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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0-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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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诵玖恕笆裁词钦嬲墓膊橙耍裁词钦嬲纳缁嶂饕濉薄锞а业摹吨泄觥罚笱�70万言，全景式地描绘了国家四大重点工程之一——西气东输的建设场景，完成了报告文学作家为国家、为民族、为时代做好记录的职责。党益民的《用胸膛行走西藏》传达了一个军人作家，对军人这个职业所包含的奉献精神的独特理解。他的以生命为抵押的采写经历则表抒了一个军人（作家）与一群军人（筑路兵）之间的生死豪情。中篇佳作《两地书，母子情》（作者彭学明），通过变换角色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讲述了演绎在一个普通家庭里的关于苦难、关于母爱、关于坚韧、关于刚强的催人泪下的故事，在这个闪耀着生命光芒的家庭里我们体验了一种伟大的民族性格的精神。主旋律作品生命力，或者说阅读意义上的活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拿什么感动你”。文学的一个主要功能在于捕捉心灵，震撼情感。若在选材上缺乏感动因素或迎合某种口径去奉旨而作，即便使出十八般生花妙笔的本事，其阅读效果无益于看一份总结材料，从获取信息的功效讲，读一篇通讯或看（听）一则消息足矣。其实社会生活中牵动人们情愫心弦的人和事俯拾皆是，越是茫茫众生中的普通凡人，往往越容易搅起感动的狂潮。如报道河南农村小伙洪战辉艰难经历的报纸通讯被网转发，一夜间引发数万网民流泪发帖，共推洪战辉走上了央视“2005感动中国人物”的颁奖台。这都应该是主旋律报告文学最理想的撰写对象。
比之主旋律题材，直击社会问题、鞭挞假丑恶的创作，与读者距离的拉近相对要容易一些。舒云的《高考殇》，把萦绕在千百万中国家庭之上挥之不去的阴霾——以高考为核心的教育制度，直接摆上了解剖台，细割慢剥，鲜血淋漓，展示了一幅在现行高考制度下，学生、家长、教师备受煎熬的炼狱图。曲兰的《中国人民的理财生活》干脆把笔尖点在是个人就会关心的“钱”上，把个怎么挣钱、怎么管钱、怎么花钱的事写得既熟稔老到，又意趣盎然，让人从中领悟了理财不仅是理钱，更是对生命、对幸福人生的管理。像这种与百姓生活零距离的写作，想不讨好读者都不行。而抨击邪恶、揭露阴暗更是受欢迎的传统报告文学题材。2005年的长、中、短此类创作都有不俗的阅读率。业余作者陆有军的《卖官鬻爵第一贪——马德写真录》，虽然在文本上离精品尚有较大差距，但因其细节的真实和丰富，使马德这个被众多媒体曝光为一种“贪官”符号的抽象概念，又回归为一个七情六欲俱全的鲜活实体，由此把这篇长达7万字的并不成熟的报告文学作品推向了热读。由于十数家晚报、网络等媒体竞相转载，原发的《报告文学》杂志虽然加印数千册，最后依然形成挖仓翻底、一册难求的局面。杂志社编辑惊愕之余，不禁深深感悟，报告文学面对全媒时代的挤压环境，仍有可发挥优势的创作空间：视角、表述方式、事实材料的拥有。
纪实文学：“空间”与“命题”报告文学的空间选择（2）
揭示社会生活人物事件的本真面目，还历史的清白形象，是当今读者亲近纪实性写作最强烈的诉求原因。2005年的几部作品便是以此见长而受到推崇。魏荣汉、董江爱的《昂贵的选票——“230万元选村官事件”再考》可说是本年度精确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上上品。其主题建构的丰富与深刻、思想表达的理性与独立、文本叙述的内敛与流畅，近期来难得一见。作品所描述的事件曾在国内众多主流媒体上炒得沸反盈天。那场多少带有点先入为主、想当然味道的喧闹归于平静后，尘埃落定的事件本相便浮现出它的耐人寻味和反思的价值。作者作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入考察者和参与者，没有为强势媒体为这个事件营造的“荒诞”定性所左右，颇有见地地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极有价值的信息：在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建设进程中，农民对手中选票的价值与分量的认知正逐渐由懵懂到清晰，可喜可慰。该作品出自一个政府公务员和大学教师之手，驾驭讲故事与抒思想之辩证关系的能力令人惊叹。尤其对“竞选村官”全过程的描绘段落，现场感和灵动感的自然交融，着实给人极大的阅读快感，这一段落最终被几种“年选”本不约而同地收入一点也不奇怪。作为典型的以“报告”为主旨的佳作，当属老报告文学作家胡平的长篇《100个理由》。关于这部作品，几位著名学者的评语给予了基本准确的定位：“许多写抗日战争的书，也包括最近央视的一系列节目，让我们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战争的伤痛和残忍之上。胡平的书却引领我们的目光进一步深入到日本人的心灵、日本的民族性、中日文化差异等深层结构之中，一起去探求人类悲剧出现的最深层原因。这对于人类更好地认识自身的罪性，避免悲剧的重演是更加重要的。”