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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3-国民党下台内幕-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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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外势力则成为冲击“戒严”和党禁的急先锋。早在1986年5月1日，远在美国的许信良，在纽约组织了“台湾民主建党委员会”。岛内党外各路精英也开始了组党活动，有明的，有暗的，有真的，有假的，有实的，有虚的，总之组党成了台湾最时髦的东西。
党外第二代代表人物、以稳健出名的康宁祥，在6月中旬提出了“组党5年计划”；7月3日，谢长廷、尤清等秘密组成“组党计划规划小组”，开始联络党外各派人士共商组党大计；8月9日，党外实力最大的“康宁祥系”率先在台北举行公开的“组党促进说明会”，第一次将党外组党意向和行动公开化；8月15日，党外又举办“行宪与组党说明会”；8月25日，谢长廷在《时代》杂志公开举办的组党问题征答中，第一次提出“民主进步党”这一名字；8月30日，党外新潮流系举办了组党说明会；9月19日，党外的重量级人物康宁祥、尤清、费希平、谢长廷、江鹏坚、张俊雄、游锡等共商组党大计，当场确定由尤清、江鹏坚、谢长廷、邱义仁等组成专案小组，进行组党具体活动。
9月27日，130余位党外人士在台北市圆山饭店集会。本来是讨论党名、党纲、党章等问题，可是到下午，刚参加党外运动不久、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说话痛快的朱高正在发言时，提出干脆就在今天宣布新党成立，把党外候选人的《共同政见》作为新党宣言的蓝本，把党外人士的《12条主张》作为新党的政纲即可。这一建议立即在会上获得通过。
会上还决定，选举费希平、尤清、谢长廷等8人（为考虑派系平衡后增加到18人）组成组党工作小组。组党工作小组分为政策、组织、协调、文宣、行政、财政等6个小组开始工作。
民进党突然戏剧性地成立，国民党对此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只是由“法务部长”施启扬于9月30日发表声明，称目前台湾不宜组织新党，违者将依法处置，然后就没有了下文。人们从新闻媒体上所见到的是，蒋经国和国民党的一些要员不断就开放政治、解除“戒严”发表的谈话，这显然是告诉人们，戒严将很快取消，党禁将很快开放，民进党不会被依法处置。10月7日，蒋经国在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葛兰姆时就民进党一事表示，“我们现在积极研究这个问题，预料很快就有结果。我们向来都理解人民有集会及组织政治团体的权利。不过，他们必须承认宪法，并且认同根据宪法所制定的国家体制。新政党必须是反共的，他们不得从事任何分离运动——我所指的是‘台独’运动。如果他们符合这些要求，我们将容许成立新党。”
11月10日，作为台湾戒严期间第一个政治反对党——民进党在台北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党纲、党章，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党的领导机构。该党的政治主张是：实行美国式的“民主自由”政治体制，实施依法行政、司法独立、政党平等与自由；在台湾前途问题上，主张由台湾全体住民，“以自由、自主、普遍、公正而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任何政府或政府的联合，都没有决定台湾政治归属的权利”，后来发展到主张“台湾独立”；在对外关系上，主张采取“弹性做法，重新加入联合国，以重返国际社会”，即到国际间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
在会上，还选出第一届领导机构成员。江鹏坚以一票之差险胜费希平，出任台湾第一个政治反对党主席。会上选出的11位中常委是费希平、苏贞昌、康宁祥、游锡、江鹏坚、周沧渊、尤清、洪奇昌、谢长廷、潘立夫、吴乃仁。此外还选出了陈菊、邱义仁、吴钟灵、郭吉仁、王义雄等5人为中央常务评议委员。
民进党的成立，标志着党外政治反对派有了政治中心，党外势力正式以政党的力量登上台湾政治舞台。然而，除了该党内部难以克服的一些弱点之外，民进党公开主张“台独”，成为它政治上的致命伤，同时也成为阻挠两岸和平统一的障碍。
民进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年底的“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选举结果喜人，“立法院”内民进党代表由上届党外的6人增加到12人，“国民代表大会”内民进党的代表由上届党外的2人增加到11人，并且国民党的得票率首次跌至70％以下，只有6987％。至此，不管“解严”与否，民进党已参加正式的政治活动，事实上已成为合法的政党。
