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3期-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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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留之际连续叫蒋介石的名字；还有人说，他要恢复青年时代的信仰，并指示一位左派追随者“不要打扰基督教徒”；也有人记得他反复说“和平，奋斗，救中国”。（《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第223页）　
　　让人不解的是，关注中国局势的《时代》，居然没有选择孙中山作为封面人物，无论在他生前还是逝世后。无疑这是重要的、不应有的遗漏。也许，在《时代》看来，多年来疲于奔命的孙中山拥有的仅是道义上的名声，其实力远不能与吴佩孚、张作霖等人相比。然而，他们不知道，正是这样一位未被他们选中的人，所拟订的路线和政策，所留下的遗产，随后几年将继续改变中国。　
　　孙中山弥留时，在他身边的人有夫人宋庆龄、长子孙科、内弟宋子文，有他所信任和器重的国民党要员汪精卫和陈友仁，另外还有苏联顾问鲍罗廷。一个同样受孙中山信任和器重的人此时不在北京，他就是蒋介石，他正在广东率军进行东征与军阀陈炯明作战。但正是此刻这个不在孙中山身边的人，两年后，1927年4月4日，出现在《时代》的封面上。　
　　两年后的中国，不再是孙中山生前构想的局面。他所拟订的三大政策，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危机四伏，最终被击得粉碎；曾经结为统一战线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转眼间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他当年试图结盟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吴佩孚失去实力后，成了北伐军最大的、也是最后的敌人；他弥留之际伫立在他身边的战友和亲人，最终因分裂而冲突，各走一方，或流亡，或转向，或永远在人们视线里消失……　
　　潮起，潮落；人去，人来。政治局势变化莫测，舞台主角替换频繁；哀怨与悲壮，风光与飘零；一切似乎结束，但又分明重新开始。在孙中山去世两年后，1927年就这样走了过来。　
　　　
　　2　汉口：又—次义和团的恐惧？　
　　　
　　1927年年初，《时代》在1月31日发表了篇关于中国局势的报道，开头写得很有意思：　
　　　
　　上周，北京的中国人在零下十度的寒冷中瑟瑟发抖，而在南方一千英里之外的广州，另外一些中国人则享受着与迈阿密海岸一样的温暖。这两种不同的中国人，可能听不懂对方的中国话，因为他们的方言，有明显差别。但是，“洋鬼子”在所有地方都教一些中国人学会了英语，特别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个词。（《时代》引文均由本文作者译自《时代》，后面不再注明——作者）　
　　　
　　报道中，“洋鬼子”一词特地用中国话的发音：“Yang－kueitze”，英文注释为“Foreign　Devil”，即：外国魔鬼。　
　　两个词：“洋鬼子”和“民族主义”，把1925年以来蔓延中国的革命主题概括得颇为准确。对于《时代》这样的西方媒体，还有什么事态比中国爆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更让他们关注？随着国民革命军（又称北伐军）1926年从广州开始的北伐战争个步步凯歌挺进，“中国是中国人的”——孙中山当年提出的口号，在广州、汉口、九江……一个又一个中国通商口岸城市，成了民族主义运动最为高亢的声音。所有西方人都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治外法权、租界……西方列强（包括日本）过去在中国获取的那些特权，正面临着被收回的威胁。他们害怕失去一切，他们更担忧失控的民众，会像当年的义和团一样，把愤怒火焰烧向所有居住在中国的“洋鬼子”。　
　　二十七年前的历史还会重演吗？这几乎是所有西方列强政府和普通的“洋鬼子”们，在走进1927年时对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恐惧。　
　　首先受到冲击的是英国。　
　　广州国民政府1926年底决定迁都至汉口，12月22日国民党汉口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指出：“租界已成反革命大本营，即革命之陷阱，革命即须打破此陷阱者，此后收回租界应为革命运动之事实问题。”据《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记载，1927年1月3日，汉口各界集会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汉口。当汉口军校宣传队在江汉广场演讲时，英国水兵冲出租界，用刺刀驱赶听众，刺死中国海员一人，刺伤三十余人。　
　　《时代》的报道有所不同，没有提到中国民众伤亡情况，却详尽地描述了汉口民众冲进英租界的场景。报道还指出，此时中国与1925年发生“五卅惨案”时有了巨大不同：　
　　　
　　暴民冲向英租界。一年半之前，在上海，有二批同样的暴民因做同样的事情而被射击驱散。　
