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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九章 编者: 黄树森-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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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第一个放眼世界的人,容闳是开创中国官费留学的人,只能是就近代而言,广东人早已成千累万地飘洋过海,并将国外的熏陶带回国内。广东文化是由多元素组成的,它的精义是开放、包容与融合,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栉风沐雨,熔铁铄金,陶冶锤炼而成。但就广东人的性格、精神和价值观而言,也有排他和保守的一面。勿庸讳言,广东人中有先行革命,以身许国的孙中山、陆浩东,也有崇洋媚外者;有潘光旦看到的“奋发有为”者,也有鲁迅感觉到的“懒人享富”者,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不足为奇。经典大家们各说各看的侧面,各谈各的感受,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可厚非,也正是广东文化晶体形态多个菱面的反射。
所以,我说广东文化形态是晶体的。它不是扁平体,因为它不是简单而原始的;它不是正方体,因为它不是平稳而厚重的;它不是圆柱体,因为它不是浑然而粗笨的,风云际会,它成了一块悬挂在天地间的宝石。
经典大家们给广东文化唱了许多赞歌,也唱了许多讽喻之歌;说了广东人许多好话,也说了不少不太入耳的话,值得深思。广东人与广东文化的务实精神值得肯定,但过多地偏重于实用和尊崇世俗,影响了文化精神的提升与竞进。小获辄止,小功即骄,是开放与守旧进行长期拉锯战的结果。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誓要统一全国,建立民主共和国,而他原本最信任的军事助手陈炯明却要实行联省自治,甘愿偏安一隅,反对北伐。开放改革以来,广东一些人乘风气之先,探身商海,但小富即安,终不能在时代风云中独领风骚。整个社会也表现出一不种底气不足的浮躁,缺乏深沉与静气,难有大成。我想,我们的弱点我们应该承认,不巧辩,不护短,才利于励精图治,开创新业。
《九章》里不乏岐见的经典大家们对广东文化的根的理解却是相同的。广东文化的根在哪里?在黄河文化。不论广东文化受了多少地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黄河文化的基因仍然因因相袭,代代相传。这个脉络在《九章》中是清晰的,在许多广东人的脑子里是明确的。从任嚣、赵佗、马援们带领的将士拓边,一直到南北朝、宋末、明末为避战乱的北人南迁,绵绵道路上的足迹,都牵动着黄河文化的血脉。上世纪90年代,一次我到潮州出差,与一位当地领导闲谈,我问潮州人是从哪里来的,他笑说:“是从你们家乡河南来的。”我不太相信,他又说“不仅广府人、客家人是从中原来的,我们潮州人也是从中原来的,而且来得还要早。潮州人是在东晋时期由中原南迁的。”为了证实他的话,他说到如今潮州人还保留为死者“过黄河”的风俗。头七要为死者举办“过黄河”的仪式,不到黄河心不死,“过了黄河”才是魂归故乡!这位当地领导的话,令我砰然心动。
《九章》收辑这么多经典大家关于广东的作品和言论,实属不易。但不知为什么不将郁达夫收进去。郁达夫于1926年3月同郭沫若、王独清一起来到广东中山大学教书,郭沫若于当年6月即参加了北伐军,郁达夫一直授课至12月15日始离去。鲁迅在他离去一个月后到广州。这几位大家,郁达夫在广州居留时间最长,并且写了《劳生日记》、《广州事情》涉及广东风俗及政局的文章,不知为何不予收入。建议编者在该书再版时考虑收进。另一个建议是:可考虑编一部反映解放后五十余年广东发展变化的文集,作为《九章》的续篇,名《九歌》可乎?
