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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6-明朝的皇帝-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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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高密奏(按:即请熹宗放魏忠贤归私第一疏),忤忠贤,决计去,谓国祚曰:“我去,蒲州更非其敌,公亦当早归。”
“蒲州”是指韩。叶向高既去,韩为首辅。《明史本传》:
向高罢,为首辅,每事持正,为善类所倚。然向高有智术笼络群阉,唯廉直自恃,势不能敌,而同官魏广微又深结忠贤,遍引邪党。其后,忠贤假会推事,逐赵南星、高攀龙,急率朱国祚等上言:“陛下一日去两大臣,臣民失望……”
结果不但逐去赵南星、高攀龙,而且又逐杨涟、左光斗、陈于庭,最后连韩自己也回了老家。
这时内阁中朱国祚成了首辅。照传统,辅臣虽有数人,但大权由首辅独掌。当韩还在位时,魏广微想分首辅之权,特由魏忠贤传旨,故意责备魏广微不可吃饭不做事,韩即因此抗疏而去。等朱国祚成了首辅,魏广微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这年冬天遂亦被攻去位。
因此,我们可以大书一笔:自天启四年十二月始,政府言路尽为阉党之天下。顾秉谦当首辅,对魏忠贤唯命是听;魏广微向魏忠贤报告枢务的函件,封面标明为“内阁家报”,直视大明为魏家天下了。
于是不久而再起汪文言之狱,正人君子不得保其首领;同时又修《三朝要典》,企图篡改历史。在那三年之中,一方面正气发扬,一方面戾气所聚,形成两个极端。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魏忠贤哭诉御前
三十八、魏忠贤哭诉御前
在此以前有个插曲,也可能是剪除魏忠贤的最好的一个机会,可惜未成事实。天启年间,关于对抗满洲入侵,曾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得力于以辅臣督师的孙承宗。此人是个奇男子,史书形容他“貌奇伟,须髯戟张,与人言,声殷墙壁”。他早年以教读为生,往来燕晋边关,每到一地,喜欢跟戍守的老兵谈关塞险要,因而熟悉备边的军事。万历三十二年榜眼及第,一直在翰林院、詹事府供职。熹宗即位,充“日讲官”,为皇帝讲书。孙承宗的声音洪亮,善于辞令,兼以早年教读的经验,懂得深入浅出的方法,所以在经筵上庄谐并陈,头头是道,熹宗每听他进讲,总说“开心”,眷注特殷。
当杨涟、赵南星等人被逐时,孙承宗刚在蓟州、昌平一带视察防务,觉得魏忠贤太不像话,决定上书弹劾,但怕熹宗未必能看得到,恰好万寿节近,便上疏“以贺圣寿,入朝面奏机宜”为名,拜疏以后,随即进京。
哪知道魏广微得到了消息,造夜奔告魏忠贤,他说:“孙承宗拥兵数万,将清君侧,朝内有兵部侍郎李邦华跟他联络。等孙承宗一到京城,立刻便有粉身碎骨之祸。”
魏忠贤一听这话,吓得魂飞天外。熹宗已经归寝,他进寝殿去把熹宗喊醒了,“绕御床哭”。熹宗一念不忍,会内阁拟旨,阻止孙承宗到京。
这时的首辅是韩,魏忠贤自然不会去请教他,由次辅顾秉谦拟旨,奋笔直书,以统兵将帅无旨擅离防区,法所不许,违者不赦。拟好上谕,半夜里开禁门,召兵部尚书进宫,把上谕分缮了三通,交兵部以飞骑分道投递。魏忠贤又矫旨守城门的太监,如果孙承宗一到,立刻将他逮捕,捆送进宫。
兵部的专差行到通州,遇到了孙承宗。既有上谕,孙承宗不能不遵。魏忠贤还不放心,派人去侦察,孙承宗只带了一名随从,哪里有领兵数万入清君侧的话?这一番虚惊,也让魏忠贤看透了规行矩步的正人君子干不出什么石破天惊的大事,所以放手大杀东林,指使阉党梁梦环再度挑起汪文言之狱。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许显纯用苛刑逼供
三十九、许显纯用苛刑逼供
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等人的血海冤狱,是历史上有名的事件,明末清初的笔记中,谈此案者不知凡几。左光斗识拔史可法的故事,在战前曾被选入初中国文读本(按:出于顾公燮《消夏闲记摘钞》)。然而,试问一句:杀杨、左五忠烈的真正凶手是谁?恐未见得有一个明确的答复。
依我的研究,本案真正的凶手是冯铨。此人既是阉党,又是汉奸,双料无耻,合当遗臭万年!在未细谈全案以前,我先指出四点:
第一,汪文言第一次被捕,魏忠贤就想兴大狱,只以镇抚司刘侨接受了黄尊素的忠告,魏忠贤未能如愿。但《明史》上好几处都说,杨涟参魏二十四大罪,魏忠贤深为恐惧;然则何以不久便态度大变,不但不惧,而且想尽杀正人?此即出于冯铨的教唆。《清史列传·贰臣传》:
魏忠贤进香涿州,(冯)铨跪谒道左,泣诉父为东林党陷害(按:冯铨的父亲名冯盛明,官河南左布政,被劾回籍),忠贤怜之,起故官(按:复冯铨的官为翰林院检讨),洊升少詹事,充讲官、副都御史。杨涟劾忠贤二十四罪,忠贤惧,求助外廷,铨具书于忠贤侄良卿,言“外廷不足虑”,且教之行廷杖、兴大狱。
罪名重主谋,这就是冯铨主谋的证据。
第二,汪文言之狱再起,魏忠贤的干儿子、广东顺德的梁梦环为第一只猫脚爪,而梁为冯铨所引荐。而第一次汪文言之狱的发难者傅櫆,亦为冯铨所荐。
第三,二次汪文言之狱,牵涉到熊廷弼,此为冯铨的绾合,因为冯与熊有仇,必欲杀之而后快。
第四,冯铨要一网打尽善类始有入阁的希望,因为他的资望太浅,会推辅臣,无论如何轮不到他。
当时梁梦环受指使重新挑起已结之案,汪文言被捕到镇抚司,许显纯用苛刑逼供,要他招认杨涟等人贪赃受贿,这是出于阉党徐大化的献议:“彼但坐移宫罪,则无赃可指,不如坐纳杨镐、熊廷弼贿,则封疆事重,杀之有名。”但徐大化作此献议,则系“承要人指”,早就力诋熊廷弼了,这“要人”就是冯铨。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杨涟等被捕到京
四十、杨涟等被捕到京
当然,这“要人”中还有一个兵部尚书张鹤鸣,但劝魏忠贤兴大狱者是冯铨,必欲杀熊廷弼者是冯铨,为坐实熊廷弼行贿,必须绾合杨、左,诬其受贿;是则冯铨虽无杀杨、左之名,而杨、左在冯铨如此用心之下,不死不可得,所以说冯铨为杀杨、左真正的凶手。
熊廷弼行贿之事并非空穴来风,只是行贿的对象不是杨、左。那么是谁呢?试看《明史·熊廷弼传》:
廷弼论死。后当行刑,廷弼令汪文言贿内廷四万金祈缓,既而背之。魏忠贤大恨,誓速斩廷弼。
这件事汪文言做得大错,与他后来的被冤,自有因果关系。君子立身处世,于此等处真是不可不慎。
当汪文言被捕送镇抚司后,许显纯交下来一纸名单,要汪文言诬供。汪不肯,受刑大呼:“世间岂有贪赃的杨大洪?”大洪即是杨涟的号。然而汪文言的“不合作”难不倒许显纯,他略通文墨,撕掉了汪文言的供词,自己伪造一份,东林中人“无所不牵引,而以涟、光斗、大中、化中、朝瑞、大章为受杨镐、熊廷弼贿”。于是魏忠贤矫旨逮捕。
这六个人一半已罢斥为民,由锦衣卫派番役持“驾帖”,从他们的家乡逮捕到京,当时的情形是:
杨涟:坐“受赃”银二万两。被捕时“士民数万人拥道攀号,所历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涟生还”。
左光斗:坐“受赃”银二万两。被逮时“父老子弟拥为首,号哭声震原野,缇骑亦为雪涕”。
魏大中:坐“受赃”银三千两。被逮时“乡人号泣送者数千人”。
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则犹居官,在京被捕,一齐下镇抚司监狱,许显纯苛刑拷问,血肉狼藉。用刑之惨,如《消夏闲记摘钞》中“左光斗识史阁部”条所记,可见一斑:
史(可法)公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禁卒,卒感焉,使更敝衣草屦,伪为除不洁者,引至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
在刑讯中途,杨涟等人又犯了一个错误,以致贻累子孙,这个插曲不可不叙。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许显纯改篡杨、左供词
四十一、许显纯改篡杨、左供词
杨涟、左光斗等人被捕受审,最初都否认受赃,但不屈则必用苛刑逼供。也许是他们自己的主意,也许是狱外的设谋,姑且先承认下来,可以不吃眼前亏,也可以说保住了一条命,这样全案就会移送刑部,那时再来翻供洗刷。谁知承认了正好,许显纯改篡口供,加重罪名,一奏报上去,魏忠贤矫旨仍由镇抚司追赃,五天一追比,追不出来就打,不但诬服,而且苦头吃得更多,此时大悔失计,可是已来不及了。
这时又有个奇士叫孙奇逢,也就是清初的理学大儒夏峰先生,他与参赞孙承宗军事的鹿善继是好朋友,孙承宗在上年十一月间准备入觐面攻魏忠贤,即由于间接受了孙奇逢的影响。此时见镇抚司“追赃”,孙奇逢便联络鹿善继的父亲鹿正,还有一个新城人张果中,发起募捐,为左光斗缴纳“赃款”。左光斗当过巡城御史,曾捕治吏部鱼肉乡民的不法书吏,破获过一桩伪造假印案,被捕的假官有一百余人之多,同时又曾有效地改善畿辅水利,第一次让河北人知道如何种稻子。老百姓对左光斗有极深的感情,所以“范阳三烈士”登高一呼,很快地就募集了数千两银子。
阉党一看这情形不妙,“赃款”一缴足,必须把左光斗放出去,但已打得不成人形,在如此激昂的民气之下,看见那种惨状,一定激出民变,后果不堪设想,至少限度要杀几个阉党才能平息民愤,也说不定孙承宗真的会带兵入清君侧。这就是所谓“擒虎容易纵虎难”,索性一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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