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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鲁迅活着-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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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这篇讲话以《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这篇一开头就说：“三月间，我在这个地方同党内的一些干部讲过一次话。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百天了。这一百天，时局有很大的变化。”（第440页）
原来是因为7月的形势已经同3月的形势迥然相异了。
3月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那时，以及更早，2月开最高国务会议大讲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时的形势是，知识分子文化人在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对于毛所号召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不免心存疑虑，多抱一种观望态度。毛亲自出面，大会报告，小会座谈，就是动员知识分子消除顾虑，积极投身于“放”、“鸣”运动中去。毛的这些讲话，谁如果不仅看到《毛选》里的被“整理”得干巴巴的板起面孔的文本，也看到了原始的记录稿（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有许多造反组织大量印售，现在还偶尔能在地摊上买到），就可以知道当时他真是谈笑风生，态度更是亲切感人。傅雷在听了毛的讲话之后写给儿子的信中表示了为之激动不已的心情。假如毛只是照念《毛选》中印的那一长篇，大概不会有谁如此激动吧。
到了7月，已经是反右派斗争的高潮之中，形势迥异了。许多说法当然也就不能不相应地迥然相异。就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的那一长篇《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到了6月19日公开发的时候，中间就经过十四次修改，改成了一篇倾向与原文迥然相异的新文章。7月和3月两次说到“鲁迅活着会怎样”这话题，是两次独立的讲话，其间并没有承接的关系，说法不相同了，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怎么能够因为7月的说法不同于3月的说法，就否认7月说法的真实性呢？
这里可以举一个人们更熟知的例子：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后来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了。如果有论者提出：它跟3月间毛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对《文汇报》所作的评价迥然相异，能不能因此就推论出这篇社论不可能出自毛的手笔呢？
人们在谈论1957年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时刻不要忽略以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为明显的分界线，将这一年分为大不相同的前后两段。人们不能笼统地说“毛在1957年是如何谈论某一话题的”。忽略了这一条时间的分界线来谈论这一类问题，就会让自己陷入混乱之中。
说到罗稷南，因为据说看不出他同毛泽东有多深的交往，所以就很难想像他会向毛提出那样的问题来。我看事实还跟这想像有一点不同。据我看到的资料，罗同毛的交往可以追溯到红军时代。那时罗作为福建人民政府的代表到江西苏区商谈过合作的事。这事想必给毛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所以解放后他即被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根据贺圣谟：《“孤证”提供人的补正》一文）；后来他到上海以著述翻译为生，担任过中国作协上海书记处书记，又安排做了多届上海市人大代表（根据陈晋：《“鲁迅活着会怎样”？——罗稷南1957年在上海和毛泽东“秘密对话”质疑》一文）。对于一位党外人士，这应该说是很高的礼遇了。那天毛邀请了他，又让他跟自己同坐一桌（见7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所载新闻照片），也就多少说明一点问题。再说，那天并不是有专门议程的正式会议，只不过一次“围桌闲话”，话题散一点、广一点，都无不可。在这种亲切交谈的气氛中，罗稷南作为过去有那么一点渊源，现在有这么一点地位的人士，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似乎也不好说是很难想像的事情。
其实，“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这并不是到1957年才有人提出的新问题，在这以前和以后，它多次被知名的和不甚知名的人提出过。它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每一次提出都是十分具体地联系着当时的“今天”的现实。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白热化的高潮之中，一些受到鲁迅重视的作家，像冯雪峰、丁玲、黄源等人，都已经被划为右派分子，正在挨斗；另一些受到他重视的作家，像胡风、萧军，甚至更早就已经被整肃。再看鲁迅本人，他从来就是一位“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的杂文家，这在此刻，是大大的不合时宜了。就在这两三个月里，不是已经有许多人因为写了批评性的文字而被划为右派分子了么。
