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80-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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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次上概而言之，一方面是文化、文学现行体制的两元并立：体制内的管理以计划模式为主，体制外的操作以市场方式为主；一方面是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多元共存：公有的、集体的和个体的，既有各自的方式和走各自的渠道，又在某些环节上相互借力，协同运作。这种体制与机制的与过去的最大不同，还可换一种方式来表述，那就是较之过去，在文学从业者的、文学生产者等方面，成分构成上越来越趋于民间化，手段上越来越趋于商业化。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它已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正向我们日益走来。　　　　
　　　　2005年的文学的理论批评和文学研究，与以往一样，也基本上是在两个大的学术层面上继续展开的：在它的文学批评功能方面，当代文学研究就其宏观的现象、走向与发展进行观察、捕捉与概括，就其微观的作家、作品等进行跟踪、解读与评说，基本上做到了与文学创作的良性互动；而在学科建设方面，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则就文学史写作、经典作品解读问题，以及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问题等，进行相关的思考、梳理与探究，较前又取得了新的认识和获得了新的进展。因为一些研讨与争论，既在纸质媒体上进行，又同时在网络媒体进行，使得一些研讨在这种互动之中显得十分活跃。


批评实践与研究前沿“新世纪文学”的命名与研讨（1）

　　　　到2005年，文学进入21世纪已有整整五年，而且越来越表现出与20世纪的文学不尽相同的形态。对进入新世纪之后的这一时段的文学，怎样命名、怎样认识和怎样评估，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必须认真面对和切实解决的迫切课题。　　　　
　　　　从2000年起，当代文学的一些批评家在一些文章里，就相继提出“新世纪文学”的概念，如白烨在《文学进入新世纪》的文章、雷达在《渴望精神的飞翔——对新世纪文学的几点思索》的文章里，都曾有过这样的提法和说法；但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并让它作为一个基本概念成为许多人的共识，还是在2005年间，尤其是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沈阳师大文化文学研究所和《文艺争鸣》杂志联合召开的“新世纪文学五年与文学新世纪”学术研讨会，以及随即在《文艺争鸣》杂志开展的“关于新世纪文学”的专题讨论。这样一会一刊的相继研讨和遥相呼应，使得“新世纪文学”的话题为学界更多的人所参与，其在文坛内外的影响也渐渐扩展开来。　　　　
　　　　在“新世纪文学五年与文学新世纪”学术研讨会上，《文艺争鸣》杂志主编张未民在介绍这一话题的缘起时说，新世纪这五年的文学既是当下的现实，也是当代的历史。“新”，是前进的动力。新世纪的文化景观和文学景观促使我们要以一种平常心来直面这个“新世纪”。“新世纪新表现”，并非是一个已然定性的概括，也并不是盲目地去崇拜“新”，而是需要我们面对新世纪五年文学发展的客观实际，在与之构成的对话关系中展开理性思索。与会代表们围绕“新世纪文学五年与文学新世纪”这一总的议题，分别就新世纪文学的命名、范畴与发展状况，新世纪文学中令人关注的重要文学现象，新世纪各种文学发展状况，新世纪文学批评和理论建设，新世纪文学生产机制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富有建设意义的探讨。　　　　
　　　　白烨在对新世纪文学进行宏观审视后指出，新世纪文坛值得关注的走向以及与过去不同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人们对于社会和文学的认识越来越切实。与1990年代中后期相比，当下的文坛已由平和取代了焦躁，沉稳取代了喧嚣。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市场化”秩序的逐步建立和文学领域自身的不断调整，人们对社会现实和与之相连结的文化、文学现实的认识日趋理性化，也越来越切实。反映在文学的实践活动之中，就是文学创作中更见个性化，理论批评中更具宽容性。其二，“市场化”的“双刃剑”性愈来愈显见。“市场化”作为文学、文化生产的主要方式，带给文学创造的正、负面影响日趋凸显。其三，新老媒体的互动越来越频繁。“市场”的渗透，“网络”的崛起，使文学、文化领域不再像过去那样，作品只刊发于纸质媒介，评论只出自于评论家笔下。新世纪文坛有了更大的活动平台，它在诗意中坚守，在坚守中生存，在生存中发展。　　　　
　　　　程光炜则在发言体现了一位文学史家对文学进程的深切关注和开阔视野。他指出，“新世纪文学五年”是一个文学史的问题，“文学新世纪”属于文学批评问题。他提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一段文学时期很有自身的特点，“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度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新时期文学体现了对自身、对历史、对开辟文学新纪元的自信，可以说是一种“承诺的文学”。而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无论是文坛格局、写作策略、阅读方式、作家姿态还是对作家的要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学空间的复杂性已经超出以往文学史的论域。新世纪文学形成尚未清晰的文学史线索，缺乏明确的动力，找不到逻辑递进关系，这也造成了我们对其进行文学史价值判断的艰难。也就是说，很难单纯地进行简单定位，建立其合法性。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有批判立场，因为完全中立是不可能的。新世纪文学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更为复杂、多元的景观，而不仅仅是欢欣鼓舞。　　　　
　　　　彭定安立足精英立场，批判和反思了新世纪以来文学叙述的变化。第一，思想性降低，大部分作品缺乏思想上的追求。即使一些名家作品，也有令读者失望之感。第二，文学叙述不够讲究，显得匆忙、草率，调侃过多。文学阅读多追求快感。第三，以文学形式出现的非文学叙述日趋发展。其中公众叙事成为一种时代命题。公众叙事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对公众心态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作家的文学叙事。从政界到商界、教育界的各方人士，都在参与着写作。这是社会自由度增加的表现，也是文学事业发展的表现。彭定安先生最后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我国曾经延误了自身历史主题的实现。当下应该是一个出文学大师的时代，因为具备相应的时代条件和社会条件。作家作为民族文化的领唱者，应具有广阔的历史、现实视野，同时怀着乡愁返归内心，扩容文本的思想能量。　　　　
　　　　对于“新世纪文学”的提法，也有学者持有不同的意见。宋一苇提出，当我们用“新世纪”来指认或命名文学时，应该对“新世纪”这一历史时间概念进行前提性的批判反思。不应简单地将“新世纪”理解为一个客观物理时间概念。“新世纪”命名作为一种时间的政治或时间的现代性，隐含着强烈的线性发展进步的历史观念，它型塑着盲目乐观拥抱未来的现代性进步幻象。这种时间命名本身已表明我们依然凝滞于现代性的种种神话幻象之中，它容易使我们遮蔽或遗忘掉20世纪文学中的现代性危机意识。20世纪文学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现代性反思批判、颠覆解构的文化策略，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悬而未决。因此，在他看来，新世纪文学并不意味着盲目乐观的未来憧憬，而应接续20世纪文学所突显的现代性危机意识，以批判性的后现代文化姿态和策略，继续颠覆解构现代性所建构的种种文化幻象。20世纪，现代性作为终结之物依然坚如磐石；新世纪，后现代依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陈思广对“文学新世纪”的命名也提出质疑。他认为，虽然新世纪在时间上来说的确已经开始并不断融入历史，但文学却并没有同步进入“新世纪”。“文学新世纪”只是人们构建世纪初文学发展脉象的良好心愿与美好设想，而不是文学发展本身的客观呈现。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当今的文学发生了巨大变化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这种变化是显在而鲜明的，但与90年代相比特别是90年代后期相比，21世纪之初的文学并没有质的突进。