2006年2月15日
编者简介
主编黄树森,1935年生,湖北省武汉市人。文学评论家。1959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历任《作品》编辑组长、编委,《现代人报》副主辑,文学理论刊物《当代文坛报》副总主编、主编,编审。现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全国文学创作广东中心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山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兼职研究员,中国文联第六、七次文代会代表。著有《题材纵横谈》、《手记·叩问》等。其中,关于题材的四个基本规律论文,获广东省首届文艺评论奖;主编大型理论书链《叩问岭南》获1996年广东省鲁迅文艺奖。提出了题材主客观论、新时期以来的岭南新文化是“吸吮了市场经济元阳所爆发的新文化相变,密集着现代文明因子新派生的新文化建构”、“叩问岭南,就是叩问中国当代新文化”等理论,理论专著《手记·叩问》获2003年广东五个一工程奖、2003年广东省优秀图书奖。并于1978年,最早撰文否定〃文艺黑线论〃的理论。其后,首次引进白先勇的小说和香港新派武侠小说,1997年首次提出文艺评论的〃物化〃可操作性的理论观点。
副主编刘卫国,男,1970年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1988年至1992年就读于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92年至1995年就读于中山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2000年起任教于中山大学中文系,2005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学术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各种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多篇,出版有著作《文人心灵的历史回声》(与人合著,第一作者,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研究》即将出版。
副主编周松芳,男,1969年生,湖南人。中山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导师为著名学者黄天骥教授。学位论文《刘基研究》被答辩主席、南京师大大特聘教授钟振振先生誉为他“近20年看过的一百多部博士论文中第一流的论文”。目前,该论文已高票入选广东优秀社科基金岭南博士文库,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近年来研究岭南文化,在多家报刊开设专栏,发表各类文章百余篇,编辑出版《名家评说〈白门柳〉》,为《广东电视剧精品集成》(八卷本)特邀文字撰稿人。现为广东文艺批评家协会会员。
副主编于爱成,笔名于今,1970年10月生于中国山东,副研究员,副编审,民俗学博士,文化学者。先后任职于广东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深圳特区报社、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现任深圳市作家协会秘书长。著有《狂欢季节》、《文学的文化阐释》、《从流行音乐看中国》(韩文版)等专著。荣获鲁迅文艺奖等多个奖项。
第一章 潜伏的争议结
在中国,也许很难再找到一个地方,像广东这样充满争议。不仅普罗大众意见纷纭,就是经典大家也看法各异。这些意见盘根错节,剪不断,理还乱,已经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争议结。
孙中山指出,“吾粤之所以为全国重者,不在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进取心之坚强;不在物质之进步,而在人民爱国心之勇猛”。苏曼殊却批评“广东人有天然媚外的性质”。潘光旦表示“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奋发有为”,鲁迅却担心“革命的后方便成为懒人享福的地方”。林语堂发现“复南下而至广东,则人民又别具一种风格”,胡适却感慨“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尚且守旧如此”。陈寅恪预言“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钟敬文却埋怨“为什么偏偏生长在这文化落后、蛮僚旧邦的岭南呢”。梁启超赞美“中国人中最具美质者,唯广东人为最”,陈公博却揭露“广东的空气,充满嫖赌及势利发财的空气”。
这些争议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但似乎离今天又并不遥远。从“历史”中,我们似乎读到了“现在”。广东人确实是“奋发有为”的,广东在20世纪末打造出中国的经济奇迹,但是,“小富即安”的心理满足、靠租赁度日的兴旺发达、遍布城乡的“二世祖”现象;习惯于坐地经商、血缘经商,疏离实业和团队的狭隘务实观念;偏好于眼前发展,鄙薄务虚和长远考虑的日常性短视思维,是否也潜伏着鲁迅所担心的“懒人享福”的危机?“广东言西学最早”,广东的学术思想在19世纪曾经走在全国前列,但是进入20世纪后,广东似乎跟不上新文化的步伐。胡适的感慨并非无的放矢。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一代大儒陈寅恪曾经在广东身上寄予成为全国学术中心的殷切期望,但是,这一愿景似乎至今没有实现。广东能否担起这一期望?广东应该怎样建设自己的学术文化?广东曾经得时代风气之先,但是,广东似乎又有点像“穿堂风”,这风最后都吹向了别的地方,难道广东文化的功效,真的像余秋雨所形容的“早茶和花市”一样,只满足日常性和季节性的消耗?
不信青史尽成灰,这些话题的反思、探究、延伸,难道在今天没有鲜活的、补偏救弊的当代意义吗?
我就这样认识了广州
·龙应台
龙应台,祖籍湖南衡山,1952年生于台湾高雄,1974年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曾在纽约市立大学、梅西大学和德国海德堡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任教。她的《野火集》、《龙应台评小说》等著作曾多次再版,被余光中称之为“龙卷风”。近年来她又接连推出了《人在欧洲》、《百年思索》等作品,深受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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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到过广州吗?
这么简单的问题,却很难回答。是的,我来过三次,但是,每一次,都是因为“工作”而来,譬如演讲。有人到车站或机场迎接,有备好的车子护送,有既定的路线画好。进入一个讲堂,离开一个讲堂;进入一个酒店,离开一个酒店;热情的人们和你说话,然后回到车站或机场,离开了这个城市。
稍微多几个小时,可能会被带到重要的景点,身负“导游”任务的朋友努力地将两千年或两百年的历史在二十分钟内讲完,然后在彼此都觉得意犹未尽、万分遗憾的时候,一面说“下次再来”一面赶往机场或车站。
为了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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