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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莉娅的故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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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职证明 兹有韩明禧系本厂司账员工薪215分，因自愿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一十七日离职，特此证明。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东北制材工业局第六十六厂
我问：“215分是现在的多少钱？” 瓦莉娅想了想说：“这个，我早就忘了。不过，那时候钱很少。”1953年，瓦莉娅从哈尔滨铁路管理局林业处调到东北制材工业局第六十六厂。不久，她又调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那年她已经30岁了，被安排在工会里做秘书。米拉在哈尔滨铁路局图书馆上班。她们离得很近，都在大直街。休息的时候，她们能常常地凑在一起。
第五部分：托里亚的油画摆在了地摊上一定要嫁给中国人（图）
不久，她们又有了一个好朋友。她叫吉拉。 那时，瓦莉娅常常请一些同学和朋友到家里聚会。俄罗斯人喜欢聚会，他们在一起朗诵诗歌，讲离奇古怪的故事，跳着、唱着。2004年，我在瓦莉娅家里，认识了一位从伊尔库次克回来的哈尔滨姑娘和她的爸爸。姑娘叫丽娜，外祖母是俄罗斯人。12岁的时候，他们全家跟着外祖母离开了中国。十年过去了，我问她：“还愿意回来生活吗？” “我喜欢在俄罗斯，那里的人们性格开朗奔放。他们经常聚会，场面很热闹，邻里之间也处得很亲密。在那里，我不觉得孤独。”丽娜说。 “将来想嫁给中国人还是俄罗斯人？”我看着她问。她有些像爸爸，中国式的。只有仔细端详的时候，才会觉得她有俄罗斯血统。是第三代了。 瓦莉娅说：“一定要嫁给中国人。” 丽娜笑笑说：“我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还有那里的人。” 可是，她爸爸就不那么容易适应了。他说：“刚去的时候，我觉得挺孤独。毕竟40多岁的人了，关系都在中国。现在好了。有时，我在聚会的时候会给朋友们唱《喀秋莎》。那里的年轻人就说：“你还会唱俄罗斯歌曲？这些歌我们都不会唱了。” 可是，那些俄罗斯歌曲，一直在哈尔滨上空经久不息地缭绕着。几乎每个人都能哼上几句。人们闭着眼睛，就能说出那些俄罗斯歌曲的名字：“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小路”、还有“红梅花儿开”、“三套车”……最让人激动的是，有些人还能用俄语唱这些歌曲。 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去了黑龙江省歌舞团歌唱家周琪华的家里。她小时候曾经用纯正的俄语和英语，给法国总统蓬皮杜唱过歌。总统听了她的歌曲，兴奋地把她抱了起来。那天，她给我们唱了一首俄罗斯歌曲《手套》。 那时，和朋友们的每一次聚会，瓦莉娅都会认真地准备一首诗。当她仰头把酒倒进肚子后，会兴奋地站起来，用她那柔软的俄语给大家朗诵一段诗。那语调，那神情有多少是托里亚给她的呢？ 他们聚会吃得很简单，就两三个菜，大多是色拉、肉饼、红肠，还有苏伯汤（罗宋汤）和红酒。有一次，吉拉也来了。吉拉穿了一双新皮鞋，很好看。她说，她的男朋友阿寥沙也要来。阿寥沙长得很胖，大家都不喜欢他，吉拉说她也不爱他。但他俩常常在一起。 那天，瓦莉娅特意买了一块新台布。晚会上，女朋友喝葡萄酒，男朋友喝伏特加，他们开心的时候就唱起来、跳起来，伴着巴扬琴的琴声。
一会儿，阿寥沙被酒精和音乐鼓动得激动起来。他突然抱起吉拉，把她的鞋子脱了下来，大声地嚷着：“吉拉，让我吻一下你的脚吧！让你的鞋做我的酒杯！”说着，他就抓起一瓶伏特加，咕嘟咕嘟地倒在了鞋里，然后拎起那只鞋，将里面的酒大口地喝了下去。四周的人都在尖叫，兴奋的浪潮掀了起来。 伏特加酒的烈焰在年轻人胸中燃烧了！俄罗斯男人野性、放纵，像烈马一样狂奔了起来。一阵风卷残云之后，杯盘狼藉，到处都是呕吐物。那块新台布也被弄得污秽不堪。 “这有什么不好的呢？”瓦莉娅在微微的醉意中说着。 可是，她的心却是痛的：托里亚现在做什么呢？不久前，托里亚的妈妈回苏联了，她给瓦莉娅来过信，说托里亚还在西伯利亚。在那里，他什么苦事都做过。托里亚也给瓦莉娅来了信，告诉她，如果妈妈没给他一副好的身体，他也许像许多人那样倒下了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瓦莉娅皱起眉头：“那时，我在哈工大，每天很忙，所以很少给托里亚回信。有时三四个月不给他写信。” “只是因为忙吗？”我问。 “我爱他，但不喜欢写信。他等待我的信，很痛苦。”瓦莉娅耸耸肩。 “是哪一年？” “1954年前后，大概在我30岁的时候。那时，我觉得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想没想过能有机会去苏联找他？” “想过，但是很难。那时候我加入了中国籍。” “假如没有加入中国籍，你就能去找他吗？” “那个时候，他们被改造，听说那里的生活很可怕，人是没有自由的。我盼着他能够获得自由。” “为什么弟弟尤拉和埃利克都能去苏联呢？” “他们都是无国籍的人，又娶了俄罗斯姑娘。”
