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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鲁迅活着-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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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五四”新文学，对鲁迅都有详细的评价，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权威性、指导性的经典，影响非常大。要想消解、颠覆，本没那么容易。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毛泽东自我消解，自我颠覆。早在1966年，在林彪委托江青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纪要》中，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这“黑线”又是从“30年代文艺黑线”那里来的，从而全盘否定了左翼文艺。这与《新民主主义论》中高度评价30年代左翼文艺，高度赞美左翼反文化“围剿”取得的胜利，真是南辕北辙。而这样的观点，就是在毛泽东亲自指导、审阅、修改下出笼的。也就是说，正是毛泽东自我消解、自我颠覆了《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新文学的观点。这本是难以想像的，却又是明明白白的事实。这个事实说明，政治家总结历史，有其明确的政治目的。今天这样说，明天换了一种说法，都有政治上的考虑。对政治家来说，他可以这样做；但对于学者来说，对于以追求科学、追求真实为名的学术研究来说，是不可以的。因此，学术工作才必须有一种超脱的态度，要有一定的独立性，而不能只是跟在人家后面说人家的话。
现在又增加了一个自我消解、自我颠覆的实例，对自己所封的圣人，也可以请他进监狱。只是当我们听到这一史实时，已经不会再“惊出一身冷汗”了。因为“文革”中那么多功高盖世的开国元勋，都可以关进监狱，连共和国主席也可以说斗就斗，甚至整死了，那么，抓个“文联主席”实在也算不了什么了。
我常想，“为政治服务”有什么不好呢？问题要看怎么“为”。一个社会科学家，他的独立研究的科学成果，被政治家所采纳，加以运用、推广，结果促进了政治的进步，帮助了社会的发展，也实现了科研成果的价值，这样的“为政治服务”不是很好吗？但如果“为政治服务”就是要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只能跟着说，只能用你的知识去注释、去论证、去宣传可能自己也并不相信的“理论”，那不能叫做科学研究。一旦别人的观点变了，难免不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这样的“研究”，其弊端首先就不在于为谁服务了，而在于它并非真正的学术工作。至于一个政党、政府需要有一些为它的理论、政策作解释、作宣传的人，需要喉舌，这又另当别论，与我们说的学术研究有别。
第三，对史学理论问题的启示，这就是历史无定论。对人物来说，不可能“盖棺定论”。盖棺只是一个人历史的结束，此时任何想改变他的历史，已经不可能了，真正是“定了”。但是“论”，就是对他的认识、评论，永远不会“定”。有人认为“长期以来鲁迅在中国是一位有定评的历史人物。所谓定评，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陈漱渝：《当前鲁迅研究的热点问题》）。这不符合事实。
历史这个概念很麻烦，它既指已经发生的过去的事情，又指后来人记录下来的过去的事情。我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即《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势大于人”》，《东方文化》2002年第5期），为了区别历史的这两个内涵，把前者称为“实史”，这是客观的，不能改变，不能复制或还原；把后者叫做“编史”，这是主观的，哪怕是最强调客观性的史家，他笔下的“编史”，也仍然包含着主观的态度、情感、见解。正因如此，“编史”不可能有定论，正如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莱特；有一百个文学史家，可能也有一百个鲁迅。而且，随着历史的变化发展，人们的认识也会与时俱进，对鲁迅的认识当然也会不断变化。事实上今天对鲁迅的认识，已经和20世纪70年代末，和20世纪40年代，不大一样了。就在40年代，毛泽东的评价也不是唯一的，还有别种观点，还有不同的意见。所谓“定评”、“公认”，也只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
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的时代，对鲁迅有各种各样不同看法，这是很正常的；比那种只有一种声音、一种“定评”，是进步了。所以我们要打破那种历史有“定评”的迷信，承认自己的看法，哪怕是自己以为非常高明的看法，也只是许多种看法之一种，而且一定会带着时代的和个人的局限性。这样，我们的历史研究的态度，也就可能会客观一些，谦虚一些了。
（原载《文学争鸣》2003年第2期）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29节 回到“毛罗对话”的历史情境
范伟
