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3期-第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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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沟渠边　
　　　
　　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个躺在沟渠边的自杀者是谁。在任何有文字的书本上，都不会记录这个卑微的人，他的名字也许永远湮灭无闻，他那渺小的灵魂早已随风飘散无家可归。我之所以要记下这个丧名失姓的人，是因为他给了我一段这样的经历，虽然当时站立在这个人面前大约只有很短的几分钟，但这是革命时代一个血腥的印记，是我一生当中最早见到的最不幸的事件，它给我留下的恐惧成为我身上不能愈合的创伤。　
　　时间在1967年秋末，那天傍晚时分，我和一大一小两个同学去生产队打谷场。秋收后，庄稼收割完了，田野上一片闲落，几番寒霜，草色枯黄，路边的参差不齐的小灌木，叶子差不多掉光了，更显出萧条凋零。通向打谷场的是一条窄窄的泥土路，路边有一条水渠，水渠里还有少许水，细细慢慢向前流淌。我们背后是我们居住的小镇，那儿高音喇叭里响着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镇子里的晚祷之歌，每到这个时候就会响彻所有的家庭。尽管这里是乡村小镇，成员几乎都是农民，他们应该勤于劳作，但这个时代的农民也一样服从于强大的“革命律令”，他们不能不在这个时候聚集在革命领袖面前，无限虔诚地载歌载舞，不敢再做别的活动。这也是田地里不见人的原因。我们去打谷场，是为了一只经常出入于水边草垛之间的野猫子。有人告诉我们那只野猫子长得少见的漂亮，一身锦缎样的花纹，行动敏捷，由此引诱了我们的好奇心。野猫子的活动时间，就在傍晚太阳将要落山的那一刻，过了这个时间，野猫子就不见踪影了。虽然在大革命这样的非常时期，即使孩子的行动也不自由，但我们还是绕开镇子大路，偷偷跑去看这稀罕奇异的动物。　
　　离开镇子，离开人群，我们心情多了几分放松。每天除了批斗会还是批斗会，一遍又一遍地呼喊同样的口号，我们这样大年龄的人，其实也像大人们一样精神绷得紧紧的。我记得有个领呼口号的人，因为紧张呼错了，当时就被摘去红袖章，成为批斗对象。现在我们走在空旷无人的野地里，虽然风景萧然，但风景与我们无关，我们三个孩子一路东张西望，沿着弯弯曲曲的水渠逶迤而行。前面再拐一个小弯就是打谷场了。打谷场上的草棚里，两头耕牛在低头吃着草料，它们毫不理会外面的事情，只管咀嚼，过了牛棚，那边一排十几垛草垛，都是今年新堆起来的稻草，大概够两头牛吃一个长长的冬天。美丽的野猫子，就在这些岛屿样的草垛中间出没。它做什么？我们不知道，也许它在等候那些饱食归来的麻雀儿，这些小东西经过一个秋天，长成了小肉团，正好做野猫子口里的美味。现在，麻雀儿看着太阳渐渐落下去，趁着晚霞的余光，正吱吱喳喳扑向草垛。应该到了野猫子出现的时间了。　
　　突然，走前面的大同学煞住脚步，惊叫起来：有人！以前我们害怕鬼，现在我们却有点怕人。听到惊喊，我们赶紧停下脚步。伸头一看，心惊肉跳。原来有一个人仰身倒在水渠里，他的喉管上割开了一道口子，血沫从口子里不停往外渗出，沟渠里的水带着一缕缕血从他的身体下面缓慢地流过去。他穿着灰色的长夹袄，头戴圆顶无檐的旧绒帽，因为身体是从水渠边滚下去的，帽子几乎脱落，从里面露出乱糟糟的头发。他手指粗糙，骨节僵直，一把弯弯的镰刀，就在手边不远处，好像刚刚脱手，刀刃上还沾着几缕暗红色的血迹。他紧闭双眼，脸色枯白，身体已经不动了，只是一条腿时不时痉挛一两下，表示他还没有完全死去。这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这个人我见过。我祖父被集体游斗时，我偷偷跟在队伍后面，在一长串牛鬼蛇神中间就有他。但我不认识他，他先前不是镇上的人，好像夏天才来，也不知从哪儿来。夏天时，深挖阶级敌人（我祖父就是被深挖出来的），据说有不少隐藏在外地的地主富农反革命被造反的群众组织押回原籍批斗，这个人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至于他有什么罪行，是哪类阶级敌人，我根本不清楚。阶级敌人太多，除了我祖父外，我还记住本镇一个最大的阶级敌人叫许奎，他原是副乡长，先作为走资派，后来查出来他出身恶霸地主家庭，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有一个这么深奥难懂的罪名，再加每次游斗，一列长长的牛鬼蛇神队伍里，每一回许奎都走在最前面，而且双手涂墨，戴着最大的高帽子，我就记住了他。现在我们面前，这个不知来历，不知姓名的男人，倒在沟渠，差不多就是横尸荒野，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看样子，这个人一定是自杀。他为什么要自杀？是自己感到罪行深重吗？那么，他就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了。我们显然已经学会了这样的语言，而且学会了用这样的语言来思考问题，文化大革命已经不仅这样教会了我们对待鲜血和死亡，还教会了我们一种判断事物的逻辑。　
