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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莉娅的故事-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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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什么，学俄语只是为了一个缘分。他叫胡天，俄文名字是阿寥沙。 胡天家住马家沟平工街一间老式俄罗斯民房。马家沟是白俄群居的街区。他没进过俄国学校，但俄语口语很好。他和俄国人交往密切。但因为两国关系恶化，这块土地上不能让俄侨呆得太久，他们陆续离开了中国。后来，曾有朋友想带他一起去澳大利亚。
第十四部分：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儿子成了“苏修特务”
他爸爸坚决反对他和俄国人交往，怕那些俄国人把他的儿子带到很远的地方。他竟然去“爱国主义运动委员会”告发了自己的儿子。于是在1975年的一个深夜，胡天被公安局的人带走了。那一年他27岁，是哈尔滨机联机械厂的车工。随后，他家被风卷残云地搜查了一遍。胡天收藏的俄罗斯工艺品，瞬间被一扫而光。糊涂的爸爸这才明白自己做了一件蠢事。但一切都晚了，儿子成了“苏修特务”，一关就是九个月。 胡天走进瓦莉娅家是1977年冬天。他先学习俄语，后来学英语。他没有任何目的，只是对外语有一种莫明的喜欢。那时，在哈尔滨这样的人不少，有的人家在家里交流时使用俄语。他们觉得这是一种文明，不想放弃过去俄罗斯式的生活，他们已经习惯了，或者这种生活使他们有别于其他人。生活中的人们，有时不知自己处在怎样的境地更好，极力排斥同类，或想使自己变成另类，或者尽量趋同，隐藏自己。 就在那时胡天认识了他的太太赵女士。 赵女士这时就坐在我的对面，是在她的家里。她不是那种花枝招展的女人，美丽而安静。她的丈夫胡天已经患脑溢血去世一年多了。她轻声轻语：“阿寥沙非常想出国看看。他喜欢打猎、钓鱼、滑雪，喜欢唱歌、喜欢艺术，性格奔放、豪爽幽默，待人彬彬有礼。在‘文革’最乱的时候，他嘴上总是挂着‘您好’、‘再见’等礼貌用语。”赵女士说：“我真后悔，当初不该阻止他去澳大利亚。他那么想出去看看。”她的话，大概是说给昊永昌听的吧。她现在和女儿在一起。女儿在一所大学里读书，学的是装潢艺术设计，周五才能回来。她自己每天面对的是胡天过去的影子。桌上摆着俄式茶炊，靠窗处的书柜上有一件黄铜俄式汤盆，上面刻着涡卷式花纹。还有六弦琴，过去它常常伴随男主人唱《喀秋莎》、《山楂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每到黄昏，六弦琴的旋律似乎就会无声地响起。它等待着男主人和它一起歌唱。 还有许多俄罗斯工艺品，在胡天活着的时候，会一件一件地摆弄着它们。现在它们都成了主人的纪念。 那天，我在瓦莉娅家，赵女士随后也来了。她笑了笑，就像在自己家一样走进瓦莉娅的卧室，看看有没有要换洗的衣服。临走的时候，她对瓦莉娅说：“妈妈，电费还没交吧？什么时候交，告诉我一声。” 她是随丈夫这样称呼瓦莉娅的。刚谈恋爱时，胡天经常带她到瓦莉娅的家，瓦莉娅非常希望他们能够结成夫妇。瓦莉娅说：“胡天是个很好的人，我是怕小赵嫌弃他，因为那时还没给他平反呢。都32岁了，我替他着急。”瓦莉娅像孩子一样地笑了笑，“我喜欢给年轻人介绍对象。”他们像自家人一样走动。当时那些常去东正教堂、哈尔滨市最后的“莫希干”也经常到胡天家做客，他的妻子会给他们做一桌香喷喷的菜肴，让他们好好喝一顿。他们一起去教堂，去俄侨墓地。有很多年，胡天一直照顾一位多病的老俄侨。他是个盲人，一只胳膊截肢，孤独生活在哈尔滨。生活上的事都由胡天料理，直到国外的亲属把老人接走。胡天总是默默地做好事，常嘱咐妻子：“要多关照瓦莉娅。”关心老俄侨成了胡天的生活重点。赵女士说：“去年美国洛杉矶来了一个电话，是老哈尔滨的犹太人阿布拉姆打听胡天的消息。他不知道胡天不在了，知道胡天已经过世，他很难过，之后就再也没有音讯了。”再过十年或二十年，有着手足之情的中俄朋友们相继不在的时候，这样的故事是否还能延续下去？1991年，一些健在的老白俄，从澳大利亚来到“故乡”哈尔滨，爱讲神秘故事的阔利亚也来了。回去时，他专门带了几条“老巴夺”烟厂的香烟。“老巴夺”烟厂是1902年两个从莫斯科来的波兰籍犹太兄弟创办的，30年代的时候，被英国烟草公司控制，解放后改名为哈尔滨卷烟厂。现在，它又恢复了老牌号。阔利亚回到澳大利亚，给那些曾在哈尔滨生活过的人送去老巴夺香烟时，很多老人拿起香烟，放到鼻子前闻一闻，“太熟悉了”，说着两行老泪就落了下来。 那天，赵女士和女儿路过她们家原来住的地方。那里一片片的俄罗斯民房早被一座座火柴盒样的大楼代替了。她们还记得自己家的大院子，院子里种满了芍药、扁珠莲和黄太平果树。春天的时候，满院子的粉色、白色和黄色，还有植物的香味，很诱人。搬迁时，许多人惋惜地将那一束束花连根带走，移植到别的地方。它们的美丽就这样延续了下去。窗前有两棵老榆树，它们还在原地守望，守望着一代代人在眼前走过、消失，然后又有新的面孔出现。现在它们变粗了，也茂盛了，一个人搂不过来。女儿扬起头，望着它说：“妈妈，树上那个铁丝扣，还是爸爸拴晾衣绳时留下的。” 他走了，痕迹还在。