　　但一年毕竟是一年，当时广州的国民党实力尚弱，而今天，他们已经控制了半个中国。这样一来，持枪守卫英租界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接到的命令则是：“不准向人群开枪。”　
　　暴民继续前进。大声嘘叫，扔石块。海军陆战队士兵把步当棍棒用。虚张声势和小打小闹延续了四个小时。曾有二十个劳工手挥棍棒，把一个英国土兵打翻在地，抢走他的枪支，用刺刀桶进他的胸膛。英方还是没有射击。此时，一支中国军队的士兵（国民党指挥的）突然过江赶封，开了几枪，将暴民驱散。指挥官歉意地向英方解释来迟了。英国公使当然不傻，他清楚地知道这是撒谎。骚乱不过是国民党的一种警告。　
　　两天后，一群更多的暴民冲向英租界的栅栏，将它们推翻在地，冲进码头，高呼口号：“打倒英帝国主义！杀死英国佬！”　
　　历史翻过了一页。炮艇本可以炮轰汉口，海军陆战队本可以向暴民开枪，——但是，一种思想制止了枪炮。　
　　当然，仍是“难以避免迟到”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先生赶来了。他拜访英国领事，表示“绝对道歉”，他说无法理解这些人为何如此失控……但又说：“当汉水泛滥洪水时，一个人要想用舢板上的木桨把水拦住，他一定是个傻瓜。”这显然是在传递具有逻辑性的暗示：只要英国海军陆战队留在船上，陈就会尽其所能劝说暴民离开英租界。（《时代》，1927年1月17日）　
　　　
　　尽管冲击汉口英租界的民众被称作“暴民”，但《时代》也注意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并非一时一地的简单个案，而是蔓延全中国的情绪。不管是哪一派别，哪怕政治见解不同，利益划分和权力分配上有种种分歧，但在1927年，“民族主义”成了所有的中国人手中的旗帜，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表述和指归。　
　　在发生汉口英租界被收回的事件后，英国国防部宣布，到2月底在中国的英国军队将达到两万名，一千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上周从伦敦奔赴中国，四百五十名英属印度旁遮普的士兵，紧急从香港赶往上海。这一消息甚至也引起了北伐军的敌人奉系军阀的抗议与反对：　
　　　
　　这些部队调动的消息当然电传到了中国，引起中国民众情绪普遍高涨。在中国北方，目前以和外国人友好而著称的大军阀张作霖，也通过其子少帅张学良发表了令人隐忧的谈话：“英国正向中国派遣大量军队，他们像是要卡住中国的喉咙。假如外国人想捏死中国，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北方和南方将站在同一个战壕里抗击侵略者。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时代》，1927年2月7日）　
　　　
　　战场上对垒的双方，却有着共同的民族情感。在民族主义高涨的1927年，“中国是中国人的”已是不同派别的共同旗帜。孙中山大声疾呼的口号，如今成了西方列强必须面对而又　　　　
忧虑与恐惧的现实。《时代》注意到，受到苏联支持的冯玉祥，在1927年7月高举的也是这一旗帜，强调“我们必须尊重孙中山的遗愿。”《时代》以《神圣的名字》为题报道此事：　
　　　
　　冯元帅这样一个突出的现实主义者，在企求己逝“中华民国之父”孙逸仙神圣的名字。此举意味深长。说明尽管冯元帅得到莫斯科的资助，他也不敢向他的本国人提出别的口号，而只能在孙博士的理想“中国是中国人的”引导之下。以孙的名义，而非马克思或列宁的名义。（《时代》，1927年7月4日）　
　　　
　　然而，民族主义对于执政者或许永远是一把双刃剑，挥舞之时，稍有不慎，就会伤及自身。当年慈禧太后试图利用义和团来对付西方列强，欲把它作为手中一张王牌加以利用，结果失控而仓皇出逃紫禁城，写下近代史最惨痛的一页。如今，对于刚刚夺取半个中国的武汉国民政府（《时代》均称为“汉口国民政府”）来说，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它需要这样的口号动员民众，夺取政权；需要如陈友仁所暗示的那样，借民众的振臂高呼来实现其政治目标；但是，一旦自己忽然成了执政者，陈友仁和他的战友们，并不能保证民众的一切行动都会在有效的控制之中。身为外交部长的他没有想到，举凡大的社会动荡，群体性情绪被点燃之后，任何一个轻率举动，就有可能是整体运动致命的自伤。　
　　洪水一旦泛滥，即便不用木桨阻拦，也有可能还来不及疏导就会汹涌而至，将一切淹没。更何况，西方列强重兵压境，虎视眈眈，在寻找着任何一个借口，实行武装干涉，就像当年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一样。　
　　没有阻挡也未能疏导的“洪水”，在汉口汇入长江，向下游的南京和上海奔涌而去。那里，与张作霖结盟的张宗昌、孙传芳的鲁直联军，正在与总司令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交战。在上海郊区的枪炮声中，春节如期而至。这一特殊时刻的情景反差，成了《时代》描述的画面：　
　　　
　　上周，乒乒乓乓的枪声和鞭炮声，伴随着庆贺春节，子弹乒乒乓乓在上海城外一百五十英里的前线响着，而在城里，由苦力在满街上张挂绿纸剪咸的纸龙。五百多名伤员从保卫上海城的前线被送进城里。而与此同时，上海的中国人还忙着到别人家里去还过去一年里借的债，或者在薄红纸上写上大大的“春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