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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鲁迅活着-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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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阿姨说，这篇文章能够拿出来，我给自己设了“五关”。第一是法律关，我这样站出来说，从法律上讲是不是合适，史大律师（史保嘉）给了我勇气和支持。第二是事实关，毛罗对话很简短，我的记忆能不能一步步踩清楚，这点很重要。我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记得住的，就写；记不住或者记不清楚的，就不写。因为我不是负责现场记录的，我没有记录毛主席全部讲话的责任。第三是辩驳关，就是说，我要能回答其他人的质疑，假如有人说：“你那天站的位置，不可能听见毛主席和罗稷南对话！”那我要拿出证据，证明我所处的位置确实能够听到、听清楚毛罗之间的这段对话。第四是身体关，回忆这些往事，我的血液循环快要失常，甚至要停止流动，史律师知道，我患有脑梗塞，但我必须把我听到的这段对话写出来，算抢救自己的史料。第五是文字关，7月4日晚上写毕，过了些日子我就把稿子交给了李普大哥（李普，新华社原副社长）。李大哥曾是青岛“荒岛书店”的地下党员，我9岁时，李普大哥曾帮助家兄创办铅印小报《黄金时代》。我对李大哥说：“拙文若有语病、罗嗦、不妥之处，请放手删减、调整。”
黄阿姨还强调说：
——我出身于文化人家庭，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孙文先生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到了能够参加学潮的年龄，闻一多的倒下又促成我们这代人站起来。闻一多的演讲，我至今几乎还能背诵，因为那时候我特别喜欢朗诵。我清楚记得闻一多先生说，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还是要把德先生请回来……第一是德先生，第二是德先生，第三还是德先生。
——1950年代的演艺界，对领袖见面并不感觉十分突然，知道毛主席要来，也不会挤到门口去夹道欢迎。尊敬（毛主席）是肯定的，但还没有出现1966年那样的崇拜。得知毛主席要来看望大家，大家在高兴的同时，又觉得这是一件平常事。
——1957年，我只有7月7日这一天见到了毛主席。可是，在反右斗争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报纸上把我们笑逐颜开簇拥着毛主席、有说有笑的照片刊登在那里，旁边配发的却是反右社论和文章。我当时就有不同看法：文艺界多数人对反右斗争并不理解，我们的内心深处，其实没有照片上的那种好心情。
——我从来没有和周海婴联系过。过去没有联系，这篇文章写的过程中也没联系。前不久，我才把这篇文章的草稿托人送给他，因为这和鲁迅有关系。
但我们仍有困惑：赵丹与罗稷南的关系比较亲密么？赵丹和罗稷南听了毛主席惊人回答，为什么会“对了对默契的眼神”，“反倒坦然理解”了？1957年您私下问赵丹，怎么没听到对罗老这一大胆“提问”进行批判时，赵丹为什么说您“笨”呢？
黄阿姨作了解释：
——第一，阿丹和罗稷南关系不错，大约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吧。第二，罗稷南在1957年“反右”的节骨眼上，当着毛主席的面提出这个问题，就在今天看也算很大胆吧。罗稷南的身上，有文化人的正气和倔强，这才促成他当面向主席提出“挑衅问题”，非要把埋在大家心底的疑问当众挑明。阿丹和罗稷南有相似处，我早就对阿丹说过：“你不要逆反心理太重！”他不承认。等到“文革”爆发，阿丹悲愤地对我说：“侬看看，侬看看，我担心的坏事真的发生了呀！”1957年，我对毛主席的这一回答很震惊，很不理解，但罗稷南和阿丹他们或许认为：毛主席会这样回答的。第三，毛主席1957年对鲁迅的这一假设性推断后来没有公开，罗稷南“斗胆提问”也未遭批判，在这个问题上，阿丹再次猜对了。在政治上，罗稷南、阿丹他们比我成熟……
将近晚11时，我们才告辞出来。黄宗英阿姨坚持要从椅子上起身送我们，因为患有脑梗塞，她走路有些困难，但她像那个时代的有骨气、有风度的艺术家一样，热情而又执著地把我们送到门口。
（原载《南方周末》2002年12月5日）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17节 有关“毛罗对话”的一些事
丁东
去年，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出了一本书《鲁迅与我七十年》。有一次去看戴煌先生，他对我提起这本书，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买到。我从他家出来，在不远处的三味书屋就买到了一本。书店营业员告诉我，这书卖得挺好的，就剩两本了。我赶紧告诉戴煌先生，让他去买。谁知他并不是要买一本，而是要买十几本，分送朋友。他的用意很明确，就是想让朋友们看一看书末提到的“毛罗对话”。我理解戴老的心情。他是反右派运动的遭难者，以骨头硬而著称。“毛罗对话”这个细节，正是毛泽东与硬骨头知识分子关系的一个象征。
