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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7-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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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刘力贞阿姨也没想明白：“贺怡姨”是怎么知道自己来沈阳的。外婆见到她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一个人跑到东北，把妈妈丢在陕北，太可怜了！”刘阿姨说自己当时羞愧地无言以对。的确，同奶奶与外婆一样，十年来含辛茹苦抚养儿女。母亲的心却不是每一个儿女、或者儿女的每一个年龄段都能理解的。
这是刘力贞阿姨最后一次见到贺氏姐妹，这年年底，我的姨婆贺怡就在赣南遇难了。酷爱读书的刘阿姨告诉我，凡是有关我外婆的书，她都会找来看一看。在西安家中，她慢慢思索着，打开记忆中的珍藏，讲起那次见面的情况：
那时我住沈阳太原道的东北局招待所，六层楼，很高，我住第五层。一天，服务员告诉我：三层有位客人给你送水果，一大筐。我很奇怪，一问才知道，是你姨婆，贺怡。
你姨婆带着我见到了你外婆和你妈妈娇娇，她们和我住在一个楼里！你外婆还记得我。你妈妈有十二三岁吧，刚从苏联回来，不会说中国话，像个外国孩子。
那次我第一次见到了毛岸青。你姨婆向他介绍我，他在看书，抬了下头，不起来。你姨婆不愿意了，就说岸青：怎么这么没礼貌啊，不起来呀！岸青就起来了。他在看书嘛。
你外婆还批评你妈妈来着。怎么回事呢？不是有一次军舰起义吗？（即“重庆号巡洋舰”起义。见注１）那些水兵啊，军官啊，都安排在我们这个楼里，穿着海军服来来往往的。不知道是谁告诉的，他们后来就知道你妈妈是谁了。有时候我和你妈妈出来，就有人在指指点点，大意就说：这是毛（泽东）的女儿。
这事让你外婆知道了。她就把你妈妈和我叫去，训你妈妈。她说：谁让你到处乱说的！那意思就是你怎么这样招摇啊。你妈妈就委屈：我没说呀！她更生气了：你没说，别人怎么知道的？把你妈妈急的呀：我真的没跟人说呀！
你外婆还让我把娇娇的照片带给我妈妈，她还在后面写了字：“送给亲爱的刘妈妈，你的女儿娇娇。”你妈妈当时还写不了中国字。你外婆说：“在保安、延安时刘妈妈给你很多照顾，你不能忘了她。”
刘阿姨回忆中的那次军舰起义，我在《毛泽东年谱》中查到了相关内容。据此可以判断她与外婆见面的时间应该在那年三、四月份。有关记载是这样的：
“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４日，（毛泽东）同朱德复电原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舰长邓兆祥及全体官兵，对他们的英勇的起义表示嘉勉。”＇注１＇
让水兵知道妈妈是谁，外婆是有理由生气的，她不让妈妈说出自己的身份，一是为了她的安全，二是教育她凭自己的努力生活，不能靠在父辈这棵大树的荫凉下。几十年来，妈妈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不过，这次妈妈显然有些冤枉，可怜的她实际也刚刚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而且还不能说。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来说，还有比这更遗憾的事情吗？
“父亲”这个词，对儿童时期的妈妈来说，是没有任何印象的。尽管在苏联时岸英、岸青舅舅也向他们的小妹妹提过，但中苏两国的万里阻隔使她仍然无法把“毛泽东”这个人与自己的“父亲”划上等号。妈妈曾经回忆道：
岸青哥哥从莫斯科到儿童院来看我，还给我买了一小捆长长的手杖糖。我们坐在礼堂里，聊天。主席台上挂着有照片，他指着照片问我：“你知道他是谁吗？”我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
他说：“他是我们的爸爸。”我说：“你瞎说，我没有爸爸。”哥哥说：“我没瞎说，他是我们的爸爸，是他把我们送到苏联学习的。”
随外婆和哥哥回到自己的祖国后，离父亲的距离近多了，妈妈的思想也开始有了变化。她又回忆道：
我跟我妈妈到机关玩，墙上挂着主席像。我想起二哥上次说的关于父亲的事，就问我妈妈：
“妈妈，岸青哥哥跟我说……他说……”当时我怕说错了。我妈妈说：“岸青哥哥说什么？你慢慢讲。”
“他说照片上的人，是我们的爸爸。”
这时，外婆没说一句话，只是默默点了点头。需要指出的是：４岁多出国，在苏联生活６年的妈妈早已忘记了汉话，她与外婆之间只能用俄语交流。
父亲就在中国，父亲就是毛泽东！妈妈记住了。她不会想到，离１９４９年父女团聚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这还要从外婆一家如何回国开始讲起。可贵的是：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在回忆录里详细介绍了此事的前后经过。
