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狗尾巴一样晃悠的青春 作者:谢天-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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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文对我看待友情的评价是——“不太正常”。
　　10。稀里糊涂的考上了大学（上）
　　95年秋天，我离开了生活了六年的灯市口地区，走进了大学校门，从此结束了无忧无虑的中学时代，迎接着我不可预知的未来。
　　我上的大学名叫首都外国语大学，专业是西班牙语，一种我此前从没想到过要与之发生什么关联的绕嘴语言。
　　我的大学是这么上的：5月的一天，正当我在各种考试、讲解、复习和不及格中气急败坏，六神无主之际，班主任周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首都外国语大学有一个提前招生的机会，如果通过他们的考试，可以不经过高考就直接进入大学，而且，他们的考试中最诱惑我的是根本不涉及让我束手无策的数理化。对于此等美事，我自然是当即欣然接受。
　　随后，我便去往这所位于西三环附近的破旧大学，和一帮形形色色的来自各个中学的学生们参加了为期两天的各门考试，考完回到各自学校等候通知。
　　我认为自己能被录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在语文考试中我的作文写得极烂，写完连我自己都觉得恶心，当时我就觉得自己要危。
　　我垂头丧气地走出考场大门，一抬头，却发现了一大早从家骑车赶来的小文正在笑眯眯地看着我，这让我的心情顿时大为好转。
　　我甚至清楚地记得小文那天穿的衣服：黑白色条纹的长袖T恤衫，亮黄色的长裙，浑身散发着我熟悉的淡淡香味儿。
　　两个星期后，我收到了外国语大学寄来的通知书——我被录取了，也就是说，困扰了我将近一年的学习噩梦顷刻间烟消云散。虽然那份儿通知书印刷得和医院的病例本儿如出一辙，但当时对于我来说却无异于一张大额存折般招人喜爱。我把功劳归结于小文，即使没有任何道理，我始终愿意相信，如果那天她不来找我，我是不会被录取的。
　　于是，我从一名糟糕之极的理科学生一跃成为一所名牌文科大学中的一员，虽然此后的四年证明我在文科领域中是同样的不值一提。
　　我轻松了，彻底变为无所事事，连上课的权利都被老师以避免影响其他同学复习的理由剥夺了。我所要做的就是等待着我的一帮狐朋狗友们的解脱。
　　7月的7、8、9三天，我的朋友们各自在考场中写出了一片片他们竭尽全力的中文长句，英文单词，阿拉伯数字和物理化学方程式，然后交给老师，等待着高考成绩决定的命运。毕业把我们从同一间不到五十平米的教室里分割到北京的各个角落，东南西北，无处不在。
　　姚望考上了他的第一志愿——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于是，此后他便能动不动就利用他的专业知识威胁我们：“谁敢牛逼？找我点了丫的‘终生不能停止性交穴’呢吧。”可笑的是，文武听了这话是这么反应的：“姚望，真有这穴吗？哪儿呢哪儿呢，你丫先点我一个吧。”
　　文武和刘跃然一块儿走进了臭名昭著的北工大，这也是我当初认为自己能考上的最好的学校；田峥和郑雨结伴儿去了联大机械工程学院，一所比中学还小的所谓“高等学府”。
　　王睿去的是华北电力大学，他当初报考这所学校是因为招生简章上写的地址“德胜门外”距离他亚运村的家不远，考上之后才知道虽然学校确实在德胜门外，但是外了足足有三十多公里，简直能溜达着去八达岭散步；潘迪考了一帮人之中的最高分，但悲惨的是，他仅以一分之差没能混进他的第一志愿人大，而是被发配到了地点号称“花乡”，实际上臭不可闻的首都经贸大学。
　　谭威和其他几个哥们儿的成绩不太理想，但好歹有了着落，分别上了只需两年就可以毕业的大专。实际上，这所谓的“不理想”此后不久就被我用自身经历证明，他们不过是被迫比我们压缩了两年虚度光阴的自由。
　　10。稀里糊涂的考上了大学（下）
　　关于大学，赞美的词语实在层出不穷，我也没必要在此一一赘述。像“大学时代是一生之中最美好的时光”，“大学四年是人生最后的纯真年代”之类的说法，从普遍意义上考虑，我倒也没多大兴趣标新立异，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只是涉及到我个人，如果我的哪位同窗好意思向我表达诸如此类的想法，那我必须要对丫说一句：“到一边儿操墙去吧。”
　　开学头一天我就迟到了，准确地说，我是“起了个大早儿赶了个晚集”。
