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鲁迅活着-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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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文稿时加进去的。毛泽东的讲话在以后正式发表进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而进行修改和补充，这是常有的，也是正常的。　　　　
　　　　（五）　　　　
　　　　我之关注罗稷南问题，除了前述的是关系到“民进会史人物”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罗稷南和我父亲楚图南有很深的友谊和近五十年的交往。《楚图南文选》（1993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所选的文章中有好几处提到罗稷南。如：“一九二三年底，我领到了高师的毕业文凭，……就回到了昆明，并接受了李大钊同志布置的任务，一是要尽可能多的接触学生，二是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建立党团组织准备条件。”“和我一起从北京回昆明的还有北大毕业的陈小航（他后来笔名叫罗稷南，曾参加第三国际的工作，第三国际解散后，从事翻译工作……），我们都在省立一中担任教职。这样就结识了一批学生，其中一些人后来走上革命的道路。”又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我和陈小航同志（即罗稷南）在云南省立一中教书，我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和其他朋友一起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等团体，半公开地进行大革命和马列主义、十月革命的宣传，团结了一批学习勤奋、思想进步的青年学生，李生萱——艾思奇的原名——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又如：“我是一九二五年底到东北的。……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马日事变后，关内一些同志被迫流亡到东北，如尚钺、陈小航（后来笔名为罗稷南）、王复生、李扶人、郑效询等。对这些同志，谢雨天（当时长春二师校长）都尽力通过各种关系安排职业和工作。这样东北进步文化运动、青年运动有了新的蓬勃发展。”又如：“一九三五年，我从东北出狱后，到了上海。当时作共产国际工作的陈小航同志也从天津来上海相会。这期间，我们和艾思奇同志经常相会。十年前，我们曾是师生关系；十年来，为着共同的理想，我们都进行了斗争，初步的经受了一些考验，这就使我们进一步成为战友，成为同志。……一九三五年他被批准和周起应（周扬）同志、何干之同志等一起经由上海到延安去，临行前，我和小航同志在董竹君开设的上海锦江饭店为他饯行。”《楚图南文选》还专有一条陈小航的注释：“陈小航即罗稷南，著名文学翻译家。译著有梅林的《马克思传》、高尔基的《和列宁相处的日子》、爱伦堡的《暴风雨》。早年参加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工作。解放后曾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任职，并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我之所以引用《楚图南文选》有关罗稷南的这些段落，除了说明我父亲楚图南和罗稷南有着近50年的同志、战友情谊之外，还因为其中明确、肯定地提到罗稷南参加过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工作。而在前面提到的陈晋、陈焜的文章以及《文汇读书周报》倪墨炎同志的《翻译家罗稷南》，以及我所见到的几本人名辞典和翻译辞典都介绍了罗稷南的生平，但都没有谈到他在共产国际的工作。我以为，这是他历史中重要的事，不应被忽略。　　　　
　　　　还有一点关于我个人的事。正因为我父亲和罗稷南深厚的情谊，我父亲在1935年前后把我送到上海托付给罗稷南（我称他为“伯伯”），而罗的夫人（我称她为“姑姑”）当时在上海徐家汇“红十字会义务小学”当教员，我也就跟着她在那里读书。1946年我到解放区之前，在上海曾专门去看罗伯伯和倪姑姑，罗伯伯专门和我谈到罗稷南这个笔名是塞万提斯小说中唐·吉诃德坐骑的名字。我的印象是，他是把唐·吉诃德看作是倔强的、鲁莽的但是“立志去打不平”（鲁迅语）的人，而罗稷南就是为他驱驰的驽马。取罗稷南为笔名，是有所寄托的。或许这也反映他的性格和志趣。　　　　
　　　　（原载《团结报》第2642号第3版，2003年1月9日）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24节　鲁迅假若活到1957年（1）

　　　　钟沛璋　　　　
　　　　过去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鲁迅活到1957年，会不会被打成右派？”对此我只是一笑了之，从来没有深思过。近读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出版），其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　　　　
　　　　（编者按：参见本书第一篇，周海婴文。此处从略。）　　　　
　　　　我看了不禁愕然，心像铅一样沉重。　　　　
　　　　毛泽东不是把鲁迅称之为“中国第一等圣人”，并说他的心和鲁迅是相通的吗？为什么如果鲁迅活到被称为人民的新中国，却会格格不入，甚至可能成为新中国的阶下囚呢？　　　　
　　　　鲁迅的思想究竟是怎样的，鲁迅的主要主张是什么？我想还是应该从鲁迅本人和鲁迅一生的著作中寻找答案。　　　　