第十五部分：托里亚我们又重逢了悲喜交加的年份（图）
据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记者辛怀时） 杨尚昆在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夫人赖莎的宴会上说，在过去的岁月中，中苏两国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今天，我们走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戈尔巴乔夫说，这次会晤来之不易，要求双方表现出智慧和责任感，坚持不懈地克服很多年以来沉重地笼罩在苏中关系之上的“消极的积垢和成见”。 ——1989年5月16日《哈尔滨日报》 1989年，对于瓦莉娅来说是一个悲喜交加的年份。她亲爱的妈妈在那一年去世了，她唯一的亲人，唯一能在精神上给她安慰和支撑的人离开了她。每个人都要面对生死离别，也注定要一个人孤独地走下去。但是，瓦莉娅不同，渗透在她血液里的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已经失去了土壤。尽管在狱中她改造了十年，她却看见了不能认同、不能接受的阴暗角落。她不惜一切地回到妈妈身边。母女俩互相滋养，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浓浓亲情的境界。那时，她已经教过了许多学生。他们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已大学毕业，还有的已出国了 1982年春天，哈尔滨电工学院俄语系的党委书记傅云秋女士来找瓦莉娅，她说：“韩老师，您能不能为我们的学生讲俄语？” “让我当老师？”瓦莉娅睁大眼睛不敢相信。 “是的。我们很需要像您这么好的口语老师。” “可是，我现在正在申请平反，还没有什么消息……”瓦莉娅有些顾虑地看着傅云秋女士。 “没关系，我们经过了讨论。我们的学生急需要知识，您能教好她们。我们相信你。” 听了这话，瓦莉娅的心情好久不能平静。为了让人相信她的清白，为了澄清自己，为了取得社会和人们的信任，她到处奔波上访——几年过去了，没有结果。 但电工学院的师生们却信任她，让她站在了学院的讲台上。她珍惜这样的机会，认真地备课，要让自己在生命暮年美丽起来。 以后，林业大学也邀请她为研究生辅导俄语。她每天奔波在两所大学之间，很忙也很快乐。 当夜深人静，当她独自难眠的时候，是她灵魂独享的世界。她可以和爸爸妈妈对话，和远在美国的米拉对话，和那些她熟悉的又离开她的朋友们对话。也无数次地问：托里亚，你在哪里？ 夜深时候，她站在圣母玛丽娅像前祈祷。 1979年的一天，一个学生上完课后，对瓦莉娅说：“韩老师，现在有许多曾经被打倒的人，都纷纷要求平反。你也可以去找找有关部门吧。” “有这样的事情？”瓦莉娅的眼睛里带着疑问。 “有没有你都要去试试，这是个机会。”学生这样说。 这是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瓦莉娅连夜把材料准备好，第二天就去了省公安厅。那天天气很热，她跑得满头大汗。门卫挡住了她的去路。一位身穿警服，威武挺拔的男人问：“你来干什么？” “我找领导，问问能不能给我平反？”瓦莉娅的声音怯怯的。 对方的眼睛顿时就睁大了，“你还想平反？你知不知道，你是大特务。” “我不是！我根本就不是什么特务。我是无辜的。”瓦莉娅非常激动。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迫害了你？” “我没说。我只想请领导对我的过去再进行核查。” 经过几番周折，瓦莉娅才把自己的申请送了上去。从此她一直为自己的平反奔波投诉。三年多以后，她终于接到了平反通知书。 1989年5月，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到中国访问，哈尔滨人陆陆续续地奔向苏联口岸进行贸易。两国的互动越来越频繁。 同年9月8日，苏联民航在哈尔滨设了办事处。一天，瓦莉娅和一些俄侨陪同办事处的人去了博物馆旁边的苏联红军纪念碑，在那里，她认识了一位办事处职员的夫人柳芭。她们一见如故。当柳芭知道瓦莉娅一生独处的时候就问：“您为什么不结婚？” “年轻的时候，我曾经爱过一个俄罗斯人……后来我碰到许多追求的人，可是无法再爱了。” “那个俄罗斯人是谁？” “阿那托里·维列日夫。” 柳芭听了后，立刻惊奇地瞪圆了眼睛，“噢！你说阿那托里·维列日夫。我认识他。他是我的同志，现在是建筑工程师，就住在哈巴罗夫斯克。他是一个很文雅很有风度的人，大家一直叫他‘贵族’。” 瓦莉娅听了几乎叫起来，她兴奋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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