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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0-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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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中，“现实感”与“人民性”主要表现为作家认知现实的主体意识明显增强，一批关注底层生存又含带着社会批判意味的作品不断涌现。如韩少功的《报告政府》，葛水平的《浮生》、《黑口》，胡学文的《路上行走的鱼》，杨少衡的《林老板的枪》，叶广芩的《对你大爷有意见》，刘庆邦的《卧底》等等。这些作品以平等的姿态看取底层，又以知识分子的良知暗含臧否，读来每每让人深有所感，又若有所思。其中杨少衡的创作特别值得注意，他笔下的县长形象，以不墨守成规和因时因地制宜的方式，在复杂的工作环境中坚持着人民的根本利益。杨少衡实际上写出了新形势下的新型基层干部形象，同时也以这样一些形象诠释着他对“人民性”的独到理解。
在散文创作中，“现实感”同样在增强，而这一方面表现为大文化散文更关注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社会现象，如胡平的《战后日本社会考》、张贤亮的《美丽》、王充闾的《他这一辈子》、刘长春的《八大山人》、田中禾的《关于心理健康》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带有纪实性特点的作品的陡然增多，如张平的《老百姓让你心惊肉跳》、朱金平的《今生无悔》、裘山山的《四十年前的爱情》、从维熙的《国学风流》等。这些作品或记个人所见所感，或述他人所经所历，均以来自生活的真情实感和生活本身含带的诸多意蕴引人和感人。
包括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在内的纪实文学，因为与生活的关系更为直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有相应的作品加以反映和表现。2005年间的报告文学，作者看取生活的视野不仅下沉了，而且见新了。像航天壮举、移民热潮、打工一族、艾滋现象、禁赌风暴等等，都由一些作品做了及时的书写与近距离的扫描，使人们经由纪实文学作品，即对社会生活中的潮动与问题就有了同步的了解与概要的认知。传记文学方面，《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长江文艺出版社）等作品，因为在纯粹的纪实性上表现出相当的“说真话”的勇气，成为纪实写作中值得关注的重要作品。这一年在报告文学领域发生的“报告”与“文学”的讨论，也是老话题的新延续，因为在创作中重“报告”而轻“文学”的倾向越来越盛，这一问题的讨论显然是切中时弊的。
因为诗歌、戏剧领域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它们在2005年所面临的，主要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如何更好地“生存”和有效的“发展”的问题。近年来，诗歌始终面临一个读者少和出版难的困窘境地，但网络传媒的勃兴与发展，又似乎为它打开了另一块天地。一些诗歌网刊和网站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与纸质诗刊和诗集的不景气形成鲜明对比，诗歌走向了纸上趋“冷”而网上趋“热”的新的格局。而戏剧较之于往年，似乎有了不少振兴的迹象，这既表现于创作与演出的较为活跃，更表现于市场化运作的增强和民间力量的介入，这使得戏剧舞台有了可变的花样和可看的剧目。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那就是形式上的探索被更关注之后，戏剧应有的“艺术气质”相对淡化，戏剧变得不那么轻易能看得懂了。这一问题引起注意是必然的，因为赢得更多观众的喜爱，是包括戏剧在内的一切艺术的题中应有之义。
批 评 话 题
作为整体文学事业一翼的文学批评，应在追踪创作的同时超越创作，一方面对具体的作家作品进行及时而认真的论评，一方面又对文学发展中的倾向性问题和整体性走势做出理论的评估和发出自己的声音。2005年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正由长篇小说的现状考察与新世纪文学的理论研讨，表现出既着眼于具体又放眼于宏观的双向努力，并在一些问题的思考与研讨上，或以共识性的看法取得一定的进展，或以有价值问题的提出打下了继续深化研讨的良好基础。
前言前言（2）
