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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鲁迅活着-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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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太了解他治下的中国的现状，也太了解鲁迅。因此，“假设鲁迅活着”的结局，也不是以他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其实，真正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不断重复地提出这个假设？假设是相同的，每个年代的内涵却不同；每个年代的关注点不同，实质都一样。与其说是关心鲁迅的命运，不如说是关心中国知识分子在现实中的命运。只要问题没有解决，就会有人出来“假设”。以鲁迅来假设，只是壮胆而已。
假如鲁迅活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岁了。周海婴这本回忆录是为纪念父亲而写的。我编完这部书稿，尤其是补上这最后一节，感觉鲁迅更加亲近了。
2001年10月
（本文作者为《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的主编）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3节 “孤证”提供人的补正
［——对周海婴先生所记述的毛泽东同罗稷南关于鲁迅的谈话的若干补正］贺圣谟
在对周海婴先生《鲁迅与我七十年》所记述的毛泽东同罗稷南的谈话作补正之前，我有必要先“自报家门”：该书最后一节《再说几句》中所称“（罗稷南先生）信得过的学生”、“这位亲聆罗老先生讲述的朋友”，就是我；换句话说，我就是向海婴提供毛、罗关于鲁迅的谈话的具体内容，即被海婴称作“孤证”的那个人。
海婴应邀到宁波参加纪念巴人（王任叔）诞辰九十五周年的学术讨论会，是1996年10月24日。当时我是宁波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受讨论会发起单位之一的宁波师范学院领导委托，会议［讨论正式］开始前，我去［宁波江北海苑］饭店看望［莅甬］与会的［文艺界、学术界］代表。因为乡前辈丁景唐先生事先与我有约，这天上午我一到代表住地，就去看望丁先生。就在丁先生房间里，我初会了心仪已久的海婴先生。
海婴是鲁迅的亲人，我在学院里教的是中国现代文学，我们的谈话自然离不开鲁迅。谈着谈着，我问起他有没有听说过1957年毛泽东曾同罗稷南谈到鲁迅这件事。海婴说没有听说过。于是我就向他转述了罗稷南先生亲口告诉我的话：
1957年夏天，毛主席在上海请一些人座谈。会上我问毛主席，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主席回答说，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进了班房，要么是顾全大局，不说话。
罗稷南当时对我说的话就这么一些。
我记得海婴听后一怔。接着［沉静地］说他没有听说过这话，他母亲也没有听说过；并说毛主席不大可能说这样的话。他还说，罗稷南先生他很熟，小时候常到罗家去玩，以后也没有听他说起过这件事。我说，解放后你们去了北京，而且这样的话罗老也不一定会告诉你们。［因为已到吃中饭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去吃饭，海婴坐在我的左边，丁景唐、徐开垒先生坐在我的右边，饭前的谈话自然不便在饭桌上进行下去了。］同海婴的谈话留给我的印象是：作为鲁迅的亲人，他似乎不愿相信毛曾对鲁迅有过这样的“评价”。而我，亲耳听到罗稷南的讲述，而且相信罗稷南为人耿直，绝非危言耸听的人，因此对海婴的不信，感到遗憾。同海婴说过这事后，我似乎了却了一桩心事。
交代完事实，我就该就我所知作补正了：
一、 1965年暑假，我应邀在罗稷南家住了十来天。［当时他的家在上海复兴西路３４号三楼。这所名叫乐卫精舍的公寓楼，当时住着的有王亚南、吴强等人。］那时罗老的夫人去世不久，他孑然一身。我们白天晚上都毫无拘束地谈话，还常到上海文艺会堂去。毛、罗谈话就是罗在那时告诉我的。因为我看过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该刊在鲁迅逝世十周年时曾出过一个特辑，其中有个专栏就叫“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刊载了茅盾、田汉、萧乾、臧克家、施蛰存等十多位作家的文章。我问罗老，他问毛这个问题是否受过《文艺春秋》的影响，他含笑颔首。我因当时听了这事很感震惊，故记忆极深。
海婴书中说，“他（罗稷南）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一直到罗老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他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这样的表述是不准确的。罗老告诉我这件事，早在他逝世前六年而不是重病之时。这件事他是否只对我一人讲过，我不得而知；但以他的性格脾气，我以为他很有可能同别的他信得过也相信他的人讲过。他和毛的对话是在座谈会上，不能说是“秘密对话”。罗老先生当年就表述过，那天谈话也有他人在场。（编者注：原文还有“罗老当时告诉我，那天谈话时巴金、白杨等人也在场”一句话。这恐怕是罗老回忆中对在场多人的印象有些模糊、混淆。当天在场的有女演员黄宗英、作家章靳以。把女演员黄宗英误记为更加闻名的女演员白杨，把作家章靳以误记为他的好友、更加闻名的巴金。但这并不影响罗老记忆的主要内容。况且，这也可以说明当时还有另外一些文化人包括著名的女演员和作家在场。女演员“黄宗英”跟“白杨”、作家章靳以和巴金，属于同类形象的近似关联、无意间误植，这在记忆心理学上是完全可以说得通的。）
