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5480-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第19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换竦闷淠谠诘墓亓裕⑹�2005年度新诗发展概貌得以呈现。换言之，我将不是孤立地谈论三个方面的话题，而是希图透过诗歌写作、传播、诗歌（文化）活动、新诗批评等现象，归纳并反思诗歌写作、新诗的历史传统、诗歌场域中的诗人身份、诗集出版和接受等相关问题。
诗歌：“虚热”与“沉潜”“等待戈多”：谁是新诗集的出版人和读者？
从考察新诗集的出版和图书市场的关系入手，颇能看出诗歌这一文类在当代中国文学场域中微妙而尴尬的处境。迄今为止，我们尚未看到过有编辑、出版人撰文或在公开场合声称：“出版诗集没有销路，完全是亏本买卖，所以，当代诗歌理所当然不会被列为出版计划，除非有资助或自费出版。”但是，现实的情形是，它已成了多年以来关心这一问题的人们都心照不宣的事实。据说因为换了社长，前几年为新诗出版做过巨大努力的河北教育出版社用以资助诗歌出版的庞大计划遂告中止。同时，“江湖”上还传言河北教育出版社为出版诗歌方面的书亏了多少万。下一个值得我们期待的，对于新诗出版和传播怀有理想主义精神使命的出版社会是哪一家呢？
2005年1月，花城出版社精心策划并推出“忍冬花诗丛”，首次入选诗丛的是多多和王寅这两位诗人。按照当代新诗的发展潮流或流派划分，两位诗人分属朦胧诗群体和第三代诗人群体。两本诗集收录的作品并非诗人阶段性写作的结集，而是他们写作生涯相对完整的选集，书后还附有相关评论。是什么标准把他们安排到一套丛书中来的呢？以丛书名中的“忍冬花”为喻，编辑和出版者取“优秀而又甘于寂寞”为寓意，形容这两位诗人。在“丛书”的《序》中，也是从为本套丛书的入选诗人和作品定位的角度，编者林贤治围绕核心概念“一流诗歌”展开，认为“诗人大于诗”，“无论妙手偶得，或是耽于经营，都有可能产生好诗。当得起一流的诗歌，往往更容易看出诗与诗人的关系；诗人藉此显示了生命的深度，以及非凡的素质，其中包括艺术气质、知识修养、道德感，等等。这些主体性因素，决定了诗歌的品质。只有一流的诗人，才配写出一流的诗歌，而一流的诗歌绝不可能出自末流诗人之手。”那么，已经获得以“一流诗人”的身份入选“忍冬花诗丛”，《多多诗选》（首印10000册）和《王寅诗选》（首印6000册）的销路又如何呢？和一般的小说印量相比，这两部诗集因数实在少得可怜。按出版常识，6000册的印数，如果全部卖出，仅仅不亏本而已。花城出版社为当代新诗所作的传播努力实在显得太勉强、太缺乏信心。
我对当代诗歌出版的低估和微辞并非大惊小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新诗出版的低迷已严重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中国的出版社在体制改革举步维艰和市场化压迫下，被商业化大潮冲击得晕头转向，新诗出版几乎被逐出图书出版的市场目标之外。稍加观察，人们能够发现，首先，诗歌不被列入出版计划，原因是不好卖，没有市场等等；其次，就算获得出版资助，出版后的诗歌类书籍又逃不过出版社发行部门的冷遇，而如果发行渠道不畅，后果就是诗集的滞销，积压库存。诗集卖不掉，又反证了诗歌没有市场，没有读者。如此恶性循环，各种关于诗歌的偏见，便得到反复地证明和强化。如同一个怪圈，接下去就是在新的一年度出版计划议程中，诗歌进一步遭遇冷落。
至此，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讨论的，主要是指个人诗集的出版，至于新诗选本（选集），延续了前几年的出版势头，2005年也有几种。而新诗年度选本，则有可能是出版社丛书类出版计划中的一部分。对于更能反映当代诗歌写作实绩，体现诗人的个人风格和阶段性探索成果的个人作品集，则基本不可能被列入出版社的计划中，除非有资助。
上文提及的花城出版社于2005年1月出版“忍冬花诗丛”，似为新诗的出版开了个好头，然而，据我考察，2005年只此一家出版社有计划地推出新诗个人集，介绍当代重要诗人和他们的作品。中国之大，优秀新诗人之多，却只有一家出版社推出了两位当代重要诗人，这难道不足以说明诗歌在当前图书出版市场中可悲的沉寂现状吗？另根据“诗生活网”之“诗通社消息”的不完全统计，有关2005年的消息大约有511条，其中，个人诗集正式出版信息约30条。这其中到底有几条是出版社计划内出版，不得而知，但这些出版物中，重要诗人不超过5位。面对这样的诗歌出版现状，诗人们该怎么办？他/她们会不会困惑于写作的意义？而那些热爱诗歌的读者们又会怎么想？
