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问官-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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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7月　　　　
　　　　我是上月中旬和馆中几个领导同志一同调去集训的沈从文是研究员，无领导职务。因身体关系，上星期被调回来参加学习。回来后，看过三半天大字报，才明白馆中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中央派来的工作组正确领导下，已搞得热火朝天。象我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诸同志好意来帮助我思想改造，就为特辟专栏，写了几十张大字报，列举了几百条严重错误，我应当表示深深的感谢。因为首先想到的是，一切批评总在治病救人。我若真是牛鬼蛇神，自然是应当加以扫除的。　　　　
　　　　但自然也感到十分痛苦，巨大震动，因为揭发我最多的是范曾，到我家前后不会过十次，有几回还是和他爱人同来的。过去老话说，十大罪状已够致人于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写出几百条，若果主要目的，是使我在群众中威风扫地，可以说是完全作到了。事实上我本来在群众中就并无什么威风，也不善于争取任何威风，只想在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平平实实做一个文物工作者。前十年，我的工作主要是在陈列室和库房里，就是最好的证明。痛苦的是若照毛主席所说，凡事应当“实事求是”，来作一点解释，我的神经和心脏实在不许可。因为目前低压总在110～120，高压在190～200左右。我说这个数字，年青同志目下是不会明白的，因为缺少实践经验，到将来衰老时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我只举一个例就够了，即范曾揭发我对群众最有煽动性的一事，说是丁玲、肖乾、黄苗子等，是我家中经常座上客，来即奏爵士音乐，俨然是一个小型裴多菲俱乐部。这未免太抬举了我。事实上丁玲已去东北八九年，且从来不到过我家中。客人也十分稀少，除了三两家亲戚，根本就少和人往来。来的次数最多大致便是范曾夫妇，向我借书主要也只有你夫妇。你怎么知道丁玲常来我家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别的我就不提了。即使如此，我还是对范曾同志十分感谢，因为他教育了我，懂事一点，什么是“损人利己”。可说是收获之一。　　　　
　　　　至于其他同志对我的种种揭发批评，我在此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感谢。说得对的，都要一一加以虚心考虑，坚决改正。有不对的，也值得我深深警惕，要照毛主席的指示，善于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在一处共事，虽说相处已十多年，表面相熟，事实上并不相熟。主观上我已够小心谨慎，非常怕做错事，总还难免会犯或大或小的错误，以至于比诸同志所说严重得多的错误，我深信是能一一改正过来的。　　　　
　　　　至于对馆中的事情，领导上面的矛盾问题，我历来是不大明白的……（略）同时也让象我们这种从旧社会来的臭知识分子、假专家、假里手，把灵魂深处一切胜、丑、臭东西，全部挖出来，得到更彻底的改造。在这个大革命时代，个人实在十分渺小，实在不足道！求世界观的根本改造，一定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个人一点点知识，也才会有使用机会，且不至于象三十年前从事文学创作时那么害人、误己！


第二部分　沈从文给在工厂的次子从文“文革”家书选第2节　给在工厂的次子

　　　　——1974年于北京　　　　
　　　　小弟：得长信，适二表哥正在此工作，一切有同感。因上二月以三万人大厂而言，月出车十六辆，上一月上升了些，亦只到七十辆，多可怕的现实！想起来实在不免令人痛苦。即小以知大，国内目前，由于种种原因，生产在停顿中，或近似停顿边沿情形，或将以万千计，而人数则将以数千万计也。分析说来，即由于六六年运动由“大串联”、“大辩论”发展而为“打砸抢”，再又有计划分成“两派”，以为便于收拾，直到工人入清华，占领一切，改为军管……到“揪五么六”，到今年五月新的运动新的高潮为止指当时的“评法批儒”运动。，搞得个亿万人情绪纷乱，无所适从。即在党内，也有不少上中层熟人，恰恰如过去邓小平说过的老干部遇新问题，多在莫名其妙中被揪，被斗，终于下放，复在莫名其妙中回转到北京。认了错，或不认错，官复原职。对于更新的种种，还是不知究竟要向何处走，达到终点又是什么，难于明白。“逍遥公”之增加，即由之而来。