（著名经济学家、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北京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胡平的《100个理由》，即充满激愤，又富有理性，是理性与激情的‘完美组合’。”（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关于日本，我们有几千种解读的方式，但哪一种更准确？关于中日关系，我们开过上千种药方，但哪一种可以药到病除？胡平的这本书，可能会为我们提供一把接近真相的钥匙。”（香港《凤凰周刊》杂志执行主编、著名图书策划人师永刚）。另有两部在报告文学的文体定义上不那么正宗，但在“忠实的记录”这一体现纪实写作本质要素上特别出彩的作品不能不提及。其一是《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傅国勇著）。此书以中国历史发生大转折的1949年为背景，选取当时不同年龄、不同倾向并做出了不同选择而各有其重要影响力的14位著名知识分子，通过他们这一年的日记、书信、回忆等最能袒露心迹、折射历史的文字与口头资料，以独具个性的视角和观察真实地记录了55年前那个大变动时代的脉搏，使许多生动的细节、曲折的过程和未曾披露的真相一一呈现在今天读者面前。经过作者辛勤搜罗、精心耙梳出来的这些带有非凡生命个体体温的历史，让我们看到风卷残云的大潮和来之不易的胜利所带来的万千气象与人心所向，看到面临大变革大动荡所引发的欢乐与哀愁、憧憬与彷徨以及艰难的选择与深邃思考……这是一部可读可信、可圈可点的鲜活之书，也是新世纪学人深入时间隧道，透视历史本来面貌的一次成功之旅。其二是老鬼的新作《母亲杨沫》。准确地说这应是一本传记，它在读书界引起的轰动效应，在于作者以“真实得近乎冰冷”的笔调，还母亲以最接近本真的面貌，从而传递对母亲刻骨铭心的追念。这种对颠覆“温馨”“柔怀”的表达，并没有结论为“冷酷的背叛”，而是一种泣血之爱的体验。2005年，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一大批报告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题材的纪实作品热出热销，读者看重的正是这些作品对历史的尊重，对公正的诚实。“真诚”地抒写，是考量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是否具备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独立写作素质的重要标准，也是报告文学创作拓展生存空间、维系生命力的制胜法宝。
纪实文学：“空间”与“命题”“报告”与“文学”的命题
先讲两件事，一是2005年10月间，《南方周末》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为《南方周末》记者南香红举办新闻特稿作品研讨会。在这个纯粹新闻专业的研讨会上，给南香红的作品定位于“开创了新闻写作的一个崭新领域”。依笔者之见，南香红的《边走边唱》、《两个男人的二十年》、《最后的野马》等作品，就其选材的独特视点，细节素材的扎实与丰富，行文的舒畅与优美，是地道的报告文学短篇佳作。但在研讨会上，一位报纸副主编言之灼灼地把南香红的作品定论为“绝不是报告文学，而是新闻”。报告文学在这个研讨会上的位置，似乎有些滑稽。第二件事，《报告文学》杂志2005年5月以特刊形式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唐山警示录》。作者张庆洲花了7年的采访时间，在作品中提供了大量的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披露了隐藏多年的事实真相，于是报纸、网络、电视等媒体竞相报道，读者阅读踊跃。但在刊发此作的编辑看来，《唐山警示录》的热闹，来源于它的揭秘性的信息传达。就其作品本身衡量，在结构、语言、选材等要素上，留存了大量的缺憾。作为一个报告文学的文本，它的“报告”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文学”。说这两件事的目的，是因为它们从不同的角度牵出了有关报告文学文体的一个关键命题——“报告”与“文学”的关系。有幸的是，《文艺报》记者曾祥书就此命题做了一次专访，一些报告文学的作家、评论家均表达了对这一命题的强烈关注。他们的观点已形成了2005年报告文学理论建设的一次有价值的讨论。讨论基本可分为以下三种观点。
一是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但缺乏文学性的作品其生命力也不会长久。
评论家阎纲认为，报告文学的阅读过程是审美的过程，报告文学的属性是文学，是迫切的人文关怀，是人性人情的新深度，是心灵的抚慰和超越，是让人在美学享受中受到感染的文学形式。
评论家缪俊杰认为，片面强调报告文学的“报告性”而排斥“文学性”是不恰当的。茅盾先生早年写过《关于“报告文学”》一文，提出报告文学“必须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刻画”的观点，为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奠定了理论基础。我国报告文学的奠基者的一些作品，如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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