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80-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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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奇等也认为，知名的长篇小说家在当前会得到更多杂志和出版社的约稿，作品会更容易出版，名利的诱惑会越来越大。对此，作家要坚持操守，变得更清醒、更有定力和耐力，要学会让写作慢下来，学会拒绝。而真正伟大的中国小说或许就在他们的“慢”、他们的“拒绝”和他们的“沉思”中诞生。胡颖峰说当下作家的写作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真实的，因为有一双市场的眼睛在盯着他。作家如果无视市场或拒绝商业化写作，那就意味着最终会被市场无地淘汰；但如果一味迎合市场，就会失去自身。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尚未能出现伟大长篇小说的重要原因之一。2005年4月28日《文艺报》。


批评实践与研究前沿新世纪长篇小说的考察与评估（2）

　　　　在茅盾故乡浙江桐乡举行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颁奖活动期间召开的“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包括10位茅盾文学奖评委在内的60多位作家、评论家，就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之喜忧、之长短进行了热烈的对话与认真的研讨。话题主要集中于长篇激增的背后原因及其种种影响。进入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数量激增成为中国文学发展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据中国作协统计，从1993年开始，长篇小说出版数量激增，从最初每年300部，发展到每年500部、700部，到2000年达到1000部。近4年来，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基本在800部左右。平均每天有2部长篇小说出版面世。作品的类型空前多样：城市题材异军突起、乡土文学继续深化、女性写作更加成熟、军旅文学令人惊喜、“70后”及“80后”少年作家成为市场新宠。雷达认为，作者队伍的变化、市场经济的介入以及互联网的普及是造成长篇数量激增的三个重要因素。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一部长篇如果发行成功了，会带来大量的商业利益；互联网的普及也促使长篇猛增。雷达说，他曾参加过一个互联网小说的评奖活动，5个月之内贴在网上的长篇达3800部之多，令人叹为观止。他提出：“少年写手和网络力量，也应该引起茅盾文学奖的关注。”　　　　
　　　　长篇创作与运作中的商业因素是本次研讨会的另一热点。评论家李星说：“商品意识对我们长篇小说创作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他认为，有些作家完全是为商业写作，“在构思阶段就很媚俗，就考虑怎么能招徕读者。”他认为，受市场因素的影响，作家们的批判意识比以前薄弱了。“现在技术型写作、智慧型写作、游戏型写作的多了，而具有清醒的社会批判意识的创作少了。”他认为，市场及商业因素的渗透令人忧虑。但杨扬则认为，作家能不能摆脱市场化的影响不是一个道义问题，而是文学和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大势，市场对文学的影响不全是负面的。他说：“文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化比较充分的时代，也恰是文学繁荣的时代。沈从文就曾说过，三十年代他之所以进入创作的丰产期就和书商的‘催逼’有很大关系。”他认为，现在是一个影像和读图的时代，“第一流的影视作品也同样可以达到我们文学的高度。我们现在应该关心的是，长篇小说创作从中吸取得够不够充分。”白烨认同杨扬的看法，他反问道：“如果没有市场化，长篇小说能这么繁荣吗？市场是把双刃剑。关键看如何趋利避害。”他认为，当前评论界对长篇小说的问题批评得太多，而对成就分析得不够，“对此，我们要说‘不’。其实，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从具体作品上看，当代长篇小说的成就不但超越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而且也超越了现代时期。从艺术上看，当代长篇小说要比那时成熟得多。”而市场化对此是有贡献的。对于他们的观点，朱向前的态度很鲜明，他说：“市场因素的诱惑，面对影视的妥协、投降，在我看来，弊大于利。”《南方文坛》的编辑张燕玲也认为，当代作家应认真思考市场化的双重性，“在市场这只大手的操控下，如何坚守价值底线和精神向度，仍然是个大问题。”“市场经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个问题20年前就已经讨论过了，现在理论界还在争论这个问题，真是可悲。”秦晋认为，文学理论的缺失已经到了必须正视的时候了。他说：“当前中国评论界没有能说明、能指导文学创作的理论……评论家们不要指责作家，不要指责读者，而要指责一下自己。”一些与会者也指出，有些评论家被“红包”收买，参与了市场的炒作。当前，人情阅读、研讨会阅读、简明阅读太多了，影响了评论的公正性。“炒作风”也是许多与会者批评的热点问题。文学水准的高低本应是由作品来决定的，但是现在却要看谁炒得厉害，谁的作品就卖得好。何开四认为，当前评论界人士似乎更重视抽象性的、概括性的、演绎性的理论，而对具体的、感性的作品分析关注不够。他以这次茅盾文学奖为例说，在获奖名单出来后，尽管网上、媒体上有很多非议，但理论界却几乎没有谁对获奖的5部作品做出细致的、让人心服口服的分析与评论，结果媒体代替了评论界，三言两语式的评论取代了认真细致的解读。他说：“现在的评论往往讲究体系、宏观，对具体文学作品的评论、鉴赏却很少，说不到点上，也搔不到痒处。”


