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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0-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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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期的《互联网，让谁欢喜让谁忧》，第10期的《高考殇》，第11期的《中国人民的理财生活》等等。从这些作品的标题中你不难发现，《北京文学》倚重的主打篇目，几乎全是紧扣当下现实的大众话题，其意图也就十分明显——吸引最广大读者的眼球。作为综合性的纯文学期刊，关注百姓之关注、侧重读者所喜爱，这是《北京文学》自我解缚、主动开拓、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空间的良善之举。当然，其基点是看准了整个社会文学阅读对纪实作品的偏好。
读者对纪实作品的喜爱，首先表现在最切进现实生活的题材；我关心的人，我关心的事，我想说的话，我想流的泪，我想泄的愤，我想撒的气，均能在这些作品的阅读中，或多或少地得到满足，也就不枉捧卷一回。深谙此理的文学期刊，并不止《北京文学》一家，2005年各家文学期刊几乎包揽了所有的中、短篇现实题材的纪实文学：像《中国作家》的《苏州博士商》（2005年第6期）、《中国本色——关于对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红色文化的思考》（2005年第7期）、《我们可以称他是伟人——速记中国农民吴仁宝》（2005年第8期）；《民族文学》的《千金散尽为山青——一个亿万富翁的传奇》（2005年第2期）、《两地书，母子情》（2005年第3期）；《报告文学》的《最后的燃烧——一个市委书记的115天》（2005年第1期）、《反腐前沿的“内幕故事”》（2005年第1期）、《红与黑——关于山西与煤的解读》（2005年第2期）、《直面撒旦的考验——印度洋海啸灾难速写》（2005年第2期）、《中国黑车调查》（2005年第2期）、《昂贵的选票——“230万元选村官事件”再考》（2005年第5、6期）、《千年古堰锁封喉》（2005年第6期）、《卖官鬻爵第一贪——马德写真录》（2005年第9期）、《“超女”！“超女”！》（2005年第10期）、《世界级的较量——中海油并购优尼科内幕》（2005年第10期）；《解放军文艺》的《天使在非洲》（2005年第6期）；《山东文学》的《百姓才是头上天——优秀共产党员白云风采录》（2005年第3期）；《神剑》的《大家黄昆》（2005年第3期）；《啄木鸟》的《海啸——中国地下“六合彩”黑幕揭秘》（2005年第8期）；《时代文学》的《中国女性内参》（2005年第3期）；《人民文学》的《大地工程——内蒙古田野调查》（2005年第8期）等等。以上列举篇目的内容几乎涵盖了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创作质量也为2005年的中、短篇纪实文学的创作概貌，涂抹了一串亮色。如果把上述作品的属性细细分类，会发现它们均应符合严格定义的报告文学标准。这似乎意味着，文学期刊（准确地说是严肃文学期刊）即使转向青睐纪实，也将底线锁定在纪实文学中最严肃的写作——报告文学上。于是话语的艰涩便出现了，用出版市场的表现标准去臧否一种文学现象实在是一个愚不可及的念头，因为你不得不去做一些十分尴尬的比较。比如前述那些自诩纪实类的期刊大鳄与严肃文学期刊在发行量上的巨大反差，会让你立刻在高雅与低俗、庙堂与地摊不可调和的对峙状态面前不知所措。文学是个太神圣的东西，只要烙上“文学”的印记，严肃与庸俗的命题便无可避免。但笔者还是顽固地认为，纪实文学毕竟与小说等传统叙事艺术不同，它不允许虚构，不允许艺术想像（至少是叙事的基本对象不允许虚构）。它所要表达的是地地道道的现实生活的真实。虽然纪实写作有文学涵义上的欠缺，但因其叙写真人真事所产生的特殊审美心理，极易唤起读者的共鸣而得到阅读的偏爱。由此可推论，纪实文学的生命力在于建构与读者十分密切的亲和关系，写读者之所喜爱，叙读者之所想知。无法想像，一部内容缺乏任何阅读兴味的“曲高和寡”的“纪实文学精品”将会如何产生？因此私下里武断地（也极有可能是很不合时宜地）下个结论：不好看的纪实作品很难说是好作品。好看，就与市场拉近距离了，这也是纪实写作出版强势的重要原因。
