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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必读的中国帝王史-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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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垣、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河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人设计起事，欲劫皇上车驾。朱元璋听了，正想杀人而找不到借口，便不问青红皂白，一齐拿到朝廷，并亲自审问，再由刑部锻炼成狱，以假作真，全部杀死。 仅此还嫌不足，凡与蓝玉偶通讯问之人，也不使漏网，四面构谄，八方株连，朝廷中的勋旧，几乎一扫而空。此次前后共杀一万五千余人，与胡惟庸案杀人并算，共计近五万人。 至此还不罢休，蓝党之狱过后年余，颖国公傅友德奏请土地，不仅不准，反予赐死。宋国公冯胜，在缸上设板，用碌碡打稻谷，以作打谷场，声响远震数里，有仇人状告冯胜私藏兵器，朱元璋把他召入廷内，赐以酒食，说是决不相信别人的谣言。冯胜喜不自禁，谁知刚刚回到家里，即毒发而死。定远侯王弼，在家里曾叹息说：“皇上春秋日高，喜怒无常，我辈恐怕很难活下去了！”这一句话，果然被特务告密，立即赐死。 这样一来，开国功臣已所剩无几，即便有几个，也早已远离朝廷，不涉政事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六人得保首领，死皆封王，但徐、常、李、邓四人都死在胡、蓝大狱之前，沐英镇守云南，总算偏远无事，只有汤和绝顶聪明，他洁身远引、解甲归田，绝口不谈政事，享年七十多岁，得以寿终正寝。 朱元璋杀戮功臣已经成了他晚年生活的主要内容，“胡蓝之狱”总共牵扯被杀的人达四万五千多人，南京皇宫俨然成了一座阴深恐怖的死亡宫殿，很多官员上朝都提心吊胆，生怕自己被什么案件牵扯而遭治罪。据说，每次上朝，官员们如果看到朱元璋把玉带卡在肚子以下，就表明皇帝当天要杀人了，一个个都吓的面无人色，两腿发软；如果玉带高挂在胸前，就表明皇帝今天情绪不错，不会杀人。“胡蓝之狱”期间，有些官员每天早上上朝之前甚至和家人诀别，嘱咐后事，如果侥幸平安归来，全家人都要庆贺一番。最恶毒的暴政是把罪犯的妻女发配给妓院强迫卖淫，使她们遭受百般凌辱。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把开国功臣杀得如此彻底的，确实应数有明一代，朱元璋从改变官制、改善吏治、严格法令、压制舆论、杀戮功臣和特务统治六个方面集中权力，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可以说收到了相当的成效。自洪武年间及其以后，明代的君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旁落过，至于燕王朱棣起兵造反，夺了他的侄子建文帝的权，对亲族残酷地诛杀，那是皇帝家里自己的事了。 至于第三点，则要计之长远，为子孙谋划了。关于这一点，朱元璋的“棘杖”之喻可谓意味深长。史载朱元璋要赐死开国功臣李善长时，太子朱标曾向朱元璋进谏说：“皇父诛杀的人太多太滥了，恐怕有伤和气。”朱元璋听了，默无一语。第二天，他又把太子叫来，将一根长满刺的荆棍扔在地下，要太子捡起来，太子面有为难之色，朱元璋笑道：“我让你拿着棘杖，你认为棘杖上有刺，怕伤了你的手，若是把棘刺除去，就可以不必担忧了。我现在诛戮功臣，便是替你把刺去掉，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的用意吗？”谁知太子却是一位饱读圣贤之书的书生，听了父亲这话，大不以为然，反而叩头道：“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这话明摆着说朱元璋是一个昏暴的君主，朱元璋大怒，当即提起身前的几案击打太子。幸亏太子在惊慌中抛出负子图，使朱元璋忆起了与马皇后背负太子同陈友谅作战的艰难岁月，太子才免遭杀戮。自此以后，朱元璋的权力“棘杖”上的确没有扎手的硬刺了。 历史的血腥至今犹能闻到，权力的“棘杖”又何曾一时光滑可手过呢？杀了近五万人来巩固皇权，试图为子孙后代削出一把可以挥压万民而又光滑可手的权力之杖，其结果怎样呢？还不照样是叔侄争位、宗室相残？还不照样是奸佞迭出、祸乱相行？孟子说：“不嗜杀者能一之。”其意是说以仁行事才能得天下、保天下。但这一万古不变的信条，在历史上实现了多少呢？ 其实，权力的“棘杖”内外都是刺，去了外刺，内刺犹在，是无论如何也去不了的。此杖弃之不得，握之扎手，就是历史，对之也是无可奈何！ 历史不是一匹驯服的马，像朱元璋那样彻底地杀掉功臣，很难维持长久；像东汉光武帝刘秀那样“以柔治国”，未杀一个开国功臣，而是与之结为姻亲，但裙带的柔情终于抵挡不住旺盛的权欲，还是招致了外戚和宦官专权的巨大弊端；那么舍其两极，取其中间，采取又打又拉，拉、打结合的办法是否可以呢？中国的历代王朝中也做过不少这样的尝试，似乎也不太成功，怎样才能避免杀戮和混乱呢？难道历史就是用鲜血和权力的“棘杖”组成的吗？
第五部分：从流浪汉到开国皇帝的宋太祖从和尚到皇帝的明太祖朱元璋（7）…（图）