罗稷南的问题，其实质是：在当前的反右派斗争中，要是鲁迅还活着，你看他会不会被划为右派分子？毛对罗问的理解是完全准确的，立刻作出了毫不含糊的斩钉截铁的回答：“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这才是毛泽东。如果不是这样回答，那他就不是毛泽东了。
就在一星期前他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他说了，他是要“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的（见《毛选》第五卷，第437页）。今天他对着在座的这些上海文化界、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回答了罗稷南的问题，说了这句大实话，是一次重要的表明态度：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在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还是有损于这种地位这个要害问题上，我毛泽东是铁面无私寸步不让的。他拿已不在世的鲁迅为例，向中国那些没有奴颜和媚骨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提供了两种选择：你还要写，就请你坐到牢里去写吧；你不想坐牢，也可以，那就请你一句话也不要说。你们看吧，即使是鲁迅，不论他有多高的声望，多高的地位，多大的功绩，我给过他多高的评价，只要他不识相，说些不中听的话，就不要怨我翻脸不认人，该戴上帽子就得戴上，该关起来就得关起来。事实上毛就是这样做的，试看当年头面人物中所划出来的右派分子，哪一个不是受到过毛的重视，得到过很高礼遇的人呢。对于在座的和并不在座的知识分子文化人，这是一个适时的警告。
努力来证明毛没有说过这话的论者，所能找到的论据，除了周海婴写错的一些细节之外，就只有逻辑的推论了。拿不出过硬的证据（例如现场的录音带，当时在场者的可信的回忆录等等）来证实其必无。我能够做的，也不过是指出这些推论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不足以全盘推倒周海婴所说的基本事实；可是同样也拿不出过硬的证据来证实其必有，不过是“空对空”而已。
现在好了。当晚就邀到场的三十六人之一的黄宗英，发表了《我亲聆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这篇回忆文，写出了现场的一些细节，我这个读者读了，觉得是真实可信的。报刊在发表她这一篇的同时，还从当年的报纸上转载了报道这事的新华社电讯以及新闻图片。看了这些，我以为“确有其事”这一点是应无疑义了。
毛回答的话，黄宗英版本同周海婴版本小有差异。周版本是“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比黄版本多了“识大体”三字。我是宁愿相信黄版本，因为她是得自“亲聆”，而周是得自“转述”；再说，加上这三个字，就把“不做声”限制在只有一种原因里，未必符合毛的本意。（我甚至疑心，不但毛未必说了这三个字，就是当时人们转述中也未必有这三个字的，它是不是编辑加工的过程中给添上的呢。）
如果来一点心理分析，研究一下有的论者为什么希望没有这次“毛罗对话”，我想恐怕是因为他自己颇不以毛的这个回答为然，以为说了这话就有损于毛的光辉形象。殊不知道这事只是当年那一场反右派斗争中的一个细节。对这句话如何评价，是同对整个反右派斗争如何评价联系在一起的。既然《历史决议》并没有否定反右派斗争（虽说有一点扩大化），那么谁也不必为毛说过这句话而感到尴尬。大概是因为论者在内心深处觉得《历史决议》中的这一说法理不甚直，气不甚壮，而希望毛泽东没有说过这话吧。
论者为了证明毛不可能说这样的话，还可以举出毛对鲁迅一以贯之的推崇作为反证。这倒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题目。
毛泽东论及鲁迅的文字，见于正式发表的他的著作中的，最早的是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其中称鲁迅为“民族解放的急先锋”，“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等等。大约毛自己并不甚重视这一篇，没有将它收入《毛泽东选集》中。在《毛选》里，以大段文字表示对鲁迅的推崇的，最早是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说的“伟大的革命家”、“空前的民族英雄”、“新文化的方向”、“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共产主义者”、“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等等等等，人们都很熟悉，这里就不必详细引用了。
对一个作家，为什么给予这么崇高的评价呢？联系到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来看就容易明白了。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失败，撤离了中央苏区，在长征中又遭到了进一步的削弱。幸好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剿共战争，才在陕北稳定了下来，有了一块巴掌大的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爆发，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参加对日作战。这才进入了重新发展的历史时期。为了发展，就需要有大量知识分子参加工作。也就是在撰写《新民主主义论》那时，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第一节就说：
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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