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80-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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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很普通也很朴实的农民，她在60年代加入了共产党，入党带给她的不是实惠，而是更多的磨难，但她因为信仰的支撑变得越来越坚强。她的入党是桩很具体实际的事件，但作者跳出了具体的现实。这种具体的现实很容易引导作家去写一个被荒诞政治所愚弄的悲剧，或者换一个角度，也可能写到一个妇女解放的问题；这类写法未尝不可，但终究未跳出我们熟悉的框框。墨白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不纠缠于历史的具体事件，而是去揭示生活的艰难困苦与信念的执著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揭示了精神信仰是如何照亮一个人的内心空间的。这些小说也许给我们一个预示：当代作家将会通过整理红色资源创作出超越历史的厚重之作。


中短篇小说：高原状态下的平庸和躁动为70年代和80年代证明及其他

　　　　年轻的作家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土地，他们在小说叙述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审美时尚，尽管从经验的层面说他们的小说略显单薄，但这一问题随着岁月的累积应该不难被克服。更致命的问题是他们的才气很快就会被精明的市场所攫取，所以他们中的佼佼者多半都把时间花在写长篇上，很少有人愿意倾情于中短篇小说。徐则臣算得上是这批年轻人中的少数派，近两年他写了一批中短篇，越写越成熟，令人刮目相看。他在2005年这一年发表的中短篇小说《西夏》、《纸马》、《越挠越痒》、《弃婴》、《奔马》、《鬼火》、《三人行》、《石码头》等，不仅体现出一种新的叙述力量，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对“70年代”这个几乎成为萎靡审美的代名词有了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徐则臣为我们去除了曾经蒙在70年代作家身上的那一层时尚的幻影。他的小说的基本元素不是酒吧、卧室、浴缸、玫瑰，而是底层的日常生活，甚至乡村的民俗。他的《西夏》在写一位哑女在京城的遭遇时，很机智地将奇特性与平常性糅碎了重新组合在一起。李傻傻也是一位值得我们重视的年轻作家。李傻傻属于80年代写作，“80后写作”如同“70年代”一样几乎成了另一个带有贬义的专用名词，代表着商业化、时尚化，代表着“为赋新词强说愁”。但李傻傻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我们对“80后写作”的片面看法。如他在200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雪地上的兔子》、《2004，2014》，在这两篇小说里面都有一个关于死亡的主题，我们会发现作家思想中的沉重，这种沉重似乎又与作家的年轻不相称，但恰恰是这种不相称构成了小说叙述的张力，也使他有别于那些过于轻漂的“80年代写作”。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李傻傻的农村出身有关，他并不掩饰这一点，而是将此化作了他写作的重要资源。所以张柠在评论李傻傻时说：“自40年代末期以后，文学在农村题材方面一直在探索，但又一直被忽略。农村变成了想像中的农村。文学一直没有在经验上提供一个可靠的东西。这个空档一直是年轻人心中的空档。李傻傻是在这个意义上表达了自己的东西，所以他引起了关注。他代表了众多在农村受教育者的命运。”　　　　
　　　　我一直强调小说的精神内涵，我也很看重作家在小说中的精神追求。好的小说固然离不开精彩的故事，但深厚的意蕴主要不是来自故事，而是来自作者的精神寄寓。这些年来，小说创作逐渐从过去的物质化表现走出来，越来越重视小说的精神表达，而且表达的方式越来越精致细腻，表达的层面也越来越丰富。孙惠芬的《三生万物》写的是精神性的东西。她试图去触摸一个校长在面对死神时的心灵。我以为作者把这种内容编成小说时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因为在这些内容里情节的时间变得非常缓慢，它很难挽留住着急往前走的读者们。但作者敢于冒这风险，也许就因为她对精神追问的执著。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也许成结构上说过于松散，但这是作者本人最具有个人化色彩的一篇作品了，我是说她带进了浓郁的个人伤悲，因而无形中以散文的方式来处理小说。但她又没有沉溺到个人伤悲中，她是驾驭着个人化情感的小船到社会的江湖中闯荡并获得了一种心境上的大彻大悟。这样处理精神表达无疑是别开生面的。姚鄂梅中篇小说《穿铠甲的人》不是精神表达的小说，但它批判了精神缺失的现实，揭示了文学在现实中的尴尬和悲凉的境遇。小说中的人物杨青春是个痴情于文学的乡下人，虽然文学就像是一身铠甲，护卫杨青春的精神不受伤害，但这身无形的铠甲却无法护卫他的身体，无法阻止他的生活日益困顿、身体日益衰弱。这样一种讲故事的方式在世俗力量无比强大的今天绝对是很需要的，因为文学的软弱无力也与我们自己作践文学有关。在一些作家那里，文学几乎就成了一种泄欲的工具，毫无美学可言，更不要说美学至上了。姚鄂梅在小说中说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话：“没有贫瘠的年代，只有贫瘠的诗人”。因此可以说，姚鄂梅的小说既是在祭奠逝去的文学辉煌，也是对文学堕落的批判。　　　　
　　　　在对2005年的中短篇小说做了以上的一番描述后，又回到了开头的话题，文中所提到的这些小说如果都可以看作是与文学高原相称的海拔高度的话，那么问题是它们是否给了我们一种预示，新的造山运动正在进行之中呢？也许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底气做出肯定的回答。但至少它是在正常的轨道上行进着，因此它充满着可能性。我们完全可以乐观地期待。