周海婴书中讲述的“毛罗对话”，口气并不十分肯定。一是因为当事人罗稷南已经去世；二是周海婴虽然见过罗稷南，却不是直接听他所述，而是听别人转述。但有王元化先生作旁证，我觉得大体上是可信的。
然而，不久此事便引起了争议。质疑者的文章我没有全看过，但其中谢泳、陈晋两个熟人的文章是读了的。
后来，钟沛璋先生也写了文章：《假如鲁迅活到1957年》，在“毛罗对话”的基础上立论。此文要收入文集，请李锐先生作序。李锐在序言中又提到此事。如果“毛罗对话”是假的，这些文章都成了空中楼阁。有一次，在一家餐馆的开业庆典上，李锐、李普两位老先生说起此事，谈到谢泳、陈晋为什么要质疑“毛罗对话”的真实性。我说，这两个人我都认识，他们都是很严肃的学者。文章的推论方式，也符合学术规范。他们仅仅是对史实本身的考证感兴趣，并无其他动机。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和谢、陈二位的判断是不同的。我是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
这毕竟是个学术问题，关键是要有当事人出来作证。
第一个旁证出现了。这就是罗稷南的侄子陈焜。他写了一封信，登在《北京观察》上，说明伯父生前曾经给他讲过这件事。80年代初，陈先生是最早研究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人，当时很出名。后来移居美国，国内读者知道他的不多了。我设法与他通了电子邮件，请他为我担任特邀编辑的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丛书写一篇《我的伯父罗稷南》，同时介绍他从伯父那里听到的情况。他很快写好此文，发在《老照片》24辑上。当时，上海《文汇读书周报》转载了陈晋在《百年潮》上发表的质疑文章，钟沛璋便建议该报也转载陈焜这篇文章，以示争鸣。
接着，我又听陈明远先生说，还有更重要的证人：黄宗英是当事人，毛罗对话时她在场。于是，我和《老照片》的主编冯克力一起与黄宗英联系，请她为《老照片》写一篇文章，说明当年的见闻。黄宗英老师在电话中表示：这件事还得慎重考虑。
在此期间，李锐、李普、戴煌、钟沛璋等老前辈都希望黄宗英能够出来作证，并通过黄宗江转达他们的建议。一些亲友为此也多次鼓励她动笔。黄宗英年逾古稀，卧病在床，身体衰弱，但是思维很正常，记忆很清楚，对45年前的这一件事印象非常深刻；她手指不灵便，写字有困难，想以口述的方式，让人代笔。陈说，这件事很重要，还是请她亲笔撰写为好。黄宗英严肃认真地回忆，并查找了当时的报纸，几次执笔，写成了那篇《我亲聆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各地报刊，《南方周末》、《炎黄春秋》、《文汇读书周报》、《同舟共进》等都隆重地刊出了此文，有的还配发了毛、罗、黄都在同一画面上的照片。后来有文章说黄宗英是惟一活着的当事人，这是不对的。至少摄影者侯波健在，但她对此事有何记忆就不知道了。
到目前为此，有关“毛罗对话”的争论可以说已经告一段落。如果没有其他当事人提出相反意见，黄宗英的证言可作定论。
毛泽东和鲁迅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他们都是20世纪对中国人精神世界影响最大的人。毛、鲁之间无小事。“毛罗对话”之所以引起中国知识界如此广泛的关注，原因正在这里。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18节 讲真话的勇气和智慧
萧蔚彬
黄宗英站出来作证了。作为1957年毛泽东与罗稷南关于“鲁迅活着会怎样”那段著名对话的现场见证人，她说：我“亲聆”了。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到，1957年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大胆的设问：要是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海婴的书出版以来一年间，围绕着这段“罗毛对话”，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信者说其有，疑者说其无。但都反映出文化界、知识界对数十年来深藏心底的这一敏感话题的关注。
对“罗毛对话”存疑者的主要论据是：海婴提供的对话内容是个“孤证”，不足凭信。现在，“孤证”的提供者贺圣谟出来发言了；现场目击证人黄宗英也出来证实了。（见2002．12．5《南方周末》）争论应可告一段落。
值得评论的是黄宗英站出来讲真话时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智慧。据《南方周末》的两位年轻记者讲述——
他们去黄宗英家取《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这篇稿件时，黄阿姨说，这篇文章能够拿出来，我给自己设了“五关”：法律关、事实关、辩驳关、身体关、文字关。毕竟是近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了，涉及的又是二十世纪两个伟大人物毛泽东和鲁迅的敏感话题。要如实地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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