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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0-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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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稳取代了喧嚣。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市场化”秩序的逐步建立和文学领域自身的不断调整，人们对社会现实和与之相连结的文化、文学现实的认识日趋理性化，也越来越切实。反映在文学的实践活动之中，就是文学创作中更见个性化，理论批评中更具宽容性。其二，“市场化”的“双刃剑”性愈来愈显见。“市场化”作为文学、文化生产的主要方式，带给文学创造的正、负面影响日趋凸显。其三，新老媒体的互动越来越频繁。“市场”的渗透，“网络”的崛起，使文学、文化领域不再像过去那样，作品只刊发于纸质媒介，评论只出自于评论家笔下。新世纪文坛有了更大的活动平台，它在诗意中坚守，在坚守中生存，在生存中发展。还有人从精英文化的立场，描述了新世纪以来文学叙述的变化。第一，思想性降低，大部分作品缺乏思想上的追求。即使一些名家作品，也有令读者失望之感。第二，文学叙述不够讲究，显得匆忙、草率，调侃过多；文学阅读多追求快感。第三，以文学形式出现的非文学叙述日趋发展。其中公众叙事成为一种时代命题。公众叙事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对公众心态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作家的文学叙事。从政界到商界、教育界的各方人士，都在参与着写作。这是社会自由度增加的表现，也是文学事业发展的表现。
也有人以一种审慎的态度指出，“新世纪文学五年”是一个文学史的问题，“文学新世纪”属于文学批评问题。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一段文学时期很有自身的特点，“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度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新时期文学体现了对自身、对历史、对开辟文学新纪元的自信，可以说是一种“承诺的文学”。而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无论是文坛格局、写作策略、阅读方式、作家姿态还是对作家的要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学空间的复杂性已经超出以往文学史的论域。新世纪文学形成尚未清晰的文学史线索，缺乏明确的动力，找不到逻辑递进关系，这也造成了我们对其进行文学史价值判断的艰难。也就是说，很难单纯地进行简单定位，建立其合法性。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有批判立场，因为完全中立是不可能的。新世纪文学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更为复杂、多元的景观，而不仅仅是欢欣鼓舞。
前言前言（3）
对于“新世纪文学”的提法，也有学者持有不同的意见。有人提出，当我们用“新世纪”来指认或命名文学时，应该对“新世纪”这一历史时间概念进行前提性的批判反思。不应简单地将“新世纪”理解为一个客观物理时间概念。“新世纪”命名作为一种时间的政治或时间的现代性，隐含着强烈的线性发展进步的历史观念，它型塑着盲目乐观拥抱未来的现代性进步幻象。这种时间命名本身已表明我们依然凝滞于现代性的种种神话幻象之中，它容易使我们遮蔽或遗忘掉20世纪文学中的现代性危机意识。20世纪文学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现代性反思批判、颠覆解构的文化策略，在2世纪的今天，依然悬而未决。因此，新世纪文学并不意味着盲目乐观的未来憧憬，而应接续20世纪文学所突显的现代性危机意识，以批判性的后现代文化姿态和策略，继续颠覆解构现代性所建构的种种文化幻象。20世纪，现代性作为终结之物依然坚如磐石；新世纪，后现代依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有的质疑者还认为，虽然新世纪在时间上来说的确已经开始并不断融入历史，但文学却并没有同步进入“新世纪”。“文学新世纪”只是人们构建世纪初文学发展脉象的良好心愿与美好设想，而不是文学发展本身的客观呈现。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当今的文学发生了巨大变化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这种变化是显在而鲜明的，但与90年代相比特别是90年代后期相比，世纪之初的文学并没有质的突进。主要表现在：（）总体的文学发展环境自90年代后没有实质性的改善；（2）就作家而言，拜金主义写作、机会主义写作、身体写作等创作风气未见削弱，作家从社会的病相与时代的病相面前常常侧身而过。（3）就文学批评而言，存在关系批评、圈子批评、金钱批评甚至蓄意炒作现象，坦诚的理性的批评声音略显微弱，求真务实的批评需要加强。
