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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第3期-第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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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蛉说腥四诓浚统龊芏嘤兄匾壑档那楸ǎ菀锪宋颐钦庖淮酥荒艽拥缬吧峡吹降木亩堑墓适隆＞驮�1939年的那个冬天，在她作出了服从组织安排的决定后，她的一切都被改变了。那时候，年轻的她满怀着理想和献身精神，完全没有想到生活有多么残酷，未来生命的轨迹会如何延伸。在此后的无数个日子里，她除了随时准备牺牲还不得不忍受人们的误解。当她被日本领事馆指定为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代表，照片登在报纸上时，她流下了羞辱的泪水。从进步女作家到“女汉奸”，这巨大的变化带给她的是无尽的痛苦，更可怕的是这耻辱和痛苦不仅发生在她身份不能公开的当时，而且一直延续到后来，甚至跟随了她一生。当她终于回到革命队伍里时，仍然被自己人怀疑和孤立，连爱情也遭受到打击和失败。再后来发生的事情或许是她当初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新中国成立了，她不惜一切为之奋斗的理想终于实现了，而她却没有从灾难的阴影中走出来：她两次被捕入狱关押长达十年，饱尝折磨和凌辱，几度精神崩溃，落得满身病痛……读她的作品时我常常陷入沉思，她的热情、才华让我感到美丽，她的勇敢献身让我不能不感到敬佩，但我总想透过印在纸上的文字寻找那隐藏在文字后面的伤痕累累的灵魂。在我看来，一个经历过如此艰难曲折的女性，该有多么孤单凄凉和疲惫是不言而喻的。我曾经向同样是从三十年代的上海走过来的荒煤老问起过她，他感慨地说，她真不容易呵，经历了这么多不幸，连相貌都改变了。于是我又知道了这样的细节，当年为了工作的需要她做了鼻子的整容，没想到后来出现了后遗症变成了酒糟鼻，就连这也引来了一些人的种种猜测和联想。心灵上的创伤和肉体上的创伤折磨着她摧残着她，没有家庭，没有子女，一个年已七十多岁的女人会是什么样子？当时还太年轻的我真的是很难揣测。
认识关露是在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中。当时，我有幸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大会。那是一次盛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摧残的文艺界刚刚春风回暖，饱受种种磨难的文艺家们从祖国各地赶来参加大会，带着他们的创伤，也带着他们对新时代的满腔希望。在那次大会上我见到了许多从小就敬仰的人。记得第一天报到时，一位穿着普通满脸笑容的人走到我的面前，伸过手来朗声说，介绍一下，我是李季。我当时差点没叫出声来，您就是诗人李季！接着我又见到了巴金、曹禺、冰心……真是大师云集，群星灿烂。在那次大会上，和我同住一室的正是关露。当时她的伺题虽然有关方面已有了审查结论，但中组部还没有下达平反文件，能够参加大会也是费了些周折的。在得知我将要和这样一位饱经磨难的老人住在一起时，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情突然变得有些沉重不安起来。
那一天见到她是在房间里。我推开房门，她已经在里面了。个子不高的一个老太太，脸上布满皱纹但眉眼依然清秀，瘦瘦的身材穿着一件合身的涤卡衣服，腰杆挺得很直，一双眼睛从镜框后面坦然地望向我，话还没有说，脸上已经现出笑容，那笑容是明朗的，几乎在那一刻我就被她的笑容所吸引，心情开始变得松弛起来。
我们很快就熟悉了，而且相处得很好。她的身体不好，每天要吃好几种药，但她的精神头很足，不论大会小会都要参加，还认真记笔记。她的生活也较有规律，每天早早起床，收拾房间，清洁自己。她的衣着一点都不讲究，但老是干净平整，头发也总是沾上一点水梳得整整齐齐。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她的笑。她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沉重，她爱笑，笑的时候总是把脸微微地仰起，眼睛坦然地望着你，一连串的笑声就响了起来，那笑声是清脆响亮的，一点都不像一个老人的笑声。而且她笑的时候还挺多，常常因为一点小事就笑起来，于是我也就跟着笑了。记得一天早晨，我还在睡梦中，她从外面推门进来就咯咯地笑个不停。我问她怎么了，她笑得连腰都直不起来。在我的追问下，她好不容易才停住笑，说她去卫生间时没戴眼镜，出来后矇朦眬眬地进了房间，上床想再睡一会。迷糊中，突然听得一声大叫，只见一个老头手舞足蹈地站在床前叫喊。她吓得翻身坐起，嚷嚷着叫老头出去，那老头穿着睡衣急得快说不出话来了，这时候从旁边的床上也坐起来一个男的，她这才发现是自己走错了房间。原来那老先生也是去卫生间了，房门开着正好床也空着，她就上去睡了。说完，她又接着笑起来，我也笑得睡意全无。那时候我们住的饭店设施还很陈旧，公用卫生间设在走廊里，就闹出了这种笑话。有趣的是后来那老先生见了关露脸上的表情还有些尴尬，这更让我们好好笑了一阵。还有一天早晨，我从床上爬起来就找不到自己的眼镜了。我自幼高度近视，离开眼镜几乎什么都看不清。马上就要吃早饭了，然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急得在房间里到处乱摸，关露也一边帮我四处寻找一边埋怨我年纪轻轻就丢三落四的。开饭的时间到了，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我只好跟在她后面去了餐厅。到了餐厅门口，门还没有开，我们就停住脚步说话，太阳照在她的脸上，突然，我指着她的脸笑起来，原来我们找了一早晨的眼镜就在她的脸上。她开始不明白怎么回事，就一个劲地摸脸以为有什么脏东西，后来终于明白了就爆发出一连串的笑，说怎么老觉得眼前迷迷糊糊的，原来这两片玻璃不是自己的。她要还给我，但摘下来就比我还瞎，我真怕她摔着，只好自己两眼矇眬地吃了早饭，生怕碰到认识的人看不清，就尽可能地低着头，或是装模作样地冲人傻笑，也弄不清她戴着我的眼镜是怎么应付的。
大约是会开起来的几天后，她把自己写成的一部长诗拿给我看，那是挺厚的一沓纸，至少有几百行。诗是描写二三十年代的热血青年投身革命的历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诗中洋溢着的豪迈气概，可以说句句铿锵有力落地有声，凝结着一代人的追求和渴望。她还没有给它定
名，好像要叫青春的歌声，她说这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她花了很多时间创作的。看得出来，她对这部长诗就像对待自己刚出生的幼儿一样充满了喜爱之情，只要一有时间她就拿出来反复地读它，反复地斟酌。她的记忆力并不好，可这些句子她似乎都刻在了心里。一连好几天夜里，我们聊天，她会在黑暗中给我朗诵，声音清脆而甜美，充满了让人心动的深情。有时她会停下来看我的反应，有时她又好像完全忘记了我，一个人自顾自朗诵下去。在黑暗中我看不清她的脸，但我知道她的视力很差的眼睛一定在闪闪发光。有的时候忙了一天的我就在她的朗诵之中悄悄入睡，而她可能又是失眠到深夜。她常很认真地征求我对诗中一些句子的意见，我不知道说什么，应该说那是一部好诗，但也使我想起她三十年代发表的《太平洋上的歌声》，语言风格近似却似乎缺少了一些那个时期她所有的灵气。当然更没有沦陷时期散文中的那种委婉和细致。我感到心里有些悲凉，几十年无情的岁月、年复一年的牢狱生活，不仅摧残着一个人的生命，也无情地蚕食着一个人的才华。关露看我说不出什么有些失望，常常坐起来再朗诵一遍，坚持让我发表意见。面对这样一位执着的老诗人，我不能不感到震动，在很多年以后我都忘不了她在黑暗中为我读诗的样子和声音。我有时想，在写作这些诗歌时她是不是穿越时间的隧道又回到了从前，回到了她充满理想、义无反顾地作出决定的那个起点？假如时光倒流一切可以重新开始，她还会作出那样的选择吗？我没有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种代表了他们青春岁月的革命精神已经渗透到了她灵魂的深处，让她永世不忘。她把这首长诗带来是想找一家刊物发表的，可我却有一种预感。人们是不会感兴趣的。那时候，经历过史无前例的思想震荡的人们对新东西的渴望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无论是老作家还是初露锋芒的文坛新秀都奋力冲破旧思想的束缚，努力捕捉新事物。可她好像还沉浸在三十年代，她的诗无论题材还是手法上都太老派了，似乎有些不合时宜。
在开会的那些日子里她是快乐的，或许终于有了回到队伍里来的感觉。但我仍然感到了她内心的落寞，那是不用说出来就能够体会到的。她既不像那些带着一股子不可一世的冲劲刚刚走红的青年作家们，也不像那些始终受到人们尊敬的文坛老者们，更不像经受了十几年磨难又终于回到领导高位上的文艺界的将帅们。他们的房间里常常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笑声不断，我们的房间里却是静静的。我多半时间在外面忙着各种各样的杂事，看惯了名流满座笑语飞扬的场面，整个人也处在一种兴奋中，回到房间时却总看到她在静静地看书或改诗。只有一两位老人来看过她，淡淡地谈一些事情，不知为什么在他们面前她似乎变得沉默了，并不想多说什么。她从不提起自己在监狱里的生活，她所经历过的耻辱和磨难，也从不抱怨什么。别人问起她那些年的情况时，她总是笑着转移话题。她是那么小心，自尊地维护着自己伤痕累累的心灵，让我这个旁观者看了都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难过。从她和别人的谈话中我得知，她正急切地等待着中组部给她一个公正的政治历史结论。为此，她做了很多努力，还给某位领导同志写过信，正是那位领导同志在1939年的那个冬天里代表中央交给她打入敌人内部的任务，从而改变了她此后的人生道路。可是信寄出去一两年了却杳无音信。
想听的故事没有听到，我自然也有些遗憾，但却又似乎更增加了我对她的尊重。那时候我虽然只有二十来岁，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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