至此，让台湾各界人士谈“令”色变的“戒严令”，已到了任人指责、明知故犯、公开对抗的程度。特别是民进党“闯关”成立，违反党禁，官方竟然不能采取行动！人们大规模地触犯“戒严令”，国民党当局不敢以“令”定罪，坚持“戒严令”又有何用？一个法令到了如此地步，又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思前想后，蒋经国开始认真地考虑起解除“戒严”的问题。
1986年10月7日，蒋经国在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葛兰姆时表示，不久将取消“戒严令”，并制定“国家安全法”取代“戒严法”。8日，他在党内最高层次会议中常会上表示，关于政治革新的方案要尽快实施，首要行动是要取消“戒严令”。10日，在例行的纪念“双十节”大会上，蒋经国发表了著名的“向历史交待”的讲话，暗示将解除“戒严”。15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一致通过了“12人革新小组”提出的两项革新方案，即解除在“台澎金马地区”的“戒严令”，制定“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
在通过“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过程中，国、民两党“立法委员”多次发生冲突。民进党坚决反对任何限制人民权利的“国安法”，而国民党则顽固坚持必须以限制多种人民权利的“国安法”取代“戒严令”。民进党还在5月19日和6月12日，两次组织民众上街抗议。其中在后一次冲突中，示威民众与警方对峙达17小时30分钟。1987年6月16日，在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籍“立法委员”的强力护航下，“国安法”终于获得通过。7月1日，“国家安全法”正式公布施行。
7月14日，由“总统”蒋经国正式签署发表，宣布将从7月15日零点起在台湾地区“解严”。可以称之为世界戒严之最的、持续38年的“戒严令”的撤销，成为国民党政治改革的高潮。“解严”之后，“国安法”的施行，台湾同胞及民进党等组织并没有停止过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斗争，继续战斗在要民主、要民权、取消特务统治的第一线。尽管这样，台湾结束“戒严”，或多或少增加了各界社会人士参政、问政、议政的机会，可以不受党禁、报禁、集会游行的限制，争取提高各自的政治地位。岛内政局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第六部分：“党主席”的阴谋李登辉掌权（1）
李登辉被迫下台后，接连以他的名义发表了《亚洲的智略》、《李登辉执政告白实录》、《虎口下的“总统”》等书，详细介绍了他如何搞垮国民党、如何推行“两国论”的全过程。可以说，国民党失去政权，与李登辉上台后及接掌国民党主席后的政策及所作所为有直接关系。
蒋经国统治国民党13年，用过4位搭档，分别是“副总统”谢东闵、李登辉，“行政院长”孙运璇、俞国华。4人中，用谢，是为贯彻任用台籍干部政策；用俞，则是安抚对政治改革不满的元老派和保守派；蒋经国有意培养接班的则是孙运璇、李登辉。
谢东闵为国民党早期培养的台籍干部。1945年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是惟一的台湾籍代表，也是第一个出任省主席的台籍人士。1978年蒋经国正式“登基”，担任国民党政权的“总统”，谢东闵“运”盖众家，一跃而为蒋经国的副手，当上“副总统”，因此他是第一个出任“副总统”的台湾籍人士。尽管这样，谢东闵并不是作为蒋经国的接班人来安排的，因为当时蒋经国的身体在日本留学时期的李登辉状况正常，“副总统”的人选无关接班大局。谢东闵出任蒋经国的副手，主要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缓和自国民党去台后就产生、50年代和60年代不断激化、70年代和80年代尖锐对立的省籍矛盾。由于谢东闵和蒋经国的关系过于亲近，被“台独”分子视为“台湾人的败类”，列为“暗杀对象”。1976年10月，谢东闵在家中被“台独”分子邮寄的“邮件炸弹”炸伤一只手。遇此不幸，他分外伤心，以后虽然官升“副总统”，可为官的热情大减，很少发表政治性言论，当然接班就更不可能了。
俞国华也不是作为“接班”来安排的，却成为事实的“接班群”成员之一。此人和蒋家有着很深的渊源，长期以来被蒋氏父子视为财经助手。在1984年5月间“内阁”改组时，正值以国民党元老派为主的保守派得势，蒋经国为平衡党内不同意见，提名俞氏出任“行政院长”。从1986年起，蒋经国在最后的3年间重新启动政治改革之轮、以向历史作出交代时，俞国华还是跟上了蒋经国改革的步伐，并协助蒋经国完成了“解严、开放探亲”等重大决策。蒋经国很快病故，俞国华成为当然的“接班群”成员之一。可他马上与李登辉发生权力接班冲突，虽说起因并非俞国华，可他却是漩涡的中心。
蒋经国相中的第一位接班人是孙运璇。作为一位专业电力技术人员，曾在日本投降后来到台湾接收电力系统。国民党政权去台后，孙运璇在电力部门卓有成效地工作，深受蒋家父子的欣赏。1967年，他参加的援助非洲电力工业的合同期满时，台湾当局任命他为“交通部长”，3年后转任“经济部长”。蒋经国当上“总统”后，孙运璇升任“行政院长”。孙运璇能获得蒋经国的信任，因为他是一位出色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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