人都生活得愉快幸福。康有为的《大同书》,虽然承袭了自孔子以来的中国大同思想,但并非孔子大同思想的简单翻版。孔子的大同思想着眼点是向后看,眼睛盯着唐虞三代,口口声声“吾从周”,认为古代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康有为的《大同书》虽然承继了这份大同遗产,但他受西方进化论学说的影响,眼睛是向前看的。
他凝视前方,憧憬未来,向往着更高级的人类理想社会。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提出了废除私有财产,实行财产公有的构想。
他认为:在农业上要实行“公农”,把天下所有的田地都归为公有,任何个人不得占有和买卖;在工业上,要实行“公工”,把天下所有的工厂、铁道、轮船都归为公有,私人不许独占;在商业上要实行“公商”,把天下的商业都归公,由政府商部统一管理经营,不准有私人商业。
《大同书》还对社会政府职责作了规定。社会政府部门主要职责是组织生产和分配成果。政府所属的农部、工部、商部必须按全体人口的需要和各地物产的丰歉,制定相应的计划进行生产、运输和消费。做到“地无遗利,农无误作,物无腐败,品无重复余赢”,即人民群众的需要和产品的供应要相等,既不虚耗人民的宝贵光阴,又不浪费社会的物质财富。
不仅如此,康有为还为未来社会的劳动者赋予了崇高的社会地位。既然未来的社会是建立在公有的基础上,一切社会财富是由工人劳动创造的,所以太平之世除了工人没有别的可崇尚的;太平之世除了工人所创造的新器外没有别的可尊高的;太平之世没有痛苦,所有的只是欢乐。所以说在野蛮的时代,工人最低贱,愿意干的最少,人们对工人也最薄;在太平之世,工人是最高贵的,愿意工作的人也最多,对待工人也最优厚。而且人们既是工人,又是“学人”。人们所追求的是“知识竞争”,在竞争中出现许多“聪明睿智之士”,他们拿最高的薪金,享受最高待遇和荣誉。太平之世,人人都想创新发明,人类的进化因此而永无止境。“大同之世”生产力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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