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70-追风筝的人-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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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话可说，而是因为我们之间无需交谈——那些自出世就认识、喝着同样奶水长大的人就是这样。和风拂过草丛，哈桑放着线。风筝旋转，降下，又稳定了。我们的影子双双，在波动的草丛上跳舞。草地那端，越过那低矮的砖墙，某个地方传来谈话声、笑声，和泉水的潺潺声。还有音乐，古老而熟悉的曲调，我想那是雷巴布琴［1］Rubab，阿富汗民族乐器。［1］演奏的《莫拉曲》。墙那边有人喊我们的名字，说到时间喝茶吃点心了。　　　　
　　　　我不记得那是何年何月的事情。我只知道记忆与我同在，将美好的往事完美地浓缩起来，如同一笔浓墨重彩，涂抹在我们那已经变得灰白单调的生活画布上。　　　　
　　　　剩下的路程只在脑海里留下零零碎碎、时隐时现的记忆，多数跟声音和味道有关：米格战斗机在头顶轰鸣；断断续续的枪声；旁边有驴子昂昂叫；一阵铃铛的声音和羊群的咩咩叫；车轮压上沙砾的响声；黑暗中婴孩的哭嚎；汽油、呕吐物和粪便的臭味。　　　　
　　　　接下来我还记得的，是爬出油罐之后清早耀眼的光线。我记得自己抬脸向天，眯着眼睛，大口呼吸，仿佛世间的空气即将用完。我躺在泥土路一边，下面是怪石嶙峋的坑壕，我望着清晨灰蒙蒙的天空，为空气感恩，为光芒感恩，为仍活着感恩。　　　　
　　　　“我们在巴基斯坦，阿米尔。”爸爸说，他站在我身边，“卡林说他会唤来巴士，把我们送到白沙瓦。”　　　　
　　　　我翻过身，仍趴在冰冷的泥土上，看到爸爸脚下两边放着我们的行李箱。从他双腿间的三角形望去，我看到油罐车停在路边，其他逃难的人正从后面的梯子下来。更远处，大地在灰蒙的天空下宛如铅板，土路伸延而去，消失在一排碗状的山丘之后。有座小小的村落沿着马路，悬挂在向阳的山坡上。　　　　
　　　　我把眼光转回我们的行李箱，它们让我替爸爸感到难过。在他打造、谋划、奋斗、烦恼、梦想了一切之后，他的生命只剩下这么点东西：一个不争气的儿子和两个手提箱。　　　　
　　　　有人在哭喊。不，不是哭喊，是哀嚎。我看到旅客围成一团，听到他们焦急的声音。有人说了一个字：“油气。”有人也说了。哀嚎变成撕心裂肺的惨叫。　　　　
　　　　爸爸跟我匆忙走到那堆围观者身边，推开他们，走上前去。卡莫的父亲盘腿坐在围观的人群中间，身体前后摇晃，亲吻着他儿子死灰的脸。　　　　
　　　　“他没气了！我的儿子没气了！”他哭喊着。卡莫毫无生气的身体躺在他父亲的膝盖上，他的右手软软垂着，随着他父亲的哭泣来回抖动。“我的孩子！他没气了！安拉，帮帮他，让他活过来！”　　　　
　　　　爸爸在他身边跪下，伸手揽住他的肩膀。但卡莫的父亲把他推开，冲向跟他堂兄站在旁边的卡林。接着发生的事情太快、太短，甚至不能称之为扭打。卡林吃惊地大叫，朝后退去。我看见一只手挥舞，一只脚踢出。过了一会儿，卡莫的父亲手里拿着卡林的手枪站着。　　　　
　　　　“别杀我！”卡林哭喊。　　　　
　　　　但我们所有人还来不及说什么或者做什么，卡莫的父亲将枪口伸进自己的嘴里。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声回荡的枪响，不会忘记那一道闪光和溅出的血红。　　　　
　　　　我又弯下腰，在路边干呕。　　　　
　　　　弗里蒙特，加利福尼亚，1980年代　　　　
　　　　爸爸爱美国的理想。　　　　
　　　　正是在美国生活，让他得了溃疡。　　　　
　　　　我记得我们两个走过几条街道，在弗里蒙特的伊丽莎白湖公园散步，看着男孩练习挥棒，女孩在游戏场的秋千上咯咯娇笑。爸爸会利用步行的机会，长篇大论对我灌输他的政治观点。“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真正的男人，阿米尔，”他说，他伸出手指数着，“美国这个鲁莽的救世主，英国，还有以色列。剩下那些……”通常他会挥挥手，发出不屑的声音，“他们都像是饶舌的老太婆。”　　　　
　　　　他关于以色列的说法惹恼了弗里蒙特的阿富汗人，他们指责他亲近犹太人，而这实际上就是反对伊斯兰。爸爸跟他们聚会，喝茶，吃点心，用他的政治观念将他们气疯。“他们所不明白的是，”后来他告诉我，“那跟宗教毫无关系。”在爸爸眼里，以色列是“真正的男人”居住的岛屿，虽然处在阿拉伯海洋的包围之下，可是阿拉伯人只顾着出卖石油赚钱，毫不关心自家人的事情。“以色列干这个，以色列干那个，”爸爸会模仿阿拉伯人的语气说，“那做些事情啊！行动啊！你们这些阿拉伯人，那么去帮巴勒斯坦啊！”　　　　
