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莉娅的故事-第1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年后和一位比他大六岁的俄罗斯女人结了婚，婚后并不幸福。他们回俄罗斯以后，有了两个孩子。但是，大弟弟还是有了别的女人，因为他不爱自己的老婆。他经常不回家，妈妈知道后经常去信规劝。最后他回了家。他是否就能安分地过日子了呢？爸爸妈妈不知道。　　已经很久没有回忆这样的往事了。一只已经粗糙不堪的手，伸向她苍老的内心。在她53岁的时候，在一个偏远的劳改队里和一个陌生男人，坐在一辆毛驴车上去城里登记结婚。她说：“这事很滑稽。”不知道她为什么用了“滑稽”这个词，不该发生的发生了——这是她最不愿触及的往事。过了一会儿，她低沉地说：“这一切，都是命。”　　她很无奈地垂下了目光。那天，毛驴车颠颠地向城里走去。半路上毛驴的尾巴突然高抬起来，“扑噗”一声，驴粪喷溅在瓦莉娅腿际的黄大衣上。男人有些难堪地看了瓦莉娅一眼。见她冷艳的脸上没有表情，他也装做什么都没发生。毛驴一路不断地拉稀，黄大衣被弄得很脏。瓦莉娅心想：“这大概是上帝在预示着什么？”她并没觉得这是一次婚姻。她像路旁边的一根木桩，厂房里的一台机器，正在完成一项功能。能不能胜任，那就是另外的事了。　　到了婚姻登记地，瓦莉娅下了车，男人扶了她一下，他自己跳下车来，把驴车拴好。


第十三部分：麻子就要成为她的丈夫登记结婚

　　接待登记的人抬起头，看见他们进来，没有理睬。　　他们俩坐在那里，都没说话。　　过了一会，那个女同志问：“你们来干什么？”　　“登记结婚。”瓦莉娅说。　　“什么？”她像没听懂，又问了一句，“结婚？你同意了？”　　“同意。”瓦莉娅看见对方用一种怪怪的目光看她，又看看大麻脸。眼前这两个人是两个不和谐符号，完全是两种相反的色彩，很刺眼。　　对方提高嗓门，加重了语气冲着瓦莉娅又问一句：“你真的同意了？”　　“真的同意了。”瓦莉娅有些不敢看她。　　女同志的眼睛朝别处看了看，说：“你坐那儿再想想，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然后转过身不理睬他们了。　　对方是个负责任的敏感的经办人。这工作上干了许多年，凭她的观察和感觉，他们的结合相当不正常。　　瓦莉娅重复：“我同意了。”　　没有回答。　　男人站在瓦莉娅身边一直没有说话。他看了一眼瓦莉娅，那目光是：你告诉她，不用想了。他没有多少文化，却有主见。　　瓦莉娅下决心要彻底毁掉自己——小时候“过家家”那样，突然对小伙伴说“不玩儿了”，把自己摆设好的小玩具用胳膊一扫，一切都乱了。别人怎么说怎么想，她可不管。于是，她大声再说一遍：“不用想了，我真的同意。给我们登记吧。”他们终于拿到了结婚登记书。男人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瓦莉娅不记得那个结婚登记书是什么样的了——在她珍藏的所有个人历史资料中，包括有她钢琴伴奏的节目单都保存得非常完好，只是没有那张结婚证书。看得出，她不愿意把那段婚姻留在她的历史里。那个年代的结婚登记书都印有毛主席语录，如：“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都是服从。她是服从上级还是服从命运？她和男人从婚姻登记处出来后，就去商店买了一斤水果糖和二两茶叶。那天劳改队的管教干事参加了他们的婚礼，他为自己能成全一对婚姻而满足着。那天也来了许多邻居，都是劳改队的家属。男人不断地给大家发喜糖倒茶水，看得出他非常高兴。他不是一个油嘴滑舌的人，他的话不多，只是反反复复地说：“感谢政府，感谢党，给了我一个好媳妇。”　　讲起这些，瓦莉娅的目光不再直视我了。我知道，她的内心一直在躲避。许多年过去了，她不停地去努力忘记过去，可是，这是一段永远抹不去的磁带，只要回放，将引发她内心的阵阵痉挛。那是一种被羞辱、被泼满污水、被众人践踏过的感觉。


第十四部分：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婚纱梦破碎了（图）

　　在良知的动荡中，在良知的儆戒、规劝和谴责中，信仰之慧眼恒然凝视着一位不可见的无限的审判者的身影。良知动荡犹如一种无声的自然语言，它是上帝对灵魂言说的语言，其指令关涉个体的灵魂和世界的获救。我们在此面临着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否可以使所谓“良知”动荡的特殊的统一和意义脱离上帝的充满奥秘的“声音”和“手势语”的解释，而我们称之为“良知”者的统一尚依然存在。　　　　

