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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7-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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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看见林彪的两个孩子,一个林立果,一个林立衡。男孩子还很小,抱在手上。林立果比较小,女儿林立衡比较大,比小平小两三岁。
舅婆继续回忆道:
主席来电之后,她也心定了。后来她同我们两个人睡在一起,我是收音机光收不放(意为只听不讲),我不想引起她的一些想法,因为我对她不太了解,究竟她现在身体状况如何。仍旧都在传说贺子珍神经不太正常,我看见后心想:她不是好好的吗?哪有不正常?
后来,她就开始自己谈她和主席的事,她同我谈的情况详细得不得了。
第二部分1949年,守望天津(4)
贺子珍吃了那么多苦。这些情况我都没有对贺敏学讲过,跟他讲有什么意思呢?男孩子女孩子不一样,他理解不了。
她和主席共盖过一条红毯子,到现在还在。我看见贺子珍的时候,她说要用这条红毯子拆成毛线给小平织毛衣。我说:大姐,不行!这是纪念品。和主席睡在一起盖过的毛毯是非常珍贵的,奶奶死后我就把这条毛毯给你妈妈了。
那条红毯子拆了一点,我硬是不让拆,说小平还小,更大了再买新的。这是您和主席的纪念品,不能拆。她说:什么纪念品,什么品都没有了。我自己都出来了,还要什么纪念品!
主席也积极想办法让贺子珍回来,曾下令让所有的人都回去。贺子珍说:我晓得老毛那一套。我说:人家想了很多办法给你下台阶,你还是不下,你最后还是错误的。她自己也哈哈大笑。
时间过得太快,舅婆要带着小平姨离开东北回山东前线去了。临行前,外婆拿出一枚金戒指说:“嫂子,你在前方打仗,条件艰苦,急需时就把它卖了,用来应付环境。”
外婆的金戒指从何而来呢?她从苏联回来后连换洗的衣物都没有,妈妈则只有随身的一套衣服,脚上的鞋子已露出了趾头。包括罗荣桓、李富春等在内的东北局领导特地批给外婆两根金条,没有用完的部分打了一个金戒指。
这几乎是外婆的全部财产了,因此舅婆无论如何不肯要。外婆发火了,这是舅婆第一次看见她发火,只好含泪收下。不过舅婆多了一个心眼,在外婆送她们到火车站时,悄悄把金戒指给了外婆在苏联的同学,当时也在哈尔滨的王美兰(外公秘书李六如老人的夫人),嘱咐她回家后再还给外婆。
没想到火车一开动,王美兰便高高举着那枚金戒指,当着舅婆的面给了外婆。舅婆说:也许是要表明自己清白,让我亲眼看到她没有贪为己有。一见此情此景,外婆真的着急了。她高声喊着:“嫂子、嫂子”,一边在月台上甩开两腿追逐着火车,一边高高举着金戒指。舅婆告诉我:你奶奶不顾一切的样子,我至死难忘!
讲到这里,听故事的我陪着讲故事的舅婆,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各自从眼角涌出的热泪。透过泪光,我看到舅婆把目光投向窗外,仿佛那里正重现着50多年前她与外婆生离死别的一幕。
没想到,与我和妈妈一起去武夷山时还精神矍铄的舅婆,回来仅仅一周就被确诊为晚期癌症。晚辈们为了不给她增加心理上的负担,隐瞒了她的病情。她带着持续的低烧,却兴致勃勃地在病榻上回忆和讲述,让我记录贺家与毛家的传奇往事,常常是讲半天,歇半天,再讲半天……
晚辈们劝她休息,她总是一脸微笑地说:“不累,不累,把我记得的东西好好地告诉你们,也是我为贺家、为历史做的一份贡献。”她深知作为贺家历史的最后一位见证人,还历史以真实和完整是她的使命。
看到整理出来的厚厚一叠谈话记录,我很有成就感。不过翻阅以后,还有些意犹未尽,写下了这些计划:“请舅婆讲袁文才”、“请舅婆详述陈毅送表的故事”、“请舅婆回忆与彭德怀会面的情景”、“请舅婆详述故事细节”、“请舅婆详述此事”……
那年秋天,舅婆去世了,“永新三贺”这一代中最后一位长辈走了。这一消息是那么突然,那些应该“详述”的历史,再也无人开口了,我懊悔不已……
送走嫂子之后,在哈尔滨的那段日子里,外婆认真考虑了自己今后的打算。她终于有了一份工作,也曾经想过再婚,总而言之,她准备结束过去,开始新的生活。
妈妈告诉我:一位老人(记不清是谁了。可能是外公外婆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何长工,1947年外婆在哈尔滨与他见面。)说过外婆当时向他提出的两大心愿:
一,不要因为我曾经做过“第一夫人”就把我给“禁”起来;
二,我想见毛泽东主席一面,说句话,握握手就行。
但她的人生安排,被两个人改变。一个就是她的女儿,我的妈妈――当外婆向她试探着征求是否同意自己再婚的意见时,妈妈大哭起来。她后来也说过:“这怪我。当时只是想,一个妈妈管我就够受的了,再加一个爸爸,我可受不了。”毕竟,她当时只有十二、三岁啊!
