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上帝最近-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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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万丈深渊。

　　街上没有一堵墙壁是空白，涂满了红红绿绿的阿拉伯语：“自杀爆炸好”、“圣战到底”、“血债血还”……甚至还画着公共汽车被炸开的样子。

　
　
　
　　马车、驴车与汽车并行，互不相让。有几处十字路口，四个方向的交通灯全都显示红色。眼前多次闪过倒提步枪、穿各色军装的巴勒斯坦人，有的黑布罩头，有的神色安然，还有的后腰别着手雷。记得美国记者托马斯·弗莱德曼这样描述加沙：“随处可见持枪军人，还有不穿军装放冷枪的‘自由职业者’……”

　　受连年战乱影响，加沙几乎没有工业，天空因此湛蓝，空气因此清新。但是你丝毫联想不到“清洁”二字，因为垃圾遍地，人声鼎沸，楼房分布杂乱。许多房子没有封顶，有的外墙上密布枪眼，还有的在以军轰炸中倒塌或扭作一团，裸露的钢筋直指天空。

　　满眼是人。加沙地带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有些地方达到平均一平方米居住6个人。年轻男子的打扮以T恤牛仔居多，上了年纪的长袍飘飘；妇女大多罩黑色或浅灰长袍，系头巾，西式打扮的女子异常罕见。下午4时左右放学，无数墨绿色校服的男女学生，春潮般涌向街头。女生校服是长袖连衣裙，但裙摆下面穿着黑色长裤。蒙白头巾的是女中学生，她们穿着浅灰色竖条连衣裙，裙摆下面还是长裤。

　　一路上，遭遇无数好奇的眼神，热烈的手掌拍打车窗，不断有人高叫：“看，中国人！”　那些眼睛里有毫不掩饰的兴奋。

　　穿行在这挤挤挨挨的人流和车流中，想到加沙地带150万人口处于以色列军队四面严密封锁之下，我有点喘不上气来。飞机上认识的以色列人撒拉形容加沙就两个字：“地狱”。

　　市中心欧麦尔·穆合塔尔大街被当地中国人戏称为“王府井”，实际上最宽处不超过15米。一排耷拉着脑袋的棕榈树把大街隔成双向除了这些棕榈树，加沙几乎看不见任何绿色。一座公墓突兀地展现在市中心，墓碑森森。加沙城三大公墓埋葬着巴以流血冲突中的死难者，另外两座墓地在城市边缘。

　　欧麦尔·穆合塔尔大街上最有名的“景观”是大幅阿拉法特画像，上书“耶路撒冷啊，没有你，我的梦就不完全！”

　　大街尽头看见了海，地中海。海滩上开满帐篷，妇女裹在长袍头巾里下水，她们中大多数只在浅滩泡泡。长袍遇水，涨成一朵一朵大蘑菇。

　　孩子们放风筝。风筝是纸片糊的巴勒斯坦四色国旗，线是拽直了的磁带芯子。男人们穿着长可及膝的裤子，有人撒网捕鱼，有人躺着抽水烟，彩色玻璃制成的大烟壶“咕嘟咕嘟”冒泡。我和同事在沙滩上走的时候，一个少年抄起棍子愣愣地跟了一路，更小一些的孩子则在背后和前面跳跃欢呼，或朝我们身上掷黄沙。

　　迎接我的记者王昊，已经在这里守了三个月，我的到来宣告他终于可以回家。原本整洁干净的小伙子，一头乱发飘逸，脸色黢黑。公寓门上贴着字条：“欢迎来加沙”。


初到加沙，需要习惯每天来自头顶的轰鸣和玻璃窗的微微颤动。

　　以色列“阿帕奇”武装直升机、F－16战斗机或无人驾驶侦察机几乎每天在加沙上空盘旋，伺机打击地面目标。

　　以色列奉行“鹰蛇理论”，大力发展空军。这一理论称，地面上的蛇，无论多么强悍，　
　
　
也害怕来自空中鹰的攻击。

　　白天，以导弹袭击为主要手段的“定点清除”随时随地发生。“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哒哒”的螺旋桨声临近、电视屏幕突然变成马赛克或者手机没有电话打入却响个不停，都是空袭预兆。巴勒斯坦当地电台有一档随时插播的节目，通报以色列直升机或战斗机出现在加沙上空什么位置，提醒“路人注意安全”。2004年5月，一家属于巴伊斯兰抵抗组织（哈马斯）的电台遭到以色列两枚导弹摧毁，正与“预报”轰炸位置有关。“阿帕奇”螺旋桨声很远就可以听到，为目标人物逃脱制造了可能。数次失手之后，以色列空军改用“瞒天过海”之计，首先出动F－16战斗机，这个庞然大物发出的轰鸣铺天盖地，难辨东西。“阿帕奇”在此“声幕”掩护下发射导弹，命中率大大提高。

　　2003年下半年起，为了减少路人伤亡，以色列军方减少了炸药当量，爆炸声也随之减小。

　　夜晚，停电往往是空袭前奏。眼前一黑，然后爆炸声呼啸而至。虽然知道自己不是导弹寻觅的目标，不知下一声爆炸在哪里响起的恐惧揪心裂肺。

　　2002年8月5日，上任第三天夜里遭遇平生第一场空袭。4枚导弹的红光划破黑夜，炸毁加沙城两座小型工厂。以色列军方说工厂里制造进攻犹太人定居点的“卡桑”火箭，而巴勒斯坦方面则称工厂“无辜”，仅仅用作金属加工。