批评实践与研究前沿青春写作与“80后”现象进入研究视野（1）

　　　　青春写作指以“80后”作者为主的文学写作，而“80后”，指的是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从事写作的学生群体，他们最初的现身文坛，约在上个世纪末，当时的代表人物主要是韩寒（代表作《三重门》）、许佳（代表作《我爱阳光》）等。进入新世纪后，“80后”新作层出不穷，新人不断涌现，尤其是“新概念作文大赛”连续数年举办，推出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写手，使“80后写作”的“群体性”愈来愈明显。特别是郭敬明、张悦然等人的作品，在网络文坛和传统文坛所占的读者数量和市场份额越来越大，几乎可以和一些著名作家平分秋色。与“80后写作”由作者与读者之间形成的热烈互动，以及在市场上不胫而走相比较，主流文坛对“80后写作”的认识与了解相当不够，甚至表现出相当的隔膜与冷漠。有关“80后”的现象，一个时期主要还是一些大众报纸和网络传媒的热门话题。　　　　
　　　　2005年这样的一个现象开始有所改变。一个是一些作家与“80后”作者通过相关会议有所交流和沟通，一个是一些评论家和研究者开始把“80后”现象收入视野，一些‘文学理论批评刊物也开始发表有关研讨“80后”现象的文章。总体来看，这种关注还是初步的，但却是可喜的。　　　　
　　　　继2004年11月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文学元联合举办“走近80后”的对话会之后，2005年5月，南开大学文学院举办了“80后知名作家交流峰会”，作家马原、评论家白烨、编辑家李其纲等与会，与颜歌、彭扬、胡坚、一草、小饭、蒋方舟等“80后”作者就如何看待“80后”的长处与短处、局限与出路等，进行了热烈而坦诚的对话。8月，余华、格非、方方、叶兆言、曹文轩等一批中年作家，郭敬明、张悦然等近30位“80后作家”，在首届文学代际论坛研讨会上面对面地坐到了一起，双方的文学差异形成了激烈的碰撞，也构成了难能的交流。作家赵长天认为，当代文学代际沟通的问题已经成为整个中国文坛越来越无法回避的问题，前辈作家与青年写作者之间存在着毋庸讳言的隔膜和误解，需要有效的平台进行沟通。因为我们文学的未来，需要两代作家在相互汲取和互为补充中共同筑就。两代人的反差使得话题自然集中于要市场还是要文坛，谈到过于强调自我、惊人的写作速度、生活阅历欠缺等话题上，两代人的看法明显不同。评论家吴俊认为，数年后，现在的“80后”中的一部分很可能不再写作，但是中国文学未来的主力也很有可能就产生于此。进行代际沟通的意义，恐怕就在这里。11月，深圳中学生文联主办的“阳光写作”论坛上，批评家、作家和学者又与“80后作家”展开了对话，曹文轩、白烨、吴秉杰、杨宏海、李东华、谢有顺、秦文君、谭旭东等批评家、作家和学者，与李傻傻、颜歌、蒋方舟等“80后作家”就“阳光写作”、“文学提升”、“乡土记忆”和“网络传媒”等进行了对话。谈到彼此的差异与理解，白烨深有感触地说：“我原来想以长辈的身份来引导他们，可人家根本不领情，不认账。那我就放低姿态，跟他们说说我的想法和看法，用对话的方式让他们倾听，希望能多少起到一些作用。”　　　　
　　　　在对于“80后”现象的研究中，已有的论文主要集中于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它所代表的新的文化趋向的研讨。《网络催生青春写手》（《新民晚报》2005年1月30日）的文章指出，“80后”是与以往的写作者们截然不同的人群——他们在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步入青春，甚至有人戏言“他们是在键盘上努力和网友聊天时学会把玩文字的”。网络，给了他们不一样的成长体验，练就了他们在键盘上熟练操控文字的素质，也给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心灵的动荡、孤独、迷茫。当他们不断参与网络组织的文字比赛，在网络的BBS或各种论坛上抛下自己的臆想化故事时，其鲜明的特色、非传统的风格和张扬的个性，被一些精明的出版商一眼看中，把这些文字从网络搬进了印刷车间，由此催生了一个个“少年写作家”。《“80后写作”与新文化现象》的文章在分析“80后”写作现象产生的背景时认为，“由于社会和文化氛围的极其宽松，使得小作者和书商乃至媒体都无所顾忌。这是一种大家都不太认真对待的狂欢气象。而且他们已经具备更加丰富的文学营养资源。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