　　我走进了陌生的校园，像每个新来的雏儿一样东张西望，不多时就被一栋栋古老破旧的楼房和一群群叽叽喳喳的学生搅得晕头转向。随后，我糊里糊涂地跟着一队新生走进了主楼的一间教室，准备上课。进了屋，我还特意为自己找了一个不错的位置。
　　随着一个戴眼镜的女老师的出场，满屋喧闹的学生们立时安静下来。只见这位老师一步跨上讲台，清清嗓子，开始发话：
　　“同学们，今天我们法语系……”
　　操，我立马反应过来自己走错地方了。我手忙脚乱地收拾好书包，起身就走，在全屋人莫名其妙的目送中狼狈而逃，几分钟后，又在一屋子学生和老师同样的注视下来到了属于我的教室。
　　我在慌乱中找到了一个靠墙的座位，低着头走了过去，顺便还环视了一下我未来四年的同学们。叫我泄气的是，女生们个个姿色平平，而来之前我可是听说这所学校遍地都是花朵。
　　只有一个女生引起了我的注意，虽然她一脑袋长发遮住了大半个脸庞，但露出的那一部分还是让我觉得比较合意。随后的点名中，我知道了她的名字——章吟。
　　我们头一个认识的是全系的辅导员冯梅，一位三张儿多的“准大妈”。让我怎么说她呢？我想，“俗不可耐，不堪理喻”可能是对她最贴切的评语，而且，这一评价是我和我并不欣赏的大学同窗们之间不多的共识之一，可见此人是多么善于招惹各类人的厌烦。
　　冯梅用一番乏味难忍的低水平发言拉开了我们四年大学教育的序幕，一说就是一个多钟头，期间啰里啰唆，颠三倒四，和我们中学的两个教导主任可真是难分高下。顺便说一句我中学的那两个教导主任，一男一女，女的姓张，男的姓王，让人望而生厌，于是我们分别把这两人冠名为“张开缝儿”和“往里杵”，真是相得益彰。
　　我在阴暗的教室里心不在焉地听着冯梅的长篇大论，诸如“我们学校是全国第一流的大学”，“学生的任务就是要好好学习”，“大学期间男女同学不可以谈恋爱”之类的废话，没完没了，正在这时，我腰间的BP机突然不识趣地响了起来。我的BP机有一个特点，就是马力强劲，响声吓人，一旦鸣叫，声传百里，于是，我再次不幸地吸引了全屋人的目光。
　　“怎么回事儿？那位同学，把你的BP机关了，上课你怎么还带着它？以后必须注意啊，不要影响别人！同学们，以后无论谁上课都不能带BP机，因为……”冯梅不失时机地又把自己的发言扩展了一大段儿，而我断定只凭今天的表现，从此我在她那里就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了。
　　好不容易熬完了这一大顿演讲，我跑到楼下回了一个电话——是谭威，他约我晚上吃饭，我对着话筒连声应允。
　　傍晚，我和谭威、刘跃然聚在东皇城根的一家小饭馆儿里，叫了几个炒菜和一堆啤酒，边喝边数落着各自学校的傻逼之处，越说越是尽兴。中间出来上厕所的时候，我和谭威都有点儿腿根儿发软，必须相互搀扶，我们约定以后每礼拜都得聚在一块儿喝几回。
　　谭威上的学校是物资学院。开学头一天，他兴冲冲地从自己位于门头沟的家里出来，扛着一大包行李，打上一辆夏利，往学校进发，结果等车停在坐落于通县境内的物资学院门口时，他发现计价器上的金额已经蹦到了150多块钱，差点儿没晕在当场。
　　下了车，谭威跨过大门口外面随处可见的死耗子走进校园，一番察看，结果彻底泄气。满学校的女生个个貌似村姑，简直比死耗子们也强不到哪儿去，气得谭威立马给我打了个电话，和我约好放学后逃回城里。
　　刘跃然上的北工大实验学院虽说没有那么远，但和工大本校比起来，也是菜地一块儿，要什么没什么。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宿舍闻所未闻的大通铺结构，一个屋能住三十多口子，恰似集中营。
　　我的情况只能拿更惨来形容。几乎从头一天开始，我就形成了对我的大学的恶劣印象，并且经久不衰，一直维持到现在——
　　11。向最坏的学生看齐（上）
　　我拖着我妈给我装满衣服和各类生活用品的死沉死沉的大箱子走进了我们的5号楼宿舍，一股子白灰加发霉的气味儿迎面扑来，直撞鼻子。顺着渗水的楼道走到底，往右一拐，顶头的那间屋就是我被分配的133房间。
　　我推开门走进去，差点儿没一头撞在竖立在门口的大柜子上。我操，这屋也太黑了吧，刚从阳光刺眼的外面进来，我对宿舍里的一切视而不见，如陷地窖。
　　缓了足有半分钟，我渐渐适应了光线，环视一下屋内——其实根本用不着环视，一眼就能看个底儿掉——发现我的同屋们已经全部入住，我们五个人把这间不足十平米的囚笼塞了个满满当当。
　　我一屁股坐到门后还剩下的惟一一张床上，看了看我的室友们，四个人中我一个有印象的也没有。当然，刚才在教室里我本来也没怎么注意那些男同学。
　　“抽烟吗？”我伸手从兜里掏出我的“都宝”，没人响应。
　　我尴尬了一秒钟，自己点上一根儿，然后一边抽一边看着他们四个如辛勤蚂蚁一般各忙各的一摊事儿。
　　光看他们忙活我就出了一脑门子汗，再低头瞧瞧自己带来的种种物件，腻歪的感觉顿时汹涌袭来，我把烟屁往地下一扔，转身走出门去。
　　我来到操场上，看了一会儿打篮球的学生们，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