［我后来查阅了《毛泽东大词典》，1957年7月7日，毛邀请上海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工商界著名人士座谈，毛、罗的对话应当就在这次座谈会上。］
二、 海婴书中所说的毛“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的说法也不准确。罗稷南［原名陈小航，字子英，］是云南顺宁（凤庆）人，不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罗稷南生于1898年，1917年进北大预科，一直读到哲学系本科毕业。毛泽东那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过，但罗没有同我说起当时是否认识毛。淞沪抗战后，1933年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去“剿共”，十九路军将士却拥戴李济深，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罗参加了该政府的工作，并代表该政府到江西苏区同红军谈判联合反蒋，草签了抗日反蒋协定。就在这次，他见到过毛。］海婴书中说罗“高大魁梧、脾气耿直”这不错，但说他“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声音低沉，若不用心不易听懂。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受聘于华东师范大学任教，直至退休。九十年代罗老去世……”也不准确。罗老在北大读书六年，以后又在哈尔滨工作过，他的普通话是说得很不错的，声音洪亮，口齿［也］清晰。解放后他曾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并要他出任云南大学校长。他告诉我，他认为自己没有行政［工作的］才能，［终于］没有去昆明上任。我不知道他曾否受聘于华东师大，只知道上海译文出版社每月给他发120元“车马费”，平时不用去上班，有时开会去去。他逝世于1971年，不是海婴所说的“九十年代”。
［还有，王元化先生1985年曾应宁波师院中文系之请，与钱谷融先生一道来宁波讲学。当时我参与接待。我们聊起过罗稷南，但记得没有同他讲起毛对鲁迅的“评价”之事。因此，王元化先生说的“也听说过这件事”，应该不是出自我的口。］
［三、我最不能同意的地方是，毛泽东讲话之后，“罗稷南惊出了一身冷汗”。罗稷南的性格，耿直倔强，与在座的人相比，辈分高、资历长，他若会“出冷汗”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他敢于问这个问题，他就决不会“出冷汗”。那是一种“情景想像”了。］
（原载《宁波教育报》2001年11月2日和《宁波晚报》11月6日，
又《南方周末》2002年12月5日刊登，但各有所删节。
［补充资料］
贺圣谟教授于1940年1月生于宁波。他的大姐夫是湖南人，曾是楚图南先生的秘书。楚图南的好友就是文学翻译家罗稷南。……1962年，国家经历了大灾之后，当年的招生数量是建国以后最少的一年。贺考上了杭州大学。抱着请教的虔诚之意，也是为了以后的学业长进，给罗稷南写了第一封信，罗也回了信。罗正在寻觅一位助手，以完成自己的文字计划。就这样通信，直到1965年第一次见面。这年，罗稷南先生已经67岁了，年近古稀，但是他依旧想要写三本书。罗始终在寻找和等待着助手，他把目标锁定在二十五岁的大学生贺圣谟身上。1965年的7月28日星期三，贺来到上海，罗老住的房子是复兴西路34号公寓12层的三楼。罗老已白发满头，十分热情。罗老留贺在他家住宿，自从夫人去世后，他有点寂寞。贺在罗稷南家中一住就是10天，直到8月6日与罗老先生分手。……罗老曾经对贺圣谟说，经济不是问题，也就是说给罗老当助手，报酬不用发愁。但是贺圣谟最终没有成为罗稷南的助手，这是因为在当年，将“公职”看得无比的重。这在那个时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十天相处，贺圣谟在罗家做三件事情：一是吃饭，二是读罗家藏书，三是“白发红颜挽手交谈”。罗稷南跟贺交谈的内容，有关于《红楼梦》的，也谈到中国五四以来的作家，如鲁迅、郁达夫、茅盾和巴金。贺感到“罗老虽是个文艺工作者，但他最关心的是政治和社会科学。……”（据日记）
根据贺圣谟的日记，这一天是7月31日，星期六，阴（傍晚有雨）。罗稷南在散步时向贺说了1957年“毛罗对话”的内容。贺圣谟听到了罗稷南先生谈起与毛泽东的对话，心中非常震惊，同时也感到事情重大。迫于以往的政治经验，他不敢落笔，怕留后患。但是，这件事太大了，贺清楚地记得谈话的日期。
以前贺只知道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评价鲁迅的七个“最”，根本没想到反右斗争紧锣密鼓之时，毛主席对鲁迅会作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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