皇权专制 朱元璋不仅大开杀戒，杀掉许多功臣，而且还从政治体制进行了诸多改动，采取了一系列固权措施。一是改革官制，撤销中书省编制和宰相职位，把这两个主管行政和军事的要害部门分成几块，擢升六部为一级中枢机构，各部首长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不再设立助手，而直接向各部发号施令。中国有史以来在政治上占重要位置的宰相制度，从此消失，皇帝遂在没有助手帮助的情形下，单独处理帝国事务。又把亲王派往各地监军，这样，大权就集中到皇帝一人的手中了。朱元璋对这个措施很是得意，认为是他最高智慧的结晶，可以使朱姓家族牢牢掌握权力魔杖，保持政权千秋万世。朱元璋为了防止大权旁落的确费尽了心机，他想方设法把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身上，可问题恰恰出在皇帝身上。 其二是建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施行严刑峻法。都察院的权力是纠察百官的得失，监察御史的官品虽然只有七品，但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大官都可以告，凡是大臣奸邪、擅作威福，小人构陷、扰乱视听，以及贪赃枉法，变乱祖制和学术风气等都在纠劾的范围之内。 《明律》中的许多规定，在今天看来，确实是十分残酷的，例如：凡奸邪进谗言使未犯死罪而致死的人处斩；如有人犯了死罪，有人用巧言进谏，使之免于死罪的，进言者也要被处斩；即使是掌管刑律的官员，如果听从了上司的主使，减轻或是加重了罪犯的刑罚，也要被处死，并将其妻子充作官奴，家产没入官府。对于贪污，朱元璋的认识十分深刻，认为这直接关系到政治风气乃至国家的生死存亡，他说：“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认为此弊不除，欲行善政，绝无可能。于是，《明律》规定，官吏必须廉洁奉公，即使因公出差乘坐公车，也不能捎带私人财物，附载衣服等不得超过十斤，每超过5斤打十鞭，十斤加一等，直至笞至六十。凡贪污者，至轻之罪也要发配到北方边地，如果贪污数额折价超过六十两银子以上，处以枭首、剥皮、实草之刑。其具体的做法是把犯官先砍去头，然后再剥下皮，把头挂在杆子上，把皮包上草秸，放在衙门口旁边的土地庙外，或是摆在公座之旁，其用意是警告后来的官吏，不得再行贪污。朱元璋的这一招虽不太“人道”，但却十分有效，这种法令实行不久，吏治果然有所好转。 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些官吏胆敢以身试法，1385年，有人告发二司与户部侍郎郭桓勾结贪污，朱元璋迅速查勘，追出赃粮七百万石。朱元璋大怒，把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吏全部处死。经过拷打，又牵连了许多人，最后杀人总数，包括官吏和地主竟达数万人之多。在这种严刑峻法和“运动”打击结合的综合治理下，洪武年间的吏治总算呈现出了新的面貌。 其三是对官吏实行特务统治。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本来就缺乏人权观念，但故意建立摧残人权制度的，则由朱元璋创始，即三百年间使人闻而战栗的“诏狱”和“廷杖”。 “诏狱”就是由皇帝直接指挥的皇家特务组织“锦衣卫”，后来又增设相同性质的“东厂”、“西厂”和“内厂”等非正规的司法系统，由皇帝最亲信的宦官主持。这些特务组织最初是负责监视百官动静的，只是负责调查及逮捕谋反妖言大奸大恶之人，后来发展到专门用于迫害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这些特务组织相互交错，密如蛛网，遍布全国的各个角落。这样，街头巷尾的一举一动，夫妻吵架和市井打斗，早上发生，晚上就到了皇帝耳中，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现象。 一次，博士钱宰罢朝回家，在路上信口吟道：“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对钱宰说：“昨天做得好诗！不过我并未‘嫌’你啊，改作‘忧’字怎么样？”钱宰一听，连忙跪下叩头，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好在朱元璋并不是要追究他的罪责，而是要显示自己的无所不知，钱宰才算没有倒霉。吏部尚书吴琳告老还乡，已是无所作为，但朱元璋还是不放心，常派锦衣卫去监视他。一天，一个特务向田间插秧的一个老农夫问讯道：“这里可有个退了休的吴尚书吗？”那老人措手答道：“我吴琳便是。”朱元璋得到了这一消息，知道吴琳并无异志，十分高兴，奖赏了吴琳。 大学士宋濂是著名的学者，对朱元璋可谓赤胆忠心，但朱元璋还不放心，经常派特务监视。一天，宋濂在家请客，特务竟把赴宴人等乃至菜肴全都列单汇报给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朱元璋问宋濂请客及菜肴的情况，宋濂把所请客人和菜肴情况一一据实回答，朱元璋听后十分满意地说：“宋学士所说皆实，没有骗我！”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在家生闷气，监视他的人认为有可能是对皇上不满，就偷偷地把他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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