　　——M。舍勒《懊悔与重生》　　　　

　　他们在一间低矮破旧的房子里成了家。两个劳改犯，就像两个“跑腿的”，都是光杆儿司令，所谓的家什么都没有。男人只有一堆又破又脏的衣服，一股怪味直呛鼻子，为此瓦莉娅缝洗了好几天，才把他收拾得干净了些。　　瓦莉娅不可能去想白色的婚纱，梦早就破碎了。结婚没有改变她什么，她只是在一天天同样的日子里活着。　　她极不情愿地承认自己是那男人的妻子——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是暴露着的。男人也许知道瓦莉娅想什么，要什么——她脸上不经意地露出微笑，定了格的微笑，她的思维已经抛弃了躯体。她是遗失在山坳里的城堡，破碎的墙体和断柱，带着诱惑和神秘，破旧不堪。　　流浪汉独自生活的艰辛，触及了瓦莉娅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她开始承担家里的许多事。女人容易徘徊，却不轻易放弃。她逃避不了现实，同一个屋檐下的日子她无法推却。做饭洗衣打理家务成了她主要事。　　白天瓦莉娅下地干活。收工时候，她的男人却要去上班。好像轮流站岗，偶尔打个照面，他们只是简单打个招呼：“回来了。”　　“嗯。”　“饭在锅里。”　　“知道了。”　　一切都是公式化。这让瓦莉娅心静。没人打扰她，她还如同一个人那样生活。“他是你丈夫，他会需要你吗？”我问。　　“那个人常常半夜跑回家，但不敢呆长，怕管教发现。”　　她提到丈夫时，总是说“那个人”。　　刚去那里的时候，麻脸男人主动地借她脸盆，主动地帮助她，不断地讨好，不久就有了这样的婚姻。丈夫只是一个标志。现在，她可以回哈尔滨了。但是，为什么没回去？　　她没能马上回家看望妈妈，劳改队还没有批准，她还需要耐心地等待。　　“结婚了，怎么还不能回去？”我问。　　“上面没批下来。”她说。　　回家要报告当地的派出所。劳改犯被称作历史的垃圾，社会败类，每个环节都不能放松。这是阶级斗争态度问题，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像她这样刑满释放，在当地安家落户的“二劳改”，只能听凭上面安排，没有资格计较。　　转眼，播种的季节过去了，仍然没有一点准假回家的消息。　　瓦莉娅的身体却有了变化，她的腹部逐渐隆起。周围的人都好奇地大叫着：“哎呀！老白菜开花了！”　　怎么可能呢？瓦莉娅心里比谁都明白。　　腹部在快速地增大，人却越来越瘦，厌食、无力气，瓦莉娅知道自己是病了，去了几次村镇卫生所，大夫皱皱眉头，说不出什么原因。过了些日子，瓦莉娅觉得走路都吃力了，就对那个男人说：“到城里的大医院去看吧。”　　男人又赶着毛驴车，陪瓦莉娅去了县城。来来去去跑了3次，终于确诊：急性肝炎肝腹水。并嘱咐家属做好后事准备。　　男人怕被染上，吓得跑到外面住了。　　瓦莉娅一个人躺在炕上，昏昏沉沉。邻居每天都来给她送饭，她没力气睁开眼。过了两个月，那个男人眼看瓦莉娅的肚子越来越大，他不肯伺候，就到队里要求，把瓦莉娅送回家去。　　瓦莉娅知道自己病得很重，就要离开人世了。在见到上帝之前，她祈祷着，祈祷在临死前能见到妈妈。　　可她已经不能走了。1977年1月7日，瓦莉娅被一副担架抬着，在车上颠簸着，被送往妈妈家。回家的心情像飞翔一样快乐。她想：就是明天离开人世，我都快乐。因为我自由了，能够见到妈妈了。　　瓦莉娅被抬回了家。妈妈惊慌地看着已经不成样子的女儿，躺在担架上的瓦莉娅低哑微弱地对妈妈说：“妈妈，我回来了，我最多能活两个月。”　　妈妈望着自己的女儿痛哭，“瓦莉娅，我等了你十二年，你怎么会扔下我……”　　妈妈伤心着。她在这十二年孤独地守望。她不懂汉语，能和她交流的人很少。她艰难地过着日子，就是为了等女儿回来。　　男人把瓦莉娅送回家，一刻不停地赶回了农场。也许他觉得自己很倒霉，刚娶的媳妇就病成这副样子；他怕搭上自己的钱和自己的命。总之，他把她送回哈尔滨，也就不管不问了。　　如今提到那个男人，瓦莉娅谅解地说：“两个人没什么感情，他也只能这样做了。他脾气很好，从来不欺负我。”　　“他没再来吗？”我问。　　“听说我的病好了，听说我在哈尔滨能教书挣钱了，他又来了。”


第十四部分：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等待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1979年7月，他是作为丈夫的身份来的。他想在哈尔滨留下，住在瓦莉娅和她妈妈的家里。那个男人说：“要不，我们就回到农村去，我们要一起过日子。”瓦莉娅的妈妈坚决反对，在僵持中，她躺在门前老泪纵横：“谁要是让瓦莉娅走，就从我身上迈过去！”瓦莉娅知道该是分手的时候了。第二天，她上街花150元买了一辆白山牌自行车，买了双份餐具和衣服送给那个男人，让他今后再找一个妻子过日子。又拿出200元钱给了他。瓦莉娅说：“我们的生活习惯、文化差异都太大了。我们不适合生活在一起，我们离婚吧。”　　那男人不同意。为了离婚，他们3次去法院调解，女法官对男人说：“离了吧，你们差异太大了，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