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飞翔 作者:[英]维多利亚·贝克汉姆-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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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记住11月5　日。1997年11月5　日是我的朋友们都回来的一天。6　日我们在鹿特丹参加MTV　音乐奖的颁奖。前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坐在房间里，就像过去那样。开始我们把每一件事都谈了。这不容易，我们知道。但是无论有多难，我们一定要做自己的老板。我们同意立即行动。洁芮打电话给我们伦敦的律师——事实上这时已经很晚了，我们叫醒了他。
　　　　两个小时以后这个可怜的人才得以再回去睡觉。睡觉是我们5　个人能想到的最后一件事。
　　　　西蒙躺在病床上也许对我们没什么威胁，但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从私人助理到保安都受雇于“19策划”，我们不知道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我们一定要成功。我们需要联系电话、日程表。我们的手机都是西蒙给的——因此在理论上它们属于“19策划”：如果没了它们，那么我们的大部分联系电话也就都没了。洁芮的备忘记事本是我们的备用圣经。
　　　　根据安排，我们的律师一大早就会通知在伦敦的“19策划”。但是接着他们得告诉西蒙——这给了我们4　个小时，除非他们在纽约还是半夜的时候把西蒙叫醒。但是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西蒙总会打电话告诉我们的私人助理所发生的事情。他可能会告诉她们，看好你们的内裤，姑娘们，还有你们的日记、手机，以及任何其他人能拿到的东西。
　　　　我们得惩罚她一下，洁芮有这个胆量。她已经拿了卡米拉的手机，把它藏在她总是随身带的红白毛毡手提包里。不仅西蒙无法打卡米拉的电话，而且卡米拉的手机也保存了我们可能需要的每一个电话。
　　　　我们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将近中午了。现在西蒙肯定知道了。我们正在台上排练，洁芮随意地跳着舞，紧紧地抓着她的毛毡手提包，好像包里装着她世间所有的财产。
　　　　她就像一个难民。
　　　　“洁芮，”一个声音从控制室里通过扩音器传了过来，“排练要认真，你得把那个包放下。”
　　　　她没有。
　　　　“有人看到我的手机了吗？”卡米拉问道。
　　　　那时不像现在手机有不同的铃声，所以，每次卡米拉的手机响的时候，在洁芮设法关掉它之前，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就会说，哦，那是我的手机——懒得接了。
　　　　尽管紧张得不得了，那情形真的非常非常滑稽。
　　　　当我们看到平素镇定自若的两个私人助理都流下了眼泪的时候，我们知道炸弹已经落下来了。她们已经被通知走人。立刻。还有保安。谁需要他们，宝贝儿？
　　　　在化妆室，詹妮和凯琳正在纳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把西蒙解雇了，”梅兰妮说，她说话从来不转弯抹角。
　　　　她们两个眼睛里都含着泪，拥抱了我们。
　　　　“我们太为你们高兴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了解到她们也有那种感觉。
　　　　上飞机前几分钟，我们被告知我们获得了MTV　“最佳组合奖”。通常，在这些活动中，你很清楚你会得什么奖，但是，这一次我们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只是站成一圈，伸出胳膊相互搂着，我们太激动了。感觉这就像一个新的开端。它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媒体会像秃鹰一样围着你盘旋。没有“斯文加利辣哥”，“辣妹”完了。死了。他们这么说。
　　　　这是最糟糕的噩梦，但是这也是最好的时刻。因为我们拿回了从我们身边偷走的东西。西蒙·福勒总是说一个男人将会毁了这个组合——指的是来自外部的我们男朋友当中的一个。但是，开始让“辣妹”相互疏远的那个男人正是他。
　　　　因为我们在英国的日子非常有限，我们飞自鹿特丹的航班午夜以后降落在卢顿。公平地说，保安帮我们到了机场——毕竟，他们也坐那架飞机。但是我们到了卢顿以后，他们就走了。大卫正在等我，还有一个司机在那儿接其他人。其他没有一个人露面，他们像苍蝇一样飞走了。事实上，他们受雇于“辣妹有限公司”，但是他们也相信那个神话，西蒙·福勒创造了我们，没有他我们什么都不是。
　　　　因为我们的录音合同是直接和维京签的，他们同意帮我们渡过难关——“辣妹”砸了锅是他们最不希望的事。至少我们有这样的优势，即这是我们的决定，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维京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最近我们发现“辣妹”在美国的成功实际上挽救了维京。