　　但我确实很害怕！这是我出生以来直接面对的死亡事实，我看过祖父的诊所里病死的人，那都是因疾病而死，所谓生老病死，是人生常态，而一个人用镰刀割断自己的喉管，这样鲜血淋漓的死远远超出了我的少年经验，它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恐惧。自从这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来到乡村，一年来，有人激情狂欢，有人丧魂失魄，有人高歌庆祝，有人如丧考妣，“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阶级敌人难受之时”，但敌对双方似乎还像某种演戏，一方做英雄，一方充当小丑，这种形式带有很浓厚的喜剧色彩。其中“敌人”是随时可以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他们在革命人民面前没有了人的尊严，而革命人民则可以从中获得快意和满足。我虽然年幼，所知有限，虽然由于祖父的原因而身受侮辱，丧失勇气和自尊，但另一方面未必不是这个喜剧时代的小演员和小看客，否则就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会参加“文革”，为什么会参与或观看各种各样的批斗。可现在我看到了的并不是活人的“喜剧”，而是活人的自戕。实际上，当“文革’实施对人的生存自由进行无情剥夺时，它主要通过暴力强迫二些人产生原罪感，从而陷入绝望之中，并由此发展到自行了断，这种生命的自残，完全不是因为出于个人原因和动机，而是比宗教法庭还要可怕的死亡判决。它假人民的名义进行，判决之下，是自己对自己执行杀戮。杀戮之后，又假人民的名义宣布，叫“自绝于人民”。暴力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对个体生命实施消灭，而被消灭者在失去生命之时还要带着极大的恐惧，以至于生命停止了，而恐俱仍在继续。那时最轻描淡写的一句短语就是“畏罪自杀”，它包含的暴力性质，却说明这个时代反人道的严重程度。有多少人在当时被命名为自绝于人民的“畏罪”自杀”，铺天盖地的暴力，难道只是一双少年的眼睛在那个秋季被刺伤和污染了吗？　
　　我在沟渠边，看着这个老人割裂的咽喉，看着暗红色的血，一缕缕流出慢慢洇化在水流之中，看着这个“有罪之身”堕入死亡之狱，内心为之所创，也滴沥着鲜血。虽然只有一会儿，但我感到时间漫长到了无法承受。旷野的风，从身后吹过来，有种夺魂掠魄的寒冷。那时候，我当然不明白这个时代的暴力性质，可是我的恐惧却说明暴力亦已袭击和侵入我的身体和心灵。正是这个秋冬之际，正是在苍茫的田野上，在夕阳仍然留有—分余光的黄昏，我，一个幼弱的生命因偶然遭遇这个“畏罪自杀”的男人，而被推人了恐怖之境。这也是时代赐予我和我的同伴的礼物，它充满了邪恶之意。多年以后，我读到“血色黄昏”，这四个字在心理上引起的惊悸反应，仍然可以确证当年我在沟渠边所受到的暴力打击。　
　　结果？对我来说，没有结果。我经历了一个无名者的鲜血和死亡，也经历了最初生命的恐怖，但我不知悲悯，也没有能够学会悲悯。结果，在我长达三十年的记忆里，我记得，我和其他两个孩子撇下死者，在1967年深秋的这个日子里夺路而逃。　
　　　
　　2004年11月重新整理　
狄兰．托马斯：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
北　岛　
　　一　
　　　
　　1953年11月4日凌晨两点，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独自走进白马酒家（White　Home　Tavern）。这栋建于1880年的木结构的房子，位于纽约曼哈顿格林威治村附近，是由码头仓库改装的酒吧，过去主要顾客是码头工人。一个多钟头后，他回到附近的旅馆，跟女友丽兹（Liz）说：“我干了十八杯纯威士忌，我想这是纪录了。”然后昏睡过去。早上他醒来感到胸闷，要呼吸新鲜空气。丽兹陪他到白马酒家，他又喝了两杯啤酒，回到旅馆，由于呼吸困难、呕吐、腹痛等症状，请来医生，给他服用大量的吗啡。是夜，不见好转，他被送到纽约一家罗马天主教私立医院，陷入昏迷状态。　
　　像大多数爱尔兰男人一样，狄兰喜欢酗酒。这本来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在家，他就会感到安全。他给赞助人卡尔泰妮（Caetani）公主写信时，提到自己酗酒的问题：“我在故乡，在任何我喜欢的地方，我很忙，喝酒一点儿也不可怕，我很好，好极了，快乐且不害怕，尽是那些挺不赖的废话，总之一个傻乐的伙伴只图说个痛快，从来不会变成无益、偶然、丑陋和不幸的行动，有条理的骚乱，清洗中的忧伤，过度的荣耀，我所知道不知道的世界。”而一旦离开家乡，他对酗酒和自我毁灭感到惧怕。正是四次美国之行最终导致他的死亡。　
　　第一次美国之行是1949年。邀请他去的是美国诗人兼评论家布朗宁（JohnMalcolm　Brinnin）。他一直想请狄兰到美国来，当他担任希伯来人青年男女协会的诗歌中心的主任时，终于如愿以偿。狄兰显然被曼哈顿征服了，他写道：“这泰坦尼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