散文：个人视角中的人生世相散文：个人视角中的人生世相

　　　　飞雪迎春又一年，时间在前行着，社会在发展着，文学也在变革着，回望２００５年的散文创作，收获仍是丰实的。　　　　
　　　　散文写作的个人化特点，决定了这一领域特有的丰富性。因而，要把这一年的散文创作状况有条有理地描述出来，对于写作者来说，越来越成为一种莫大的挑战。而且，把散漫的散文状态条理化，在显现一些状态的同时也会遗漏一些现象。这是诸如这种年度创作概述所难以避免的。但对于文坛和读者来说，这种描述即使是有缺失的，也是极其必要的。而且通过这种整体观察与宏观描述，也让人们看到了新变，感到了欣喜。这就是散文写作越来越充分地展示了它由个人视角看世间万象的优长。


散文：个人视角中的人生世相大散文中的文化意蕴

　　　　十数年间，大散文始终在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席位，题材的广大，取景的深远，含量的沉实，都使作家们援笔一试。李存葆的散文张扬而狂放、厚重而沉实，对事件的把握、对世事的认知都具有独特性。他往往能够抓住大的事件和场景，从中发散出精神的色彩。《净土上的狼毒花》（载２００５年第６期《十月》）写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所鲜见的一片繁茂美丽的花朵，这种花朵对人畜都是极为有害的，“被视为草原荒漠化的一种灾难性的警示，一种生态趋于恶化的潜在指标”。作者先是大篇幅地铺排了迪庆地区美丽的湖光山色，几乎把它描摹成一片人间净土，而后引出这样一片奇美的花朵。“小说家们描写黄花的夸张言辞，诗人们刻意推敲的咏花诗句，都会在这真实而瑰丽的黄花家族面前，黯然失色。这大片大片的带有挑战意味的黄花，仿佛在向人们宣示，它们就是这草原上因家族集体的勃发而创造的美的奇迹！”从而渐渐显出作者的深刻用意，他是在揭示世界上的每一种生命，都有壮大自身的渴望。一种生命的单方面扩张，不仅会使其他的生命受阻，同时也会祸及单方面扩张者自身。正是由于多少年来的开发、超常规的放养，使山林、牧场退化，才使得这种“躲在石缝中、山沟边，自惭形秽的花朵乘虚而入”。《净土上的狼毒花》提示给我们的，不仅是香格里拉一个地方，也不是一种花朵的问题，而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重要话题。余秋雨的《恒河残稿》（载２００５年第３期《散文选刊》）是在“封笔”之说后发表的，文章是思绪的集束，不是一气呵成，却有一条主线相连，在闪烁着睿智之光的语言中，深沉的思索、高扬的灵性、无悔的追寻、诚恳的倾诉、平实的心态，使读者感到了作家的本真个性。虎头是近年来涌现出的散文家，他的文字总有那种飞扬的色彩，选材也总是张扬着个性与精神。《她们的歌德》（载２００５年第２期《当代》）以宏大的篇幅、翔实的史料、引人的故事写出了一批歌德周围的女人。这些女人促使了歌德的成长与成功。虎头不光是列出了一群美女的画卷，更是显现出了人的本真、自然的生活氛围。２００５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很多作家拿起了笔，对日本右翼分子的野心，向人们发出警示。雒青之的《菊花里的刀光》（载２００５年第７期《飞天》）以菊花与刀相列，刻画了日本文化模式和民族性格。60年前日本军国主义启动战争机器的时候，日本天皇把菊花雕刻在战争狂人们佩戴的武士刀上。菊花作为日本皇室的徽记，代表至高无上的皇权，菊花和代表武士道精神的战刀配伍，让人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尤其是对日本侵略者有切肤之痛的国家和人民，很难忘却菊花里的刀光。另有一篇《战后日本社会考》（作者胡平，载２００５年第４期《随笔》），深层次地揭示了战后日本人的心理特征及这个民族的劣根性。人活一世，留下的美好记忆是很多的，这种记忆常常会伴随人的一生。张贤亮的《美丽》（载２００５年第１期《收获》）写出了一个特定年代的一段“美丽”的记忆。“美丽”的题目用得实在是好，１９６５～１９６８年的劳改农场里会有什么美丽可言？“我”总是受到非人的待遇和歧视，度日如年，不知前面的时光是什么，肉体和心理上的折磨时刻都在发生着。就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