　　　　就这样，我们到了伦敦，在我们声誉的颠峰时期，重新开起我们自己的车，寻找停车计费器和1　英镑硬币以及其他东西。这完全像做梦一样。当这个消息最终传出去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按计划继续我们的日程，以让每一个人，从赞助者到歌迷，相信一切都像往常一样没有变。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较大的障碍是“相约‘辣妹’”，这是“伦敦周末电视”的一档电视节目。幸运的是，该节目正由安迪·彼得斯制作，那时，他更像是我们整个集体的朋友——一个相当不错的家伙，他完全支持我们，尽他所能来帮助我们。上帝知道我们需要这个。我们喜出望外。
　　　　当我们到那儿排练的时候，有两张熟悉的面孔在外面等着。凡尔纳和JP，我们的保安。
　　　　“我们以为你们是不准这么做吧？”
　　　　“在我自己的时间里，没有人告诉我做什么，”凡尔纳说着，笑得像一只柠檬。
　　　　但是，凡尔纳和JP只是那些人中的两个。多数那些自从“辣妹”起步就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人都只是拥抱一下我们，说他们感觉太糟了，希望我们有好运，然后就走了。在排练时来看我们的那些人中有一个是我们的电视宣传员，尼基·查普曼（2001年，她作为“流行歌星”电视评判团的一个成员出名了）。她唠唠叨叨地说着她的感觉有多么糟，但是，我们不管。哭过之后，她就对我们说：“祝你们好运，再见。”我想说，这很公平，我们和西蒙分手了，但是，此前上帝知道有多长时间，付你们薪水的都是我们。和其他人一样，尼基可能认为，我们自己应付不了，我们不久就会回到西蒙身边，而西蒙就会因为他们不忠而解雇他们。
　　　　我们真的没料到我们会得到这样消极的议论，类似“嘿，真遗憾，姑娘们，但是你们本不该相信你们自己的那点本事的”。人们不相信我们自己能成功，不相信“辣妹”背后无人撑腰，不相信这竟然只是一群姑娘。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可是这是一群什么样的姑娘啊。尽管压力很大，但我们很痛快。我们又成了一帮。
　　　　排练结束后，我们去了律师办公室。有太多的事情要决定，太多的事情要做。虽然我们一直知道这不容易，但是我们就是不知道要做多少事情。
　　　　“你们还没有结束吗？”妈妈又一次打来了电话，看看我什么时候能回去。那天是露易丝的21岁生日，我们在花园里支了个帐篷，里面放了一些巨大的取暖器，因为天气已经开始转凉，人们也陆续到了。
　　　　终于，我可以走了。我疲惫不堪。我让我的司机打开收音机。这些年以来，我已经能够很熟练地在车上打个盹儿，小憩片刻，而开着收音机通常会有助于睡眠。尽管我没有真正在听，但我突然听到“辣妹”的字眼，就一下子醒了。这是首都电台流行音乐主持人尼尔·福克斯的声音，或者叫大家都知道的“福克西”。我们和福克西的关系一直不错，他总是给我们提供帮助，百分之百地支持“辣妹”，见面的时候我们和他相处得也很融洽。
　　　　“我们刚刚得知‘辣妹’和她们的经理人西蒙·福勒分手了。”
　　　　那正是我们需要的，我想，又闭上了眼睛。这总得发生。
　　　　只不过我们本以为这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
　　　　接下来的几天相当混乱。24小时内，我们从有一个忙忙碌碌的10个人的办公室变成了只有我们5　个。我们每半个小时给我们的律师打一次电话。我们要动脑筋拟出一些文字材料。我们尽可能地划分出不同的责任区。我负责财务。梅兰妮·C　负责巡演，梅兰妮·B　负责唱片公司事务，爱玛负责慈善工作，洁芮负责联系赞助商。
　　　　我们按部就班，努力工作，努力演出，努力去做每一件事。我们非常需要有人来帮我们，哪怕只是接电话。但是找谁呢？
　　　　当我们谈论想找的这个人时，一个名字不断地跳出来：维多利亚·威廉森。托莉曾经为西蒙工作——托莉是在曼彻斯特帮我偷偷出去和大卫度过了一晚的那个人——但是，从那以后她就去了百代唱片公司。她和我们年纪相仿——24岁——她的办事效率非常高，我们很喜欢她。那是兰种难以置信的巧合，当我们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告诉我们她的简历已经寄出去了。
　　　　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在巴塞罗那我们被外国媒体嘘下了台。我们一直说表演的时候不要录像——我是说，谁想让镜头拍下她们的内裤？但是这必须首先要告诉摄影记者，而所有这些以前都由西蒙负责的。
　　　　我记得西蒙曾经说过，从你这里拿走荣誉与给你荣誉一样快，从那以后，我始终记着这句话。巴塞罗那那件事过后，我们确实非常害怕，但是我们决不可能退缩，我们会成功的。我们其他所有的战斗中，都胜了，为什么不能赢得这场战斗呢？
　　　　回到伦敦后，我们和维京举行了第一次大型会议。他们不可能允许类似巴塞罗那的事情再一次发生。我们习惯了维京懒散的作风，但是这一次大不一样。他们吓坏了。从他们的眼睛里你能看出这一点。会议室里大约有40个人，律师、所有部门的负责人以及高级管理层。
　　　　让媒体重新站到我们这一边来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维京决定让外面的公关人员来处理这件事。他们召来了艾伦·爱德华兹，那时他正在做珍妮特·杰克逊的公关。
　　　　离开福勒以后，“辣妹”日程上的第二站是罗马。艾伦认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他向外界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