　　当时交接班记者王昊尚在，他摸黑去现场，我抓着门框追问：“你真的要去吗？真的要去吗？”

　　说不上害怕，因为有人分担，更多是对王昊的担忧。遵照他的命令，我关掉所有照明灯，在黑暗中等候消息。王昊不断从现场打回电话，示威人群的口号声、工厂主人的哭泣声、现场救护车的啸叫声，通过他的手机传送到我这里。一个多小时后，王昊回到办公室，才发现走时忘记关门，而我一直坐在原地没有离开。

　　送走王昊独自上岗的第一个夜晚，不远处一家电厂发生机械事故。同样是“停电伴随爆炸声”，令我误以为空袭来临，在原地蜷缩了20多分钟，直到电灯重新亮起。那个晚上，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将承受一种本不相干的煎熬。

　　空袭，可以习惯，只是人成了“惊弓之鸟”。夜幕降临，望着漆黑的窗户，有时忍不住想：如果这时候一枚导弹射穿玻璃，我该扑向哪里？

　　一天凌晨4时，头顶传来沉闷的轰鸣声，房子隐隐有些晃动。

　　战斗机？我犹豫着，似乎不该在这个钟点发生空袭。等了几分钟，窗外突然划过两道刺眼的白光一定是炸了！我抓起电话，跳到窗前，准备核实情况后向编辑部口述快讯。开窗，却触到雨点打在玻璃上的颤动。

　　那是加沙入冬第一场雨。

　　2003年1月5日午夜12时，接连不断的爆炸声中，我跌坐在冰凉的地板上。

　　说不清是其中一个爆炸点太近，轰鸣声将我震下椅子，还是潜意识里想躲到眼前的木桌底下，乘势钻了进去。

　　50多辆以色列坦克在武装直升机掩护下，进入加沙城东三十大街附近贫民区，以色列军方称目的是抓捕发射“卡桑”火箭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三十大街距离我的办公室大概5分钟车程，爆炸声不断传来。

　　打开巴勒斯坦电视台的直播节目，眼睛里全是火光，还有呼喊“安拉”（即“真主”）的人群。一个女人在现场乱走，张开双臂不停晃动。一个男人上去拖住她，夹住她的一只胳膊，可女人还是挣脱出来晃动双手。我想她大概疯了。

　　雇员阿马德打来电话：“知道炸了哪儿吗？走路两分钟就到我家！死定了！你要记得我！”

　　我安慰他说，上次坦克开到我楼下也没事。这个阿拉伯男人以为我说他胆小，补充道：“我没问题，只是两个女儿都醒了。”两个女儿利马和苏苏，一个7岁，一个3岁。

　　另一名雇员沙乌德更是在电话中说，不如你来我家吧，大家一起死比一个人死好。

　　每隔十几分钟，我们互通电话。阿马德说着说着，突然嚷起来：“哇，哇，哇！”爆炸声离他很近。他的妻子招呼女儿们别到窗口去。我点名要跟3岁的那个说话。

　　“苏苏，害怕吗？”我想避免用“害怕”这个词，却办不到。“害怕，”她声音嫩嫩的，咬字不太准。“别怕，明天我给你买巧克力吃，”我傻傻地想，巧克力可以帮她支撑到明天。

　　“听轰炸，”听筒里，她嫩嫩的声音，悠悠说。我的心都快碎了。

　　坐在冰凉的地板上，不是没有问自己：为什么来这里？

　　一个多小时后，声音渐渐平息。从地板爬上椅子，头顶又传来沉闷的飞机轰鸣，由远及近。我知道一张木桌什么都挡不住，但毕竟有点依靠。

　　决定象王昊那样去现场，那里才有“细节”。驱车在空荡荡、黑漆漆的街上飞驰，很快就看到闪着红灯的救护车、消防车和提枪的巴勒斯坦警察。一枚导弹命中距离我500米远的房子，那一声叫我跌到地上的“轰隆”来自于此。

警察引我走上二楼，两只打火机照出墙上1米多长的窟窿导弹从这里飞进来。

　　一个名叫曼多拉·凯肖夫的40岁男子在睡梦中被击伤。伤势并不严重，凯肖夫脸上满是“死亡擦肩”的委屈。任记者们怎么提问，他都不说话，强忍眼泪。稍后，一个显然是他朋友的人过来安慰，“天哪”凯肖夫抱住朋友大哭出来。

　
　
　
　　继续赶往遭受导弹最多的扎耶通区，全区停电，伸手不见五指。忽然挡风玻璃前火花狂闪，我一声惨叫，生生把车立住，才发现是吉普车碾过被炸断的高压电线。

　　几个巴勒斯坦青年蹲坐在路边烤火。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过去搭讪。他们说，刚才有游行队伍经过，大家打着拍子高喊“用鲜血和生命保卫阿拉法特！”

　　回办公室写新闻稿，需要交代导弹数目，记得坐在地上的时候数到8枚。后来以色列军方证实，一共14枚，看来我当时晕了。

　　第二天履行诺言，为利马和苏苏送去巧克力，还带她们去海边戏水。弄湿了棉衣棉裤，烘干之前没敢送她俩回家。不过，苏苏始终没弄明白，昨晚的轰炸与今天的巧克力之间有什么关联。（图：窟窿照片）

　　而距离我最近的一次空中打击发生在楼下不足百米处。

　　2003年8月24日晚9时，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小李邀我尝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