毛泽东与罗稷南关于鲁迅的对话，从周海婴披露的孤证，到被黄宗英的旁证坐实，一段历史公案遂尘埃落定，按说该按下话头就此打住了。但是，考虑到整个事件从质疑到证实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考虑到短短四个月之间毛泽东对鲁迅的态度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逆转还没有交代清楚，总觉有必要进一步反思清理，以端正并加深对这一事件的理解。
讨论鲁迅活到共和国成立之后在毛泽东统治下的命运遭际，看似关公战秦琼之类的历史戏说，其实是摒弃浪漫、现实地对毛—鲁真实关系而不是被象征化也虚拟化了的精神关系进行考量，背后隐含着的，是知识分子对自身命运的关切。站在鲁迅的角度上看，鲁迅从来没有对任何政权抱有幻想，他根据对苏俄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深刻观察，早在1927年就清醒地指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说：“即共了产，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在《“醉眼”中的朦胧》中，他将“革命”具体到自己身上，设想出的模样是“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后来他在闲聊中甚至突然问冯雪峰：“你们来了，还不是先杀掉我？”从1927年到1936年，正是鲁迅和共产党的关系日益密切的时期，但是，从上面简单的回顾可以看出，愈接近革命，革命成功后自己“会怎么样”的问题也日益迫切地灼烧着他的心。是鲁迅太过悲观吗？未必。从理论上讲，“世间哪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就现实论，鲁迅也经历过革命，虽还只是“爆发”在文学领域，虽还仅只到上海一地，但杜荃（郭沫若）们已经把他列为“革命”的首要对象宣判他为“二重的反革命”了。“左联”时期他虽地位提高，被推为“盟主”，但史料表明，鲁迅的处境并不妙，所谓“盟主”不过是个“虚职”，在他上面还有个“奴隶总管”，他也不得不以“横站”来应付阵营内外明面暗面的敌人。……
（原载《文学争鸣》2003年第2期）
“毛罗对话”当时为何没有文字记载？
“毛罗对话”当时为何
没有文字记载？廖绍其
自从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披露了他听人讲述的1957年毛泽东与罗稷南关于鲁迅的一段对话，真是有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在全国文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由于周海婴也认为这段对话“属于‘孤证’，心里没有把握”，而又事关重大，于是引起一些人对事实本身的质疑。
比较有代表性的质疑文章，是发表于2002年9月27日《文汇读书周报》的《“鲁迅活着会怎样”？——罗稷南1957年在上海和毛泽东“秘密对话”质疑》，作者是主编过两厚册《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的陈晋。根据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毛泽东在上海》一书的记载，陈晋也知道1957年7月7日晚上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文教工商界代表人士，其中就在罗稷南在场。作者综览《毛泽东在上海》一书收入的一些参加这一次座谈的人所写回忆文章，没有发现毛泽东的谈话内容涉及到鲁迅，进而推断“这次座谈中有中共上海市委主要领导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等人陪同。即使同毛泽东再熟悉，在那个场合恐怕也难随意提出这个用《鲁迅与我七十年》话来说是‘具有潜在的威胁性’的话题”。此外，作者还列举了1957年3月6日至12日毛泽东在一系列讲话中谈到“鲁迅活着会怎样”这个话题。如在3月10日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就这样说过：“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他也会不写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由此推断毛泽东这些话“与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后思想文化界的气氛有关。与毛泽东在1957年1、2、3月间大力推动‘双百方针’贯彻实施，反复宣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有关，但与稍后的反右确实没有关系”。
然而，历史的真实是无法掩盖的，它能使那些想当然的推断顿时显得捉襟见肘。……
（中略）关于“毛罗对话”，虽然至少已经有两个人（编者按：参看本书贺圣谟《“孤证”提供人的发言》与陈焜：《我的伯父罗稷南》二文），亲耳听过罗稷南的讲述（上海王元化先生也说自己听说过这么一回事，却没有说明消息从何而来），但当事人已经作古，到底好像缺乏有力的证据。现在好了，著名表演艺术家、作家黄宗英的《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载2002年12月6日《文汇读书周报》）一文，以自己参加座谈会的亲见亲闻，真切、详细而又生动地记述了“毛罗对话”，至此，“毛罗对话”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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