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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上帝最近-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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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的情景。“那时我们从来没想过他们是犹太人，”他说。对于出生在耶路撒冷的他来说，重返圣城成了此生夙愿。
不过，有的传记作家指出，阿拉法特出生在埃及首都开罗，他的童年也是在那里度过。
想起前几天在加沙一处被以色列军队摧毁的民房前采访，一群不到10岁的巴勒斯坦儿童告诉我，不愿和他们的犹太同龄人玩耍，因为“长大后他们会像父亲祖父一样”。我向阿拉法特提出这个问题，如何看待过去三年流血冲突在巴以儿童幼小心灵中种下的仇恨？阿拉法特说，巴以人民间的信任已经被摧毁。然后，他指着胸口一枚橄榄枝型的徽章，镌刻有“和平种子”（peace seeds）两个英文单词，枝条上站着两个手拉手的人形，“这是两个巴以儿童，”阿拉法特说。听我说话的时候，他两只眼睛瞪得圆圆的，非常认真；一笑，眼睛就眯缝起来，长着稀疏白胡子的嘴唇颤动得厉害。
办公室窗户上堵得严严实实的沙包已经去掉，但阿拉法特政治顾问拉迪纳指给我看窗外：两层薄水泥板护住玻璃，沙包就在下面。办公室还是不见天日，灯光长明。阿拉法特感慨到，许多事情在目前形势下很难实施，特别是重建巴以人民间的互信。
告别时，吴久洪大使送给阿拉法特两件礼品。一是国画竹子，祝他如青竹挺立；二是一套紫砂壶茶具。阿拉法特笑得合不拢嘴，戴上老花镜给我们的纪念照片题字：“我最美好的祝福亚西尔·阿拉法特”。患帕金森症的他，握笔的手不停颤抖，竖笔划歪歪扭扭。“我也很想送你们礼物，但我现在实在拿不出什么象样的东西了，”他说。
瞄准镜下的阿拉法特
意大利女记者法拉齐曾经说，真正的权威不需要胡须和大声呵斥，真正的权威运用智慧、谦逊和丝带。我所认识的阿拉法特，有足智多谋，待人谦逊，他手里有丝带，必要时也会大声呵斥。总而言之，他是巴勒斯坦“真正的权威”。
2003年9月13日见到阿拉法特时；他已经遭到驱逐威胁两天了。
这名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在拉姆安拉官邸召见各国使节。11日以色列安全内阁通过一项决议，“驱逐或杀死阿拉法特”。
官邸大楼之外；近千名巴勒斯坦学生高举国旗和阿拉法特画像聚集在广场上，齐声高呼口号“用鲜血保卫阿拉法特”，突然，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
从大楼第三层望下去，一方黑白格相间的头巾出现在被沙包、汽车轮胎堵得严严实实的官邸门口。一个“Ｖ”字胜利手势举过头巾阿拉法特出现了。
离得太远，我没有听清他讲了些什么，只看到随着他的手势，人群沸腾起来，红、白、绿、黑四色组成的巴勒斯坦国旗上下翻飞。很快，阿拉法特朝我站立的地方走来，步入会议大厅。途中，他两次停下脚步，探出窗口向广场上的人们挥手，广场上立刻以惊天动地的喊声呼应。
奇怪的是，阿拉法特身边的警卫并没有异常警觉，并非外界传闻那般。即使我突然把相机举到阿拉法特头顶拍摄他挥手照片，也没有遭到阻拦。
离开窗口，阿拉法特渐渐收起面对窗外的笑容，一个转身准备往会场里走。他的背微微有些驮，大概这几天遭到围困的缘故，眼神也不是特别清澈。转身，一瞬间，阿拉法特似乎忘记了会场在哪里。他的目光游移了一下，身边卫兵也跟着他的眼神转动，胳膊都伸着，随时准备搀扶他到要去的地方。
其实只是一秒钟的迟疑。阿拉法特马上反应过来，在卫兵的簇拥下，走向会场。这时候，我被穿绿军装的胳膊们架开了。
一进门；阿拉法特脸上立即露出笑容；热情地把手伸向每一名来宾。大概因为我是来宾中为数不多的女宾之一；到我面前时；他笑得更加灿烂，抓起我的手捧到嘴边亲吻两下；下颚上的胡子扎得我很痒。
阿拉法特绕椭圆形桌子一圈；同每一个人握手；端正稳健的步伐中隐约可见戎马生涯养成的习惯。发表讲话时，阿拉法特思路清晰，反应敏捷。巴勒斯坦外交部长沙阿斯在阿拉法特身边充当翻译，坐在阿拉法特右边的谈判事务部长拉布几次试图提醒阿拉法特；都被他打断。“我还没说到呢；别着急；”阿拉法特说。
阿拉法特讲话的时候；紧邻官邸一栋高层建筑内，以色列狙击手正注视着这里的一切行动。
大时代的余温
2004年10月28日。一个消息传遍世界：阿拉法特病情突然恶化。
那正是新华社加沙地带雇员沙乌德中国之旅的最后一天。我立即打通沙乌德随行导游的手机，沙乌德声音低沉，打断电话线这一端我的问候语，直接说起“阿拉法特”。他担心一旦局势失控，返回加沙地带的通道会被以色列军方关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开放。“妻子说：‘你赶紧回来！’……”早晨得知消息，沙乌德马上给加沙打了电话。