因为凡是负某一方面实际责任的人，都对于身边干部情绪的消沉，感觉到“无可奈何”，影响到生产的下降，显明不过。思想水平也在下降中，只是少有人注意到！最令人担心处还是思想水平的下降，由热情转为淡漠。但每天报上却总说是大大上升，一切形势大好。搞学习，以科学院的卞诗人为例，即近于磨日子！而学历史谈历史上儒法斗争，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处，不少文章居多是背后由教授赶任务为写成，由什么团体或个人“照本宣科”拿去教、去念。事实上，在鼓励“人云亦云”的学习作风，此外是并无其他企图的。更谈不上认真的研究和学习！反复照抄的习惯，以至于风气到了小学，红红作者的孙女沈红，当时只有九岁。一上学即写批评孔老二，这位“孔老二”究竟是什么时人，作了些什么，也一点不知道。不久又批“三字经”，三字经内容，也不明白。凡事人云亦云，亦得个“优”。作文课学校不教她们学“叙事”，作点基本功，却教写“评论”和什么“感想”。末了还是照抄，善于照抄便是“优”。更有趣是庆庆，因为事实上比黄帅高二级，书也读得好得多，早在学校即做“学习委员”！批孔批林一到了学校，她把报纸上的文章，剪剪拼拼，搞出了一篇“新作”。事先不告百科沈从文的连襟是博学的周有光先生，被他戏称为周百科。，抄好后才给爷爷看。百科反复读过后，称赞不绝口，以为又有思想，又有文才。到末后才明白是小庆庆变的新戏法，弄得一家大笑！面对一分严肃的现实，即普遍的消极情绪的有传染性的浸润扩张，许多有责的都若视而不见，却避开现实，转而来务虚，上下相欺相哄过下去，似乎没有丝毫责任待尽，日子也过得心安理得。广播大部分都以小学生为对象，安排节目，中学生教育即无由谈起。除把下放作为正面正确思想的执行，唯林反对下放。因之造成一种气氛，谁不赞同下放，即是思想上与林合流。但也还是有初中三年生，正面询问教师。张奚若一孙子十六岁，就质问过老师：“为什么同样是高干子弟，有的读完初中，即出国，为什么我们想在国内上高中也不许可？他们可出国深造，我们就得下去改造，区别是思想还是别的？”老师无从回答……就揍。另一面即不上课，居然就不了了之。不毕业也成。这自然只是一有趣小例，也依旧可以见出总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凡是从乡下回来的，都感觉到无希望、无前途。特别是无书可读。只要有点什么书读，就可以支持下去。若新书又恰恰能激发他们的下放热情，自然就更难能可贵了。可是，所有出版部门，都似乎对之没有责任。出的书或连环画，对之关心也只是对小学占大多数，对大些的人即不易起作用。八样板戏和浩然的佳作，事实上却还好，可是写的光明面和下放学生见闻矛盾太大，因此对下放中学生，也起不了什么积极鼓舞作用，甚至特别激起反感。他们要的是真正针对他们当前的苦闷而下药的作品。这里人民文学出版社，好多年来才在最近出一个报道性的短篇集刊，哪里抵事？搞文学的大都只注意到上面的意见，可不大注意到读者的情绪和要求。因此过去四十年前，一个人可以用十年功夫，把作品支配以百万计读者的感情和信仰，现在尽全国名作家的努力，加上最高的称美，面对千万读者时，还是起不了应有作用。为什么原因？似乎也从没有人思考过，并由此出发得出些新的启发，想办法来重新抓抓这个问题。　　　　
　　　　我们搞的一行，就更糟糕，全国出了快达千万新文物，直到如今，并不曾引起搞“历史”的专家认真注意过，并来好好利用它，使得新的史学研究，脱离了传统的老方法，进而逐渐以文物为重点来弄清楚“劳动创造文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提得出崭新证据。事实上，却把原有底子也快抛尽了。搞历史总得懂文献，在文献上作作基本功，一般大学生对原材料既看不懂，也不必看，只“随风转”下去。指定抄什么名专家的作品或考古报告，就已足够作“接班人”有余。长处是多善于望风承旨的搞什么“人”，却极少能懂得必需读什么书才能尽责。日子实在太容易混了，因此，上百人还另请调外面不少美工协助，改陈了三四年指大幅度改变博物馆的陈列，以符合“文化革命”的新观点。，进展可极小，重点只是抓标题上的观点，而对文物的认识，水平却极低。有搞分段这部分是我们前院那位“大专家”作的孽，训练出来的。因为一个馆归他领导业务廿年，他本人至今写个文物卡片廿个字还不知道应当如何措辞！这种人居然在唯一国家历史博物馆领导业务廿年，自己倒退休了，却留下廿卅个业务骨干命定的在作接班人。再加上新安排的外来的五处长、五副处长、五主任、五副主任、五科长、五副科长，再加五秘书，形成的多级制，大多数新来的长，却对文物毫无基本知识，来“抓思想”、“抓政治”、“抓……”。用忙不过来的各种会不断的开下去，要解决什么说不明白，能解决什么也就可想而知！这还只不过是二百干部一个小机关情形。至于大如二表哥厂子，听说加了上千新人，每天交通车上下班，必有许多人挂在车外让车带来回。生产却下降到真正可怕程度。因为来的多是干部，只能坐办公室、开会，却不能干活，也无兴趣学习干活的！　　　　
　　　　……得之佩廿一来信，说今天下午可以到京，昨天向红红一说，使得她兴奋到无以复加。过会会奶奶和红红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