批评实践与研究前沿“新世纪文学”的命名与研讨（2）

　　　　主要表现在：（1）总体的文学发展环境自90年代后没有实质性的改善。（2）就作家而言，拜金主义写作、机会主义写作、身体写作等创作风气未见削弱，作家从社会的病相与时代的病相面前常常侧身而过。（3）就文学批评而言，存在关系批评、圈子批评、金钱批评甚至蓄意炒作，坦诚的理性批评声音略显微弱，求真务实的批评需要加强。沈阳师范大学韩春燕副教授从创作主体、文本情况、读者接受等环节也对新世纪文学是否到来存疑，她认为从文学发展的现状来看，暂时还看不到文学新世纪的曙光。　　　　
　　　　《文艺争鸣》在2005年第2期、第3期连续推出了“关于新世纪文学”专栏，发表从不同角度研讨新世纪文学的文章共计18篇。专栏的主题语为“新世纪，新表现”。在“编者有关开栏的话”中这样说到：21世纪这5年的文学既是当下的现实，也是当代的历史。新世纪的文化景观和文学景观促使我们要以一种平常心来直面这个“新世纪”，它需要我们在与之构成的对话关系中展开理性思索。在发表的文章中，张颐武的《大历史下的文学想像》具有较强的当代历史感。该文从20多年的中国发展角度，探讨了新世纪文化和新世纪文学的若干情况。他在文中指出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使中国开始从原有的“现代性”历史框架中转变，获得了新的空间的定位。这种变化使得“新时期”和“后新时期”的文化转向了“新世纪文化”。　　　　
　　　　杨扬等人的讨论文章《影响新世纪文学的几个因素》，提出了新世纪的新体验和新的写作主体建构问题，并论述了诸如文学书写与传媒、性别、外国文学影响等方面在新世纪的文学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