2005年的文艺图书市场，纪实作品依然是各出版社（尤其是文艺出版社）的侧重点。在这个年度出版的纪实类图书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只跟文学挨个边，也有不少应景、跟风的“快餐面”，文学上的意义不大。真正体现文学价值的大约是这样两类：一是反映当代现实生活中的大众关注题材，如《谁适合移民加拿大：加拿大移民生活纪实》（作家出版社），《失落的天堂——留学生另类生活调查》（广东教育出版社），《国家功勋——聚焦中国航天英雄》（人民出版社），《我与你——小卫的艾滋独白》（民族出版社），《禁赌风暴——中国打击边境赌博战斗纪实》（朝华出版社），《中国大学生非常兼职纪实》（中国画报出版社），《蓝镜头——聚焦印度洋：海啸！海啸！》（人民出版社），《走出高墙——一个大学生囚徒的故事》（海天出版社），《暗伤——妇科门诊隐情记录》（当代中国出版社），《和沙龙做邻居——中国记者亲历巴以战火一线特别报道》（中国文联出版社），《中国动脉》（人民文学出版社），《牛玉儒》（北京出版社）等。二是满足读者渴求真相、了解内幕、窥视隐秘阅读欲望的史志、揭秘类题材的作品，如：《国殇——国民党正面抗争纪实》（团结出版社），《不能忘却的历史——侵华日军东宁要塞揭秘》（中国文史出版社），《日军铁蹄下的中国战俘与劳工》（中国党史出版社），《新华社笔下的抗战》（新华出版社），《中国抗日战争著名大会战纪实丛书（四种）》（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战区受降纪实》（江苏人民出版社），《中国秘密战》（作家出版社），《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一代伟人陈云》（人民出版社），《红粉青衫：郁达夫婚恋历程》（台海出版社），《此恨绵绵：徐志摩的悲情婚恋》（台海出版社），《侠圣奇情：金庸的婚史与情恋》（台海出版社），《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长江文艺出版社），《100个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等。在这个市场表现不俗、文学品质也不错的书系中，有严格意义的报告文学，也有典型的传记文学，还有相当部分纯粹记述性的含有一定虚构成分的纪实写作。图书出版较之期刊，与市场的关联更为紧密，文学的头颅要经受的考验往往更加严峻。纪实文学的出版要赢得市场的接纳，须得在“好看”上做足文章，因而在选题上向新、奇、怪、秘上下功夫，在叙写中添加虚构的成分就不足为怪了。
纪实文学：“空间”与“命题”报告文学的空间选择（1）
每年都有几套年度文学作品精选丛书，分别被几家国内知名的文艺出版社出版。行内被简称为“ⅩⅩ版的年选”，一般都列有“报告文学”一种。笔者因工作关系曾参与过几次由中国作协创研部编选的“长江文艺版”《中国报告文学精选》的编辑出版工作，由此也生发些粗浅的念头。文艺出版社争出年度文学精选丛书的目的，主观上文学积累和建设层面上的意义已经不多了（虽然客观上为爱好文学的读者便于收藏和查阅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更多成分还是瞄准市场（当然年度精选的概念本身就具有市场效应，不然多家出版社抢出“年选”的现象就说不通）。按理，较之“诗歌选”、“散文选”甚而“中、短篇小说选”，“报告文学选”应是具有较强的可读优势的。然而就长江文艺出版社近十年的“年选”出版历史看，《报告文学精选》的市场销售一直令人遗憾地呈下滑曲线，以致到近两年，甚至落在“诗歌选”后面。2005年的《报告文学精选》，从责编到终审均表示出忡忡忧心。并非该“年选”名不副实，中国作协创研室的名头还是颇具权威性的，所选篇目也的确基本符合2005年报告文学创作的成就面貌。编辑们的最大担心依然是不可读、不好卖。这种尴尬状况并不止“长江版年选”独有，据称另有一种版本的“年选”索性把“报告文学选”改为“纪实文学选”，以求选篇空间更宽泛，在可读性和销售量上能打破瓶颈。这真是个不大不小的讽刺。曾几何时，数度制造“洛阳纸贵”的报告文学何以会有今天的窘境？个中原因林林总总，其中统领者不外“市场社会加信息社会下的文学功能的边缘化”。作为一个总体描摹当代社会形态中文学位置的理由，大致不离左右。但具体到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的个案，却有些偏差。前文已述，纪实写作保持着当下社会文学阅读的独秀优势，根本的原因，在于纪实写作恰恰发挥了信息接受中的文学功能。信息社会的特点，反映在阅读上就是获取信息为第一需要，而纪实写作不仅以传达社会真实信息为其特质，又具备为信息接受者提供审美愉悦的功能，故能在整个文学的颓势中保持坚挺，然而位居纪实写作高端的报告文学却品尝了目送读者渐行渐远的无奈和伤感。
客观地说，2005年的报告文学创作虽然总体上不甚令人鼓舞，但也不乏闪光之作。在弘扬主旋律、讴歌真善美的题材类里，刘元举、康锦达的《人民代表冯有为》，平实流畅地记录了主人公真实生动的感人故事，作品细腻准确的材料选择和沉着简练的行文风格，不仅塑造了一个接近艺术形象的真实人物，而且在不动声色的讲述中阐释了“人民代表”四个字的涵义。何建明的《我们可以称他是伟人》以亲历性的零距离报告方式，解读了一个历久50年保持先进人物称号的奇迹，以此宣示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孙晶岩的《中国动脉》，洋洋70万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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