“怪不得他一早上都没与我说话！”陪同沙乌德等人游览中国的新华社国际部记者吕迎旭恍然大悟，“平时他话最多，今天只说了个‘你好’，也不与其他人聊天……”
当天下午2时，沙乌德飞离中国。前一天晚上的对中国和平环境的留恋已经被归去的急迫代替。
接下来的日子里，关于阿拉法特的消息时好时坏；11月10日，大势已去。
“脑出血”、“周五埃及葬礼”、“拉姆安拉官邸清真寺内安葬”等等越来越确切的消息逼近，我也越来越焦虑，甚至不敢独自承担听到他死亡消息的那一刻。虽然身为记者，我不得不承认，对于每一个牵挂巴以局势的人来说，阿拉法特的倒下惊天动地。
拨通加沙雇员阿马德的电话。问起街面上的情况。他说：“很奇怪，大家还是该干嘛干嘛，商店没有关门，孩子们也都照常上学……也许因为最后的消息证实之前，大家都还抱着一丝希望……”他哀叹连连。
10日那天，我重新感觉到阿拉法特那只颤抖的手。那只颤抖的手上，留存大时代的余温。曾经与之相握的手有：埃及前总统纳赛尔、萨达特、阿联酋总统扎耶德、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约旦前国王侯赛因、美国前总统卡特、克林顿、以色列前总理拉宾、佩雷斯，还有毛泽东、周恩来……当那些人大多逝去，阿拉法特还是奇迹般地生存下来。
那天，我分明感觉到那只手渐渐抽去。
原本打算在办公室守夜等消息，最后还是决定回家。希望明天早晨睁开眼睛，手机上没有未接电话，意味着阿拉法特又熬过了一天。
地铁末班车里，手机响。看到新华社的号码，心头一颤。“不会吧？”我首先发问。幸好对方只是证实一个词语的译法。10日夜里醒来三次。11日天亮了，手机还是没响。
11日中午，在食堂吃过饭回到办公室，撞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CNN）画面上简单的两个词：ARAFAT DIES（阿拉法特去世）。
我狂跑上楼，找到可以拨打国际长途的电话，阿马德在电话那端泣不成声，声音颤抖：“我们失去了民族象征，失去了民族支柱……”
最后生命历程中，阿拉法特从病危到死亡，历时7天，也许减少了巴勒斯坦民众感受震惊的程度，却无法弥补他留下的历史空缺。
11日我忙着跟踪相关报道、写了两篇随笔。心里一直闷闷的。午夜1时，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安安静静地看电视，一名巴勒斯坦妇女对着镜头说：“他带走了希望，他带走了一切……”郁结在我胸中的情感才渲泄出来。两年多来足不出户的阿拉法特，对于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来说，早就只是一个“象征”；而无数次死里逃生，使我们相信，他是不死的。
街上一片寂静。灯火暗淡，只三三两两的人影晃动。哈立德（巴勒斯坦低级别官员，隐去真名）说，他们都是便衣，以色列军队一进来就报告阿拉法特官邸。
2003年10月4日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发生自杀爆炸后，阿拉法特官邸所在地西岸城市拉姆安拉气氛骤然紧张：以色列随时可能杀死或驱逐阿拉法特，随时可能对这座城市发起军事行动。美联社记者尼古拉告诉我，他在阿拉法特官邸对面已经守了好几天。
哈立德的吉普车一拐弯，停在一个不起眼的小门前。旁边是一堆汽车废墟，“以色列士兵进来的时候看到车子就毁，”哈立德向我解说这些展示在街头的“废墟艺术”。巴勒斯坦人用彩色喷漆在面目狰狞的破车身上作画。
推开小门，沸腾的音乐和笑声扑面而来。我一惊：拉姆安拉还有这样的地方！
20多平方米的酒吧灯火融融，觥筹交错。布置完全西化，墙角悬着一台电视，正在播放“时尚”频道：模特们踩着猫步，在Ｔ型台上来来往往，也吸引着酒吧里的视线。哈立德得意一笑：拉姆安拉有几处这样的“好地方”。
啤酒广告牌“科罗拉”、“喜力”、“嘉士伯”在头顶摇晃。“这里不禁酒吗？”我好奇地问。“岂止不禁酒，拉姆安拉当地还出产一种叫‘塔义布’（阿拉伯语，意为“好”）的啤酒，”哈立德说。
要是在加沙，这样的地方早就被哈马斯放火烧掉了。“这里他们可不敢，”哈立德竖起小指说，“法塔赫一根手指头就能把他们全干掉。”
环顾四周，座上宾大多是外国记者和衣着光鲜的当地人。突然，店主敲响铜铃，手捧蛋糕，走向一名没带头巾的巴勒斯坦妇女。他点燃蛋糕上的一截小烟花，“Happy birthday to you（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顿时响起来。
在这座拥有5万多人口的城市里，经常可以看到“摩登”巴勒斯坦女子。她们不蒙头巾、穿紧身牛仔裤，同加沙那些黑纱遮面的妇女大相径庭。哈立德说，加沙地带是哈马斯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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