第五部分：托里亚的油画摆在了地摊上托里亚的画（图）
后来，托里亚的妈妈又来了一封信：“孩子，你应当原谅托里亚，他结婚了。他的环境太苦了，他需要有人照顾。他妻子的前夫是位军官，在劳改营里死了。他们都是苦命的人，希望你能原谅他。但是，托里亚是爱你的。他很痛苦。” “这都是命。”瓦莉娅说。 我们都沉默了。 一会儿，我问：“你相信命吗？” “相信，相信！”这时瓦莉娅的眼睛睁得很大。那目光告诉我：你也要相信。 她又说：“外国人有个说法，姑娘给新娘做伴娘不能超过7次，超过7次就嫁不出去了。我做了20多次伴娘，只能这样。” 她只能相信命运，这样能淡化她的痛苦。 在生活的颠簸中，瓦莉娅的青春年华在不知不觉中逝去，像烟又像雾，飘飘渺渺。岁月给她留下了什么？在这三十年中，她没有生活在自己本民族的国家里，也没彻底地融进那个塑造她生命和性格的俄罗斯文化之中。而中国，尽管她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但是她连中国话也不会说，她喜欢与俄罗斯人呆在一起，她的脸却是纯亚洲的。她处在一种很尴尬的境遇中。 她说：“那时，俄罗斯人大量地回国，有的去了日本和澳大利亚。越来越难找到我喜欢的能娶我的俄罗斯人，他们也常常觉得我是亚洲人。朝鲜人不了解我，他们对我来说也太陌生了。” “那你没试着在中国人中找一个爱人？”我问。 “我也不太了解中国人了。”她这样说。 瓦莉娅的爸爸妈妈早就不再约束自己的女儿了。女儿的境况让他们非常焦虑。韩光淑对妻子说：“都是你对她要求得太严格了。你看，她这么大了，还没找到自己的爱人。” 瓦莉娅的妈妈很无奈地说：“这都是她的命。”
命运是什么？大概就是许多偶然性的存在。那一天，瓦莉娅走在街上，看见前面一个俄罗斯孕妇正向自己这边走来。正要擦肩而过的时候，对方突然喊了一声：“瓦莉娅！” “啊？是阿拉！”瓦莉娅喜出望外地叫了起来。“阿拉，你还没回国？你嫁人了？幸福吗？”瓦莉娅不停地问着。 阿拉也很兴奋，她说：“瓦莉娅，真没想到临走还能见到你。听说你去了北边。”瓦莉娅说：“我已经回来四年了。”
阿拉用手抚摸着自己隆起的肚子问：“瓦莉娅，你还是一个人吗？”然后又抬起头说：“瓦莉娅，托里亚有一幅油画，你想不想要啊？” “什么？托里亚的画？是托里亚画的吗？你在哪儿弄到的？”瓦莉娅半信半疑地问着。自从离开哈尔滨以后，她家的房子便稀里糊涂地被政府按“敌产”没收了，包括那些家具、饰物，还有她的钢琴和托里亚画给她的那幅画。 爸爸究竟错在哪？没有人答复。 为了那幅画，瓦莉娅回到哈尔滨的时候，还曾四处地打听过。 这时，阿拉说：“我是在小摊上买到的。”
阿拉回忆道：“有一次，我散步的时候，看见路边的地摊上摆着一幅画，上面写着阿那托里·维列日夫的名字。我想这一定是托里亚的画。” 也许因为最初的感情，阿拉不忍它冷落在别人那里，想着或许有一天能把这幅画还给它的主人。于是，她用5元钱把它买了下来。 “真的？是这样！我要，我要！给我吧。”瓦莉娅迫切地说。 “我明天就要走了，我们全家就要回国了。这幅画在我家里，你跟我去拿吧。你更需要它。” 阿拉带着瓦莉娅来到家。因为就要回国了，她的家很零乱，大包小包地堆着。
托里亚的画放在墙角里，瓦莉娅一眼就认出了这是托里亚画给她的那一幅。她蹲下去把那幅画捧在胸前，像久违了的朋友一样，然后又放下它，退后几步，仔细地端详着，她说：“谢谢你，阿拉。” 阿拉很感动地说：“瓦莉娅，你还爱着托里亚！” 这幅画如果不是遇到了阿拉，如果阿拉不是遇到了瓦莉娅，它会流落到何方？ 瓦莉娅也感谢上帝，“是圣·尼古拉帮助我找到了它。” 瓦莉娅给了阿拉5元钱。
失而复得，往事又浮在瓦莉娅的眼前，仿佛托里亚回来了。她想告诉托里亚，你走后，许多熟悉的俄罗斯朋友也走了，却扔下了我…… 回忆到这里的时候，瓦莉娅很低缓地对我说：“30年代以后，有一批白俄回国，80℅被杀害了；1954年开始，又有大批白俄回国，真的很担心他们的命运。” 也许，这是最初她不想去苏联的原因。
第六部分：体育场上又一个托里亚参加了田径赛跑（1）…（图）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前身——哈尔滨中俄工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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