另一个人就是她的妹妹,我的姨婆。1948年在沈阳姐妹相见,贺怡力劝外婆回到外公身边,她要为姐姐争个名份。对此,外婆认为没有可能,又拗不过妹妹一片好意。她很犹豫。
在姨婆的建议下,外婆和妈妈还是分别向外公写了一封信。收到妈妈的信,喜出望外的外公回了信,继而他觉得寄信太慢,又发来电报。外公希望尽快见到与自己离别8年的女儿。
外婆的信,大意是这样的:
主席:我已经回到中国来了。身体不太好,还在休养,并参加一些工作。我离开中国九年,对国内现有的情况不大了解,我要通过工作来了解情况,我在苏德战争期间,生活艰苦,什么都要干,比长征还要苦。不过,这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要好好工作。我现在学做工会工作。
我很感谢您对我的妹妹和母亲的照顾,代我尽了姐姐和女儿的责任,我将终生铭记在心。
外公回复外婆的信时,已是1950年夏。信上这样说:
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你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
外婆与姨婆的关系十分亲密。舅婆曾这样回忆1947年她初见外婆时谈到姨婆的情况。
她的精神状态很好,不断询问亲人们的情况。我告诉她:她的母亲在父亲病逝后到了延安,毛主席亲自照料老人家的生活,为她送终立碑。胡宗南侵占延安,把母亲的坟给挖了,部队收复了延安,毛主席请老乡重新把母亲安葬了。
我继续讲,贺怡在战争年代很勇敢,落入敌手后坚贞不屈,受到毛主席的赞扬,并指示用俘获的国民党一将领交换她出狱。贺怡在延安做大手术,胃被切除三分之二,当时身边没有亲人,还是毛主席为她签的字。
听到这里,她再也控制不住,痛哭起来。
第二部分1949年,守望天津(5)
1949年早春,姨婆与来京商讨翻译外公哲学作品的苏联尤金教授一起,带着我妈妈和岸青舅舅,到了外公的新居--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分别多年的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妈妈和舅舅这对毛家兄妹顺利进京,而外婆和姨婆这对贺氏姐妹则在进京途中受阻。但是,由于姨婆英年早逝,外婆又守口如瓶,有关组织部门也一直没人道出真相,她们两人从沈阳去北平的火车上究竟遇到了什么情况,现在已经很难有个准确的说法了。大家只是听说:两个自称来自组织部门的人在山海关上车,阻止了她们进京。
惟一可以确定的是外婆在进京的门槛――天津住了几乎一个夏天。她在市委招待所等待着。
此时的妈妈还沉浸在父爱的怀抱中,她根本想不到,也不可能理解外婆为什么不能来北平。但是,她的岸英哥哥则不然。据妈妈后来讲,对贺妈妈心怀敬爱的岸英舅舅,已经与外公谈起过接外婆来北京的打算。
可是还没等到岸英舅舅着手安排,他就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投入抗美援朝战争,牺牲在朝鲜的土地上。这一噩耗对将岸英舅舅视如己出的外婆一直封锁着。恐怕她至死都不知道此事,大家也不忍心让已失去五个亲生骨肉的外婆再受刺激。
我在家翻开外婆珍藏的老影集,第一页是开国时外公的标准像,也就是毛选一至四卷扉页照片;第二页则是外公的长子,外婆的继子毛岸英的两张照片;第三页才是外婆爱女娇娇的两张照片。
在天津度日如年的外婆,不会不知道外公正在北平忙碌着什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即。而外婆,这位1932年在红都瑞金参加过中华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典礼奔忙过的女战士,已经不能和当年的战友康克清、邓小平、彭儒一起躬逢其盛了。
好在研究赣南“红土地”文化的专家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忠实记录下了外婆在“一苏”大会期间的工作。书中写道:
出席“一苏”大会的代表预计有五六百人,妥善安排好他们的吃住,是件大事。大会筹备处专门成立了代表接待组,指定康克清、贺子珍、彭儒等专做这件事。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带着县委、县苏政府的工作人员,与康克清、贺子珍等一起,深入乡村,逐村逐屋地察看,动员群众尽量腾出地方,给代表们住宿。'注6'
2003年,我写下了《翻开我家老影集》,其中有一章是专门讲述外婆的。后来,有一家报纸在转载时,把1947年那张合影当作“外婆的第一张照片”。这固然有误,但也情有可原。
目前为止能找到的外婆第一张照片,应该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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