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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鲁迅活着-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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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个最被称许的政治表态，是他相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这是与他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苏联文艺政策分不开的（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卢纳察尔斯基为中介，这在后来的某些批判家那里，也会成为一个罪名）。但他对苏联这个新型社会的认知，并非一成不变的。在1932年9月所写的《〈竖琴〉后记》里，他已经发现“现今的无产作家的作品，已只是一意赞美工作，属望将来”，与鲁迅认为文学“撄人心”的功用颇有距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信息的增加，鲁迅对苏联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他在1936年逝世前不久，曾“故作庄重”地对冯雪峰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虽是一句玩笑话，却可能是由于他听了一些旧俄作家诗人在“新俄”的遭遇，有感而发。
第三辑 在文化史的长河中第49节 鲁迅也不会有更好的命运（3）
假设他活到30年代末，那他必定多多少少听到有关三次莫斯科大审判的消息，更不用说纪德访苏感到失望的纪实。这都会引起鲁迅对于过去一些言论文字的反思。他会对照中俄两国的传统，两国的革命，中苏两国共产党的政治渊源和文化渊源，他会从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发现中国皇权专制主义的影子，发现当今世界上现代极权主义的一般本质。这样的话，如果到了1949年，毛泽东宣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国之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成为基本国策，鲁迅面对着例如全党全国为斯大林祝贺七十诞辰等等景象，不鸣则已，一旦按捺不住，流露对苏联的些许不满，都会招致“反苏”的罪名，而反苏就是反共、反革命，就是托洛茨基，就是与蒋介石一个鼻孔出气，非同小可，罪不容诛。但在像这样的重大问题上，让鲁迅保持沉默，又不符合鲁迅的性格。那末，不从那时就“坐”进牢里，也将从正常的政治生活中消失，等不到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再来收拾他了。
其实，我们在这里所作的种种假设，当年鲁迅自己已经作过了。1934年4月30日，鲁迅在给曹聚仁的一封信里，就说：“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这可能是设想当时被他叫作“奴隶总管”的周起应（周扬）等一朝掌权后的情景。但我们不能不佩服先生的先见之明。虽因鲁迅去世，这一谶言没有应验在他自己身上，但从50年代到60年代一路而“文化大革命”，不是货真价实的“斯文扫地”登峰造极了吗。
不过，为了继续我们的话题，还是让我们撇开鲁迅前此可能遇到的不止一劫。50年代之初，中共空前壮大的统一战线，还具有较大的包容性，连长期处于边缘的梁漱溟、张东荪也还有发言权。这时如果给鲁迅以发言机会，他说得最多的恐怕还是他思考最多的农民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以他对中国农民命运的关切，他会为“耕者有其田”的实现而高兴，然而随后雷厉风行的“统购统销”和迅猛实现的“农业合作化”，鲁迅的观点未必能适应当局的要求。而我们早就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读到了他听到梁漱溟谈“农民生活不如工人”，一下子翻脸，挖苦有加，这样的屈辱也将降临到鲁迅的头上吗？
也许不会。因为倘是如上所述，鲁迅这个不会讨人喜欢的角色，也就不会有更多与毛泽东面对面的机会。而梁漱溟因被选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不免常要开会如仪的。我们知道鲁迅既不想望上帝特别地发给糖果，也曾讥笑过胡适做带头羊；而且他深知“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他的这些认识和态度是在所谓“旧社会”多年形成的，却也不会一经改元易帜，就因执掌政权者改变而幡然放弃。连郭沫若到了晚年都以不断地“送往迎来”为苦，鲁迅更不会随人俯仰，在各种场合充当只管举手凑趣的角色。