在长篇小说的名家新作的评价上，2005年较有影响的是有关贾平凹的《秦腔》和余华的《兄弟》的评论与争议。贾平凹的《秦腔》出版之后，首先在上海召开了研讨会，与会的评论家认为，《秦腔》在两个方面应该被充分肯定：一是敏感地捕捉到了转型期农村巨变过程中的某种时代情绪，是对正在消逝的千年乡村的一曲挽歌；二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秦腔》用瓷实精到的描写重塑了一个鲜活真实的世界。这种从细枝末节、鸡毛蒜皮的日常人事入手的描写，犹如细流漫延，最后汇流成海，浑然天成中抵达本质的真实。从某种角度而言，也是对近年来许多临空高蹈、不无夸饰的宏大叙事的一种“拨乱反正”。在北京的研讨会上，评论家同样给了《秦腔》以极高的评价，认为贾平凹以一种近乎乡村日志的方式为故乡立碑，这种碑已经不是简单的歌功颂德，或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鞭挞批评，而成为一种乡村流年碎影的忠实记录。许多评论家在发言时，都从不同角度谈到了《秦腔》的阅读艰难。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叙事琐碎沉重，充满日常化细节，节奏缓慢，内容沉重，尤其取消了长篇小说惯常的叙事元素，如连续性的情节。但大家也表示，这种文体创作的背后，有极其重大的重要性，如它使作品褪去浮华和造作，瓦解掉了乡土中国想像性的东西，等等。余华的《兄弟》，是一部长篇小说的上半部。余华自己认为“对这部作品我自己是很满意的，我个人认为我写下了以前没有写过的东西”。书刚面世，作家陈村就在发表于《文汇报》的评论文章中说，“余华是个有职业道德的小说家，从不令人失望。”评论家洪治纲认为：“它（《兄弟》）将历史、暴力、罪恶与人性中最为本质的爱紧密地浇铸在一起，使我们在一种历史的‘暴力奇观’中，深深地感受到这种爱的伟大、宽广与无畏，也看到了生命中某些恒久的、无可匹敌的伦理之光。”评论家李敬泽对《兄弟》持一种批评性的看法，他在《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的评论里指出，“余华在写《兄弟》时不在人物的里面，他站在外面，他已经感受不到《呼喊与细雨》那样来自生命深处的尖锐疼痛，他的目标说到底也就是讲一个有趣的、热闹的，看上去‘深刻’的故事，他当然成功了，但为了这种成功，他必须煽情，必须向读者进行情感勒索，让他的小说充满骇人听闻的暴力、死亡、天长地久的爱情和反反复复不厌其烦的噱头。”
在长篇小说创作的“新变”成因与走势的阐释与解读方面，市场化的运作的利弊得失成为了一个相对集中的话题。在茅盾故乡浙江桐乡举行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颁奖活动期间召开的“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上，与会者就长篇激增的背后原因及其长篇创作与运作中的商业因素展开激烈研讨。一种意见认为：“商品意识对我们长篇小说创作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有些作家完全是为商业写作，在构思阶段就很媚俗，就考虑怎么能招徕读者。”持这样看法的同志认为，受市场因素的影响，作家们的批判意识比以前薄弱了。“现在技术型写作、智慧型写作、游戏型写作的多了，而具有清醒的社会批判意识的创作少了。”但另外一些同志则认为，作家能不能摆脱市场化的影响不是一个道义问题，而是文学和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大势，市场对文学的影响不全是负面的：“文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化比较充分的时代，也恰是文学繁荣的时代。沈从文就曾说过，三十年代他之所以进入创作的丰产期就和书商的‘催逼’有很大关系。”持这种看法的人还反问道：“如果没有市场化，长篇小说能这么繁荣吗？市场是把双刃剑。关键看如何趋利避害。”他们还认为，当前评论界对长篇小说的问题批评得太多，而对成就分析得不够，“对此，我们要说‘不’。其实，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从具体作品上看，当代长篇小说的成就不但超越了‘文化大革命’前7年，而且也超越了现代时期。从艺术上看，当代长篇小说要比那时成熟得多。”
文学批评中有关“文学新世纪”的话题，从2000年起，就不断闪现在一些批评家的文章里。但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并让它作为一个基本概念成为许多人的共识，还是在2005年间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沈阳师大文化文学研究所和《文艺争鸣》杂志联合召开的“新世纪文学五年与文学新世纪”学术研讨会上，以及随即在《文艺争鸣》杂志开展的“关于新世纪文学”的专题讨论。这样一会一刊的相继研讨和遥相呼应，使得“新世纪文学”的话题为学界更多的人所参与，其在文坛内外的影响也渐渐扩展开来。
在“新世纪文学五年与文学新世纪”学术研讨会上，会议组织者谈到这一话题的缘起时说，新世纪这五年的文学既是当下的现实，也是当代的历史。“新”，是前进的动力。新世纪的文化景观和文学景观促使我们要以一种平常心来直面这个“新世纪”。“新世纪新表现”，并非是一个已然定性的概括，也并不是盲目地去崇拜“新”，而是需要我们面对新世纪五年文学发展的客观实际，在与之构成的对话关系中展开理性思索。倾向于首肯“新世纪文学”的一些同志还具体论析了新世纪文坛值得关注的走向以及与过去不同的特点所在。其一，人们对于社会和文学的认识越来越切实。与990年代中后期相比，当下的文坛已由平和取代了焦躁，沉稳取代了喧嚣。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市场化”秩序的逐步建立和文学领域自身的不断调整，人们对社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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