　　　　鲁迅出生在一个败落的士族官僚家庭。他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到，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非人的世界。他强烈地感受到对人格的羞辱和对人性的扭曲。他深刻地刻画了一个可悲又可怜，被异化的人阿Q这个典型。他看到这个世界的治人之道是“兽道”、“鬼道”。他痛感在专制主义统治下奴隶们的麻木不仁。在《药》中，他痛心地写出革命烈士的鲜血竟被偷着做药馒头。他感到自己是被囚在令人窒息的黑暗的铁屋子里，他要呐喊。他震惊人们对旧礼教吃人的漠然，而不得不以“狂人”的口吻大声疾呼，予以揭露。鲁迅一生的写作都在拼全力为人格的尊严、人性的尊严、个性的尊严、思想的尊严而呐喊。鲁迅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在晚年，冒着随时被杀害的危险，与其他杰出的人道主义战士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共同组成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人、革命者的迫害、屠杀而呼喊、奔走。　　　　
　　　　鲁迅青少年时，就立志要为自己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献身。他在世纪之交的自题小像诗中写道：“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喑故国，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他对自己的境遇是悲观的，却要肩着黑暗的闸门，放青年到光明的地方去。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他在留学日本的时候读了大量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他在20世纪初的1907年，写下了他经过深刻思考的思想力作：《文化偏至论》，对西方文明史，特别是19世纪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进行了专门考察，提出了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战略选择。他说无论是“以富有（指物质）为文明”、“以路矿（指科技）为文明”，还是“以众治（指议会民主）为文明”，都是片面的。　　　　
　　　　他根据自己对中国的深入观察，认为“根柢在人”。中国在新世纪，要“生存两间，角逐列国”，“其首在立人”。何以立人？　　　　
　　　　鲁迅说：“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的结论是：“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而称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天下。”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鲁迅非常重视作为个体人的精神自由。个体人有了精神自由，“沙聚之邦”（在过去中国曾被认为是一盘散沙）由而转为“人国”。什么是“人国”呢？也许可以用毛泽东曾经用过的一句话来比喻：“六亿神州尽舜尧”，每一个中国人的聪明才智都得到充分的发挥。　　　　
　　　　读到这里，我不禁想到鲁迅的话，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是何其相似。《共产党宣言》中就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写道：“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宣言》中说，首先要每个个人的自由发展（即鲁迅说的“立人”），而后达到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联合体（即鲁迅说的“人国”）。我也就不禁想到，鲁迅的心灵与马克思是相通的。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贯彻始终的最高理想。马克思在1844年发表的《〈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中，明确地作为“一条绝对命令”指出：“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而这又正是鲁迅所反复思考的。　　　　
　　　　这是不是巧合，或仅仅是我的臆测呢？鲁迅当时有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据周作人回忆，1906年10月1日，鲁迅曾到日本社会党人所办的《平民新闻》社访问，购买了《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一套五册，其中全文连载了《共产党宣言》的日文初译文。鲁迅并与《宣言》的日文译者堺利彦作过详谈。后人曾有人认为，鲁迅主张发展个性是仅仅受尼采的影响。而上述的事实说明，鲁迅是从深刻观察中国的现实，而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了启示和理论支柱。这说明写《文化偏至论》时二十三岁的鲁迅，已是一位深邃、成熟的思想家。从那时开始的鲁迅的一生，就是为实践“立人”思想而呐喊、拼搏、奋斗，“用骨头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进行彻底的反抗和牺牲，成为我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巨人，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中国第一等圣人”。　　　　
　　　　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心也是相通的。在生前，从陈独秀、李大钊始，鲁迅与许多共产党人都有过战斗的友谊。其中最突出，感人至深的例子是在白色恐怖下与瞿秋白并肩战斗。1932年、1933年，瞿秋白曾三次到鲁迅家避难，与鲁迅促膝深谈。瞿秋白在险恶、困难的条件下，通读鲁迅的全部著作，化名何凝编辑了《鲁迅杂感选集》，并写了一万三千言的序言。瞿秋白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鲁迅的思想杂文及其意义作了精辟而高度评价。对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几篇早期著作，瞿秋白也作了高度评价，认为是被“沉没”的“几篇历史文献”，“目的正在于号召反抗，推翻一切传统的重压的‘东方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