革命胜利了，社会面临大变动，不但社会经济利益资源要重新分配，而且首先是从政治标准（即对革命胜利一方的态度）出发，对人们的政治地位，相应的机会和待遇都要作大幅度的调整。建国初期，执政党在全国范围建政过程中，不但派自己的党员干部担任各种负责职务，同时对旧军政人员也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所谓“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对党外“头面人物”，则实行“统筹安排”，说得直截了当便是纳入公职系列，按照虚实职衔发给相应级别的薪金。在这方面，我相信鲁迅不会斤斤计较，更绝不会像柳亚子那样表现热中，而宁愿一如既往地以稿费收入为主，也就是坚持为写作人不变。据说许广平在从香港进入东北解放区之际，发现那里的新华书店出版了鲁迅著作但未付酬，她提出这个问题，当即受到民主人士领队的沈钧儒的批评，说解放区经济困难，不应在此时伸手要钱（大意）。这是许广平换了新环境却没放下老规矩的欠商量处；假设鲁迅在场，当不致此。但这件事也表明，鲁迅尽管也有些别的经济收入，但主要还是依靠稿费版税为生，从我们今天保护知识产权的常识看来，许广平的反应原也无可厚非。
鲁迅确如陈独秀所说，是坚持独立思想的。若干年来，人们对鲁迅自己说的“遵前驱者的将令”之“遵命”，往往误读甚或曲解，以致江青等竟以为在鲁迅晚年病中，冯雪峰就能以党员身份，把不属于鲁迅的观点强加于他，写进致徐懋庸的信里，这也太小看了鲁迅。
毛泽东极其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动向和斗争。50年代几次大的风浪，对《武训传》、《清宫秘史》、《红楼梦研究》、胡适和胡风的批判，都是他亲自发动的，并在全国形成一窝蜂的局面。鲁迅从事杂文写作，以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己任，但他对这样的哪怕是由最高当局发动的大批判，会像众多的文化人那样积极响应，望风景从吗？就以批判胡适为例。在30年代，鲁迅对胡适的言行都作过可称激烈的批评，并且完全认同瞿秋白在《王道诗话》中对胡适的针砭。然而在50年代群众性的批判运动中，对胡适其人其文，不顾事实，不据文本，不讲道理，不问青红皂白的一笔骂倒的做法，显然不为鲁迅所取。到了批判胡风，一夜之间，朱笔之下，定下从反党而反革命的可杀之罪，而且势必牵连鲁迅。假设鲁迅活着，则批判胡风并涉及冯雪峰，就是“项庄舞剑”，意在“引蛇出洞”，如果鲁迅“跳出来”，正中“上怀”，如果鲁迅保持沉默，也还可以以“群众”的名义点名把他“揪出来”。就像两年后打了个“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后再冠上一个冯雪峰之名一样，这里命名“胡风反革命集团”，也不妨点出鲁迅是其“黑后台”，而改称“鲁（迅）胡（风）反革命集团”，甚至迳称“鲁迅反革命集团”了。
前有苏联20～30年代斯大林打了那么多党政军及文化界知名人士为反党反革命，后有中国50～60年代政治运动中打了党内党外、上上下下、成千上万人为敌对分子，假设鲁迅活到1955年反胡风和肃反运动，打他个反革命不足为怪。如果打了胡风，却把鲁迅放过，那就是执行最高指示的过程中打了折扣，犯了右倾的严重错误，而在举国反对右倾，要把肃清反革命的斗争进行到底的高潮中，这几乎是难以想像的。
如果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的确鲁迅就不会亲历1957年的反右派了，当毛泽东回答罗稷南的提问时，鲁迅恐怕正如胡风那样在监牢里，而且，有无数过来人可以证明，“关在牢里”可就不得写了。除非后来网开一面，放鲁迅从牢里出来，给予如马寅初、班禅额尔德尼一般的待遇，那就是软禁在家，不许参与政治社会活动，不许发表文章（也无处发表文章），不许接见记者和外国人，总而言之，封杀而已矣。而这种软禁和封杀，等于变相的坐牢。
或者怀疑毛泽东会不会对鲁迅下这样的狠手，那是胶柱鼓瑟地抱定了习见的那一串崇高评价。但那是建立在鲁迅已于1936年即已逝世的基础上的。若是彭德怀死于庐山会议之前，刘少奇死于“文化大革命”之前，也许都会得到一份过得去的悼词的。
毛泽东于1937年10月19日鲁迅的周年忌辰在陕北公学作的纪念讲演（后由记录者汪大漠标题为《鲁迅论》），就是鲁迅从毛泽东那里得到的这样一份悼词，其中对鲁迅作了三点肯定：一是以其《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证明的政治的远见，二是看准目标，不投降不妥协，并带领文学青年“坚决斗争打先锋”的斗争精神，三是不畏威胁残害，不避锋芒的牺牲精神。嗣后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作了更为明确的阐述，作了众所周知的一篇充满称颂之词的礼赞。
这是着重从政治角度上高度评价了鲁迅。但到了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有了对鲁迅之所以为鲁迅的杂文和所谓“鲁迅笔法”的那些也是众所周知的可疑的说法。令人感到，从毛泽东标榜的革命功利主义，到实际运作上的政治实用主义，似乎只有一纸之隔。
“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蒋介石国民党成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首要对象时，鲁迅这一彻底反对旧制度的猛将，自然被认为是革命的友人、革命的同盟军；瞿秋白在他编选的《鲁迅杂感选集》的序言里，从正面的意义上称之为同路人。如毛泽东所说，30年代，蒋介石对农村革命进行了军事“围剿”，对文化革命进行了文化“围剿”，前者针对共产党领导的苏区（红区），后者主要是针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白区），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共产党的力量在“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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