诗集出版难并不是个新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当中国经济改革深化到某个阶段，消费文化流行，纯文学边缘化之际，诗歌就遭遇到消费社会的冷落。此前，如果说民间诗刊的大量流传，显示了诗人自觉抗拒主流意识形态的努力；那么从90年代起，民间诗歌刊物存在的另一个动因，就是诗人对消费文化的无奈反抗。诗集出版渠道不畅，诗人们的反应大致有两种。一是写诗，自己掏钱或者寻找资助，去出版社“买”书号，完全自费出版诗集。这种方式投资比较大，但印成的诗集可以参与市场流通。另一种，也是自己掏钱，但不由体制内出版社正式出版，而是自己印成诗册，仅分送给诗友们交流，不进入图书市场。第二种方式延续的是当代诗歌传统的内部交流形式之一。或因为囊中羞涩，无力自助出版，或出于对体制内出版市场的蔑视，总之，诗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以这种与市场和公众保持距离的方式，坚守着写作的纯正性。然而，这种应对举措也加剧了普通读者和诗人的隔膜，造成了写作和阅读之间的相互误解。又因自20世纪末发生诗歌论争以来，新诗场域内部的分化，更是加速并强化了普通读者对于新诗的漠视与偏见。这些漠视与偏见包括：当代诗歌是晦涩的，读不懂；诗人不再关心社会问题，而只满足于小圈子的唱和，等等。
2005年，在体制之外的民间诗坛，却出版了几种值得注意的诗丛和选集。居住在哈尔滨的诗人张曙光等主持的《剃须刀》季刊在继续出版了四期诗刊的同时，还推出了两辑“剃须刀丛书”，共有朱永良、桑克、张曙光、文乾义、孙文波、臧棣、张伟栋、吴铭越、萧开愚九位深具写作潜力的诗人出版了他们的个人诗集。诗集并不厚，是诗人们阶段性写作的小结，反映出每位诗人新近对写作的设想，也体现了他们在风格上的探索。《诗歌与人》在主编黄礼孩的策划下，2005年一共推出了四种诗歌出版物：《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完整性写作”的写作原理》（世宾著），《俄罗斯当代女诗人诗选》（李寒译），《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黄礼孩、江涛主编），《一个诗评家的诗人档案》（燎原著）。诗人蒋浩自2002年起主持《新诗》丛刊，2005年推出“第七辑”萧开愚诗集《虚无过后》。不难想像，在现今问题重重的图书出版和营销机制中，以上出版物很难纳入体制内出版社的计划运行轨道。一方面出于诗人之间交流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诗集正式出版渠道的不畅，即使像萧开愚、张曙光、孙文波、臧棣等都曾有正式出版的诗集，已是成名了的诗人，他们也只能继续自印个人诗集。
诗歌在当代文学（化）场域中处境尴尬，人们早就在谈论诗歌或文学的边缘化问题，尽管我们并不很清楚，与边缘相对的中心到底指的是大众文化还是主旋律文化。但是，暂且抛开这样一种文化定位的意图描述不谈，单单从当代诗歌写作的实绩来看，难道当代优秀诗人们所写的作品就没有参与当代文化构建实践的必要吗？对此，公平地说，我们不能指责当代诗人，问题出在文学批评界和出版机制两个方面。也许是到了文学生产全面市场化的时刻了；也许诗歌也不得不被卷入到消费文化浪潮之中，因为诗歌被创作出来后，就已独立于诗人而存在，它们需要被阅读，被评说，被纳入到文学传统的网络体系中。当然，我也隐约了解，在当前中国出版体制尚未完全商业化，没有合法的文学代理人的前提下，奢谈诗歌出版和接受的市场化，将不过是空想；并且，就算出版社完全企业化，出版全面市场化，诗歌出版的命运也许更加堪忧。而另一方面，当我想批评诗歌批评家们不够敬业，或者对当代诗歌缺乏责任心和使命感的时候，我也意识到这也是偏激的，因为就算批评家们做了努力，他们关于诗歌批评的文字又如何得以顺利发表和出版，并为广大普通读者所接受呢？这又是一个困扰人的话题。
当代诗歌陷入的是等待戈多般的处境。
诗歌：“虚热”与“沉潜”“超级”诗人“2005诗歌热”为谁忙？（1）
不无反讽意味的是，在一个诗集出版最为低迷的年度，很多诗人却忙忙碌碌，为了参加形形色色的诗歌文化活动。文学界这个小场域中，诗人们的忙活劲儿或许与2005年在大众文化场域中火爆的“超级女声”有一拼。2005年的诗歌界动静不小，据说产生了所谓的“诗歌热”。根据“诗生活网”的“诗通社消息”统计，这一年里大大小小的诗歌节、诗歌朗诵会、诗歌酒会、联欢会、诗会共计有58回之多（还不包括诗歌研讨会）。重要的诗歌节包括：北大未名诗歌节、广州珠江（国际）诗歌艺术节、万松浦—湾园诗歌交流节、首届中华校园诗歌节、首届成都国际诗歌节（后因故被迫取消，改成民间诗歌交流活动）、西安高校诗歌节、首届中国诗歌节、首届广东诗歌节，等等。
这些诗歌节中数北大未名诗歌节持续时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