　　　　他讨厌吉米•；卡特，管他叫“大牙齿的蠢货”。早在1980年，我们还在喀布尔，美国宣布抵制在莫斯科举办的奥运会。“哇！哇！”爸爸充满厌恶地说，“勃列日涅夫入侵阿富汗，那个捏软柿子的家伙居然只说我不去你家的泳池游泳。”爸爸认为卡特愚蠢的做法助长了勃列日涅夫的气焰。“他不配掌管这个国家。这好像让一个连自行车都不会骑的小孩去驾驶一辆崭新的卡迪拉克。”美国，乃至世界需要的是一个强硬的汉子，一个会被看得起、会采取行动而非一筹莫展的人。罗纳德•；里根就是这样的硬汉。当里根在电视现身，将俄国称为“邪恶帝国”，爸爸跑出去，买回一张照片：总统微笑着竖起拇指。他把照片裱起来，挂在入门的墙上，将它钉在一张黑白的老照片右边，在那张照片里面，他系着领带，跟查希尔国王握手。我们在弗里蒙特的邻居多数是巴士司机、警察、加油站工人、靠救济金生活的未婚妈妈，确切地说，全都是被里根的经济政策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蓝领工人。爸爸是我们那栋楼惟一的共和党员。　　　　
　　　　但交通的浓雾刺痛他的眼睛，汽车的声响害他头痛，还有，花粉也让他咳嗽。水果永远不够甜，水永远不够干净，所有的树林和原野到哪里去了？开头两年，我试着让爸爸参加英语培训班的课程，提高他那口破英语，但他对此不屑一顾。“也许我会把‘cat’拼出来，然后老师会奖给我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那么我就可以跑回家，拿着它向你炫耀了。”他会这么咕哝。


《追风筝的人》　塔赫里的号码小小的奇迹（1）

　　　　1983年春季的某个星期天，我走进一家出售平装旧书的小店，旁边是家印度电影院，往东是美国国家铁路和弗里蒙特大道交界的地方。我跟爸爸说等我五分钟，他耸耸肩。他当时在弗里蒙特某个加油站上班，那天休假。我看到他横跨弗里蒙特大道，走进一家杂货便利店，店主是一对年老的越南夫妻，阮先生和他的太太。他们白发苍苍，待人友善，太太得了帕金森症，先生则换过髋骨。“他现在看起来像《无敌金刚》了，”她总是这么笑着对我说，张开没有牙齿的嘴巴。“记得《无敌金刚》吗，阿米尔？”接着阮先生会学着李•；梅杰斯，怒眉倒竖，以缓慢的动作假装正在跑步。　　　　
　　　　我正在翻阅一本破旧的麦克•；汉默［1］Mike　Hammer，美国作家迈克•；斯毕兰（Mike　Spillane　1918～）创作的系列恐怖小说主角。［1］悬疑小说，这当头传来一声尖叫，还有玻璃碎裂的声音。我放下书，匆匆穿过马路。我发现阮先生夫妇在柜台后面，脸如死灰，紧贴墙壁，阮先生双手抱着他的太太。地板上散落着橙子，翻倒的杂志架，一个装牛肉干的破罐子，爸爸脚下还有玻璃的碎片。　　　　
　　　　原来爸爸买了橙子，身上却没有现金。他给阮先生开了支票，阮先生想看看他的身份证。“他想看我的证件，”爸爸用法尔西语咆哮，“快两年了，我在这里买这些该死的水果，把钱放进他的口袋，而这个狗杂碎居然要看我的证件！”　　　　
　　　　“爸爸，这又不是针对你。”我说，朝阮氏夫妇挤出微笑，“他们理应查看证件的。”　　　　
　　　　“我不欢迎你在这里，”阮先生说，站在他妻子身前，他用拐杖指着爸爸，然后转向我，“你是个很好的年轻人，但是你爸爸，他是个疯子。这里再也不欢迎他。”　　　　
　　　　“他以为我是小偷吗？”爸爸抬高了声音说，外面围满了旁观的人，“这是个什么国家？没有人相信任何人！”　　　　
　　　　“我叫警察。”阮太太说，她探出脸来，“你走开，要不我喊警察。”　　　　
　　　　“求求你，阮太太，别叫警察。我把他带回家，请别叫警察，好不好？求求你。”　　　　
　　　　“好的，你带他回家，好主意。”阮先生说。他戴着金丝眼镜，眼睛一直望着爸爸。我隔着门去拉爸爸，他出来的时候踢飞一本杂志。我说服他别再走进去，然后转身到店里向阮氏夫妇道歉，告诉他们爸爸处境艰难。我把家里的电话和地址给了阮太太，告诉她估计一下损失了多少东西。“算好之后请打电话给我，我会赔偿一切的，阮太太，我很抱歉。”阮太太从我手里接过纸片，点点头。我看到她的手比平时抖得更厉害，那让我很生爸爸的气，他把一个老太太吓成这样。　　　　
　　　　“我爸爸仍在适应美国的生活。”我解释着说。　　　　
　　　　我想告诉他们，在喀布尔，我们折断树枝，拿它当信用卡。哈桑和我会拿着那根木头到面包店去。店主用刀在木头上刻痕，划下一道，表示他从火焰升腾的烤炉取给我们一个馕饼。每到月底，爸爸按照树枝上的刻痕付钱给他。就是这样。没有问题，不用身份证。　　　　
　　　　但我没告诉他们。我谢谢阮先生没叫警察，带爸爸回家。我炖鸡脖子饭的时候，他在阳台抽烟生闷气。我们自白沙瓦踏上波音飞机，到如今已经一年半了，爸爸仍在适应期。　　　　
　　　　那晚我们默默吃饭。爸爸吃了两口，把盘子推开。　　　　
　　　　我的眼光越过桌子，望着他，他的指甲开裂，被机油弄得脏兮兮的，他的手指刮伤了，衣服散发出加油站的味道——尘灰、汗水和汽油。爸爸像个再婚的鳏夫，可是总忍不住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