事 件 举 要
由热点论争和焦点现象总体构成的文坛事件，在其背后往往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动因。就一些论争来说，它既是不同的文学观点与观念的碰撞，又关涉到如何看待当下的文学文化现状；就一些现象而言，它既可能是个体行为被“炒作”和“放大”的结果，也可能是新的文学诉求借助新的媒介张扬自己的具体表现。
发生在2005年间的有影响的事件与现象，择其要而言之，主要有“精神沙化”问题争论，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引发争议等。而这些热点论争与焦点现象，也越来越充分地显现了看似简单背后的复杂，以及事出偶然背后的必然。
“精神沙化”问题的争论，源于作家张炜的一篇文章。2005年月，张炜在《上海文学》发表了思想随笔《精神的背景：消费时代的写作与出版》。在这篇文章中，张炜反复强调了这样一个中心意思：“在所谓的‘商品经济大潮’中，我们这儿还没有产生它的精神上的‘抗体’”；“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思想和创见偶然显现，就会像一滴水洒到沙漠上一样，迅速地被吸光了、消失了，无声无息。什么都不可能存在，因为已经沙漠化了。”“五六十年代的‘平均化’、‘板结化’固然不好，但在今天作为一种反动，那种板结完全被搅碎了。它是被一根商品经济的棍子给搅碎的。这个棍子粗壮而强悍，它插进去稍稍一动就搅碎了。但它不是搅出更自由、更疏松的一片文化土壤，不是很利于生长的那种土壤，而是愈搅愈烈，最终搅成了一颗一颗的砂粒，搅成了一片文化和精神的沙漠。”这篇随笔性的论文，显然既体现了张炜对当下文化状况的自我评判，又表达了他对知识分子状况的愤然批判。张炜的文章发表之后，《上海文学》第2期以《关于〈精神的背景〉的反响》为题，发表了《严峰的意见》、《毛尖的意见》，以及主编陈思和书信式的点评。陈思和就此指出：“一如0年前在人文精神讨论中，张炜所发出的‘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的呼喊，面对消费时代的写作及当下的精神背景，张炜再一次发出呼吁：在一个精神‘沙化’的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该如何坚持自己的精神立场，中国知识分子该如何超越当下的精神困境？”
张炜的文章尤其是《上海文学》对其的肯定性评价和褒扬性举动，最先引起了上海批评家吴亮的强烈反感，他写了一篇《顺手记》，发表在陈村主持的“小众菜园”的网络论坛。之后，看到《上海文学》第2期的相关文章，吴亮又写出《世界是有些混乱，但批判不可以混乱》的文章，既向张炜提出挑战和质疑，也批评《上海文学》“找了几个人为这篇文章唱赞歌”。他指出张炜的《精神的背景》，没有理清自己的基本思路和概念，没有掌握并使用必要的（更不要说充分的了）证据，没有了解（更不要说熟悉了）同代人关于同类问题或相关问题的大量研究著述。他诘问道：“你若想正当的断言你所谓‘精神沙化’的真实性，你必须能指出你准备接受什么可能的证据来表明你理论的虚假性。”“描述一个时代的时候，频繁使用‘整个精神背景’、‘整个精神文化’、‘整个文学界’、‘整个世界’，或‘真正的思想和创见’，‘真正的思想者’，‘真正的作家艺术家’、‘真正意义上的独行者’、‘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个体’，‘真正的悲观’、‘真正的乐观’、‘真理的精神危机’等等之类的说法不可能得到验证，那是不可分析的抽象概念。”他认为在这些概念的背后：“暗藏着对某种事物的态度和价值观——否定、影射、推崇和自我形象的投射。”在《答〈南方周末〉记者问》中，他就此指出：我不怀疑张炜的个人能力，但我确实看到了张炜在处理这个题目时的“能力不具备”。当然由于还存在着现实规约和心照不宣的语言谨慎（我希望是这样），或许使张炜难以逾越这些界线（在他的文章中，多处使用一些模糊的词汇来描绘当前的尖锐问题，使得有关问题的解释和历史起因的分析反而走向了歧途）——如果他清楚这一点，就更不适合在“不能充分言说”的背景下，来自由地讨论今日之“精神的背景”！
这场突起的文字风波也引起一些文坛人士的兴趣。如，山西作家李锐看到张炜文章后，在给朋友的公开信中表示，张炜所谈问题是这些年来被大家反复谈起的话题，只是他的角度多了一些纵深感。但是，整篇文章、整个立论的基点都出于一个过分的简化，一个对中国眼下基本国情和事实的简化；学者林贤治认为《精神的背景》回避和掩盖了问题的更重要方面：张炜强调全球化对中国的冲击，忽略了一个主权国家固有的东西，后者对我们的精神构成的影响更大更深。他还质疑所谓“精神的沙化”，如果是事实的话它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没有历史的延续性？林贤治不同意吴亮对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和商业文化的过分辩护，而是更为赞成法兰克福学派对其负面影响的批判；他也不满意《上海文学》所邀请的批评家对《精神的背景》的发言，形容为“空洞、没内容、太经院气”。他同样把《精神的背景》跟993年中国知识界“人文精神大讨论”放在一起，认为当初只是提出了命题，没有能够深入讨论，使得困境依然还是困境。指出：“讨论的目的是找出问题的根本所在，寻找问题解决的可能性，而不是流于文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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