１９４６年８月，外婆在苏区时期的战友王稼祥为治病携夫人朱仲丽从解放区来到苏联，在莫斯科遇到也是来治病的外婆在井冈山时期的战友罗荣桓及夫人林月琴，还有妈妈在国际儿童院的一批大哥哥、大姐姐。正是将妈妈从陕北带到苏联的朱德之女朱敏告诉王稼祥――外婆被苏联方面错误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关进了远离莫斯科的疯人院！
王稼祥和罗荣桓两人商量后，认为让我外婆这样一位老同志长期孤身寄居国外，甚至被关在疯人院里，是很不应该的。他们一致向苏方请求：应让贺大姐来莫斯科诊治，如无精神病症状，应送其回到祖国。然而，收到的是外交辞令式的否定答复：经过上级考虑，贺子珍同志患的是精神分裂症，不便来莫斯科。你们的请求没有获得预期结果，很抱歉。
王稼祥并不罢休，他马上与夫人朱仲丽商量了一下，又与苏方磋商，提出让朱仲丽以医生的身份查看外婆病情，并且看望她并非病人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妈妈。因此，他继续请求将贺家母女送到莫斯科，以便让朱仲丽尽医生义务（朱仲丽１９３７年毕业于上海东南医学院获硕士学位，长期从事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在外婆１９３７年赴苏时，王稼祥主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何况他早年留学于此，与苏方接洽再合适不过。
第二部分１９４９年，守望天津（2）
要求提出十天后，苏方人员来找王稼祥夫妇。他一见面就耸起肩膀、摊开双手，仍然是一个毫无结果的答复。此时，王稼祥收起了往日的笑容，严肃地用流利的俄语直接向他说道：
请你们以我们的名义，再次向有关领导提出，我们有权利代表我们的党，看望自己的老同志贺子珍。如果她确实病情严重，我们将请示国内，是否将她继续留在苏联治疗，或是将她接回祖国。我们已解放了哈尔滨等大中城市，那里有较好的医疗条件，完全可以让她得到较好的治疗。如果她病情不重甚至没病，你们就更没理由把她长期关在疯人院内。请你们的上级重新考虑我们的郑重要求。
为营救外婆，王稼祥与罗荣桓继续努力着。需要指出的是：罗荣桓在此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外婆出院后，罗荣桓夫妇又请她和妈妈在自己的休养地住过一段时间，使她们的身体和精神得到了充分调养。
在纪念外公诞辰一百周年时，罗荣桓夫人林月琴撰文这样回忆她与我外公外婆的第一次见面：
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０日，荣桓由后方政治部主任调任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正收拾行装，准备到部队去。一天，毛主席派警卫员来叫我到他的住处去。当时，我有点紧张。这是因为在这不久之前，毛主席曾经冲荣桓发过一次脾气。
事情是由一位外宾要到延安来引起的。当时荣桓看到毛主席用的被子已经十分破旧了，感到让外宾见到不大好，就叫供给部给毛主席换一床棉被。毛主席见到这床新被子，立即追问是谁让换的。当他得知是荣桓后，就打电话给荣桓，责问为什么要换被子。
他在电话里说：“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条件，吃的是小米、高梁米，还是带壳壳的，穿的就是破旧的衣服。为什么盖旧被子就不能见洋人，要另搞一套？”他说话声音很大，虽然有湖南口音，我在电话旁边仍听得清清楚楚的。
荣桓接完电话感到毛主席说的很有道理，立即让供给部去把原来那床旧被子再换上。有这么一件事，我感到毛主席脾气很大，去时我有点紧张。到了他住的窑洞，我看到贺子珍也在。毛主席起身招呼我坐下后，很和蔼地说：“啊，你就是林月琴同志，都做过什么工作？打过仗吗？”……
从毛主席那里告辞出来，贺子珍送了我一程，她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她和罗荣桓早在井冈山时期就相识了。她感到荣桓十分忠厚老成。长征之中，她骑了一匹小骡子走得慢，经常掉队。当时荣桓所在部队负责殿后、收容，她经常掉到荣桓所在的部队，荣桓一见她来，立即安排她的宿营、警戒。电话线一架好便打电话向毛主席报告，让毛主席放心。贺子珍说，她掉队到荣桓所在部队就像到了家里一样，感到十分安全。＇注４＇
需要解释的是：“文运同志”就是我外婆贺子珍。她刚到苏联时出于保密需要，也为专心学习，决定隐姓埋名，起过一个化名。这个化名有的书上说是“文英”，也有说“文云”。从罗荣桓题字分析，似乎应是“文云”或“文运”。
最终，苏联方面妥协了。他们把我外婆和我妈妈送到了莫斯科。她们母女见到了来自祖国的亲人――王稼祥夫妇和罗荣桓夫妇。几年没见外婆，妈妈几乎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头发被疯人院剪得短短的阿姨，竟是自己那个长发飘飘，精明强干的母亲。
初见王稼祥夫妇，外婆连话也说不出来。后来，她情绪